1978年以來，大陸經濟快速發展，整體經濟規模擴大許多倍，並藉此重塑國際大國地位。然而大陸卻未遵循西方、亞洲過去的發展模式，政治改革並未伴隨經濟改革發生。獨特的「中國模式」引發中西學界討論：西方式的發展模式是否已被中國大陸顛覆？

　　就在兩岸簽定ECFA之後，剛出版「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的耶魯大學金融系終身教授陳志武，與中研院政治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吳玉山，針對大陸經濟與政治制度，以及後ECFA時代的兩岸關係等議題，展開對談。

中國崛起還是即將崩潰？中研院政治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吳玉山（右）以及耶魯大學金融系終身教授陳志武，皆認為靠大量廉價勞動力崛起的中國，面臨政治改革的需要，中國會改變但不會崩潰（徐世經／攝影）

　　問：有人說中國「大國崛起」，也有人認為「中國即將崩潰」，請問兩位的看法？

　　陳志武（以下簡稱陳）：很多學者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解讀，有很大的誤解，把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政治制度看成一種單變量的關係。

　　中國的「大國崛起」，是在人口世界第一的優勢上，以廉價大量的勞動力，通過模仿、加快工業革命的進程完成。相較於英國的工業革命，中國18世紀乾隆時代發生了勤勞革命─透過許多人販賣廉價的勞力，抵消制度不利於市場之處。當勤勞高到一個程度，它可以代替制度的缺失，這也可解釋中國這30年來的發展。

勞工個人權利 被忽略了

　　中國這30年崛起的過程忽略了勞工的個人權利，效率固然可以很高。但在下個階段，若要透過自主、創新的方式獲得進一步發展，整個制度就面臨改變的需要。

　　吳玉山（以下簡稱吳）：中國崛起只是在「補課」，以這樣一個人口大國、歷史大國，過去在特殊狀況下坐到世界的後列，現在只是一個矯正的過程，坐回他原本應該坐的前列。

　　陳：「中國即將崩潰」，是由於政治改革遠遠落後於經濟改革所產生種種問題。但我認為「中國崩潰」的機會不是太高，這些問題在未來十幾年不會使中共崩潰，但會形成壓力促使中國進行實質的改革。

　　吳：中國即將崩潰？這個問題本身有點問題，為什麼要問「中國即將崩潰」，而不問「中國即將改變」？「崩潰」指的是經濟解體或內戰，我認為中國目前不會發生。但政治經濟長期失衡所積累的矛盾、壓力，可能改變中國政治制度。

　　天安門事件時，因為東歐和蘇聯共產政權的解體，許多人認為中國的共產體制也無法維持。沒想到這廿年來，這個以消滅資本主義為主要意識型態、全世界最大的共產黨，控制發展了一個成長最迅速的新興資本主義體系。把兩種最不能想像的極端現象，放在一個國家之內，卻還能維持穩定的狀態，這是相當令人驚訝的。

中國東歐對比 過度簡化

　　陳：許多人拿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東歐的休克式改革對比，認為前者在社會穩定的基礎下獲得快速經濟成長，遠比後者以政治快速改革造成社會動盪聰明。我個人認為是過度簡化的看法。

　　俄羅斯人口有2億，中國人卻有10億，人口勞動力的數量使得鄧小平可以利用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在沿海發展製造業，讓人民嘗到甜頭後，支持政府的漸進式改革。

　　問：陳教授最近出版新書「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兩位怎麼看「中國模式」？

　　吳：今天中國的制度是走了一半，既非毛澤東式的極權主義加社會主義，也不是西方的民主法制加資本主義，而是夾在中間。學界爭辯的議題是：中國現在這個狀態究竟是殘缺的、必須繼續往西方那一端走去；還是就停在這裡，因為這就是最好的混合制度。

　　過去亞洲四小龍創造的「亞洲模式」，也是允許經濟官僚調控市場政策、有違自由市場原則，卻被認為是後進國家最好的模式。如今中國這種中間模式也冠以「中國模式」之名，被認為是最適合中國的模式。金融風暴之後，許多西方學者對這種看法推波助瀾，加上中國的自傲，許多人認為「中國模式」可以讓中國在21世紀成功超越美國。

讚揚中國模式 後患無窮

　　陳：中國模式和亞洲模式並不相同。台灣、日本都有一套政治上的制衡機制，抑止政府的權力失控膨脹，中國卻缺乏此類制衡機制。金融危機之後，過去一年中國政府的權力比起金融危機前明顯被強化。我擔心大家對中國模式的讚美，會引導中國政府權力走回七、八○年代的狀態。

　　現在害中國最有效的方法，是吹中國模式有多好；而真正對中國社會有益的，卻是那些推動中國崩潰論的學者。

　　問：劉曉波此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兩位覺得會對中國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吳：挪威選擇把諾貝爾和平獎給了一個被中國關在牢裡的犯人，劉曉波又跟天安門事件連在一起─在當時，天安門事件代表中國政府做出「我要經濟改革、不要政治改革」的抉擇。中國如果要在劉曉波事件上鬆口，一方面證明他所代表的自由民主是對的、一方面暗示天安門是不是要翻案？

　　陳：中國知識分子對劉曉波的認識，遠遠超過六四。五四運動期間的知識分子，不論左派右派，普遍存在一個盲點─不理解私有制度的經濟基礎可以保障個人自由民主的實現。劉曉波卻能指出這一點。

　　劉曉波所引起的討論，不只於六四是否要平反，而是藉此呼應溫家寶所呼籲的政治改革─理想社會是讓普通老百姓都能獲得尊嚴。透過諾貝爾獎，讓一般人知道劉曉波和他的主張、讓民主法治的知識更廣泛地傳播開來。

北京慌亂反應 令人驚訝

　　吳：中國對劉曉波的反應讓我驚訝。我一直以為北京非常熟悉國際的公關手法，想好一套說詞，但一開始北京的反應卻相當慌亂，控制媒體與網路。劉曉波獲獎，對於一個處於中間模式的國家最是尷尬。中國現在是黨國統治、卻又在乎網民和年輕人、西方世界的看法。

　　陳：中國若想進入世界舞台、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對於諾貝爾獎這種國際大事，應該預見各種可能性，事先安排各種可能的方案。

　　今年挪威把諾貝爾獎頒給劉曉波，做出一個對中國未來十年、甚至一百年都影響深遠的決定。它對中國政府如何監督媒體、處理事情的方式、民主議題的敏感度，都將產生具體的影響。

《該怎麼面對ECFA》

台灣 別怕與大陸更緊密

　　問：兩位怎麼看ECFA對兩岸的影響？ECFA簽了以後，台灣會不會因為經濟結構太過傾向中國，從此在經濟上變成中國的一省？

　　陳：簽訂ECFA對兩岸是非常好的事。台灣是小島，人口2000多萬，經濟上如果不搭上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列車、不利用地理位置優勢，讓兩岸經濟更緊密整合，台灣會失去很多發展機會。

　　要改善2300萬百姓的生活，除了把握住簽訂ECFA後的發展機會，台灣決策高層沒有其他選擇。政治的目的主要還是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福利，如果中國提供經濟發展機會，台灣不去利用，我看不出這樣的政治會是2300萬百姓所需要的。

　　吳：台灣與中國在經濟上的密切程度，沒簽ECFA之前就已經很密切。台灣出口對中國的依賴度不斷提高，最快的時間點正好在2000年到2008年民進黨執政的時候。這表示政治上兩岸關係雖然不是很好，但卻無法阻擋兩岸經濟上的持續發展，政府不做，老百姓自己會去做。

　　如果擔心台灣對中國依賴度太高而不簽ECFA，以我們現在對外投資，六、七成都去中國的情況來看，一旦不簽ECFA讓經濟關係受損，台灣恐怕支持不住。

　　馬政府對ECFA有一論述，就是我們不簽，別國跟中國簽FTA，台灣產品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力會掉下來。所以說，台灣簽ECFA的目的主要並不是為了擴張台灣商品在中國的市占率，而只是要維持產品在中國市場有與別人公平競爭的機會，以免我們產業受損。

　　台灣對ECFA的反對聲音，不只是因為有弱勢產業會受損。我們當時在進WTO時讓步也很多，當時卻沒遇到很大的反對聲音。追根究柢，簽ECFA背後的爭論不是經濟，而是政治，有人有疑慮：有沒有可能經濟依靠中國，在政治上也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但這個憂慮無法以不簽ECFA來化解。要減緩台灣民眾的憂慮，我認為一方面要與中國建立緊密的經濟關係，另一方面也要讓台灣與世界其他國家建立更緊密的經濟關係。

　　陳：不只台灣人擔心兩岸靠得太近，中國政府也擔心台灣的政治制度會不會影響中國。相對於香港提供給中國的政治模式，台灣可以提供中國更完整的民主模式。

　　吳：從長遠來看，兩岸關係愈來愈緊密很難避免。兩岸或海外華人可以一起想一件事：有沒有辦法把中國變得更好，讓中國政府更文明、減少台灣民眾的疑慮。兩岸交流的歷史中，一些突發事件常會產生巨大的衝擊，像千島湖事件讓台灣民眾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反感。

　　陳：要防止這類事情發生，兩岸應建立一套機制，降低這類衝突造成的影響。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後的下一步是中國人來台灣旅行，來台灣找到文化中國的終極型態，找到人文中國的榜樣，找到政治中國未來的歷程。

《側記》：同樣預言 大陸將變

　　吳玉山與陳志武，一位是政治學跨領域至經濟學學者，一位是經濟學跨領域到政治學學者。兩人一冷一熱，成長背景截然不同，卻在陰雨的台北激盪出既互補又衝突的火花。

　　吳玉山是政治學出身，但同時以政治經濟學見長，專長是研究兩岸關係、社會主義政經轉型等議題；陳志武恰恰相反，他學金融出身，卻因研究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自由度，進而關心大陸及新興國家的政治、經濟轉型問題。

　　對談一開始，陳志武就從經濟面切入，認為大陸經濟雖發展到現在的程度，大國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在經濟自由化有限的狀況下，政府欺壓人民的事屢見不鮮。政治追不上經濟改革的速度，終將使大陸政府產生實質改變。

　　吳玉山卻從政治制度切入，認為「大陸做為全世界最大的共產黨，卻控制和發展了一個全世界成長最快的新興資本主義體系」，這樣的體制是否能維持下去，將是全球矚目的觀察重點。兩人分別從不同的觀點切入，卻同意「大陸沒有崩潰危機」，重點只是「大陸是否將發生大改變」。

　　兩人完全不同的出身，也影響了兩人的性格與觀點。52歲的吳玉山家學淵源，父親是政治大學東亞所創辦人、知名學者吳俊才，而他本人則從台大、政大、柏克萊，一路走到中研院政治研究所籌備處主任。

　　48歲的大陸學者陳志武，出生於文革時代。外界形容他，直到1978年高中畢業為止「基本上沒怎麼在教室裡讀過書」，但從他考上中南礦冶學院以後，卻一路讀到了美國耶魯博士。他也是挽起袖子親自實踐金融理論的實踐家，創辦兩家美國公司。

　　對談時，吳玉山維持著學者的理性冷靜，陳志武卻洋溢實踐家的感性與熱情。兩人最大的衝突是在「儒家哲學是否適合輸出到全球」的討論上。許多學者認為金融海嘯是因西方太過自由，應輸出中國的儒家哲學到全球、使其成為新典範。做為旅美的大陸學者，陳志武擁抱西方價值觀、駁斥儒家適合輸出全球的看法。

　　吳玉山卻肯定傳統中國文化。他認為，儒家注重的集體意識和權威性，對於現代社會也有若干好處。

相关评论：“中国崩溃”只是一场梦！（徐湘林）
　　
从历史比较和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为理论视角，探讨分析中国30年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轨迹和实践经验。通过对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和区分，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危机是一种“转型的危机”，即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由于各种利益冲突和治理能力滞后所产生的危机，与西方社会历史上发生过的转型危机大致相似，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结构性转型的必然现象。这种转型的危机使国家治理能力受到多方的冲击，由此引发制度改革。在现实中，市场化和民主化与经济-社会转型互为因果，经济-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地引发国家治理层面不同程度的危机，但进而推动了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和转型。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和转型是对经济-社会转型的一种渐进式的、结构性的适应过程。中国并未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而是更有可能在危机-体制改革-适应的推进模式中渐进实现国家治理体制的转型和发展。
　　
　　一、 问题与理论视角
　　中国30年改革开放历经了重要的社会经济转型，同时国家治理也面临着一系列转型的危机。对国家面临转型危机的性质，国内外学者一直存在争议，对转型危机可能的后果也评价不一。其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否已经陷入治理危机。尤其是前苏联解体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由于其政治体制和结构的特征，很难摆脱像前苏联那样的“制度瓦解”。在上个世纪末期和本世纪中国成功加入WTO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很难应对市场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治理挑战，中国的“局部改革”已经陷入了“转型陷阱”。 针对这种“崩溃论”，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他们大致认为，虽然中国在政权合法性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但国家体制和结构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适应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国家治理制度，以应对日益复杂和充满挑战的国家治理问题。
　　
　　从“崩溃论”学者们的推理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主义学派中制度决定论的影子。较传统的制度主义者往往强调制度的决定性因素，而忽视制度的内生性本质和对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依赖，简单地将制度按照其理论上的效率和效能加以区分，并认为好的制度是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设计和实施的。 这种理论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有很广泛的影响，其在学术表述上的体现就是过于强调制度选择和设计的重要性而忽视改革政策和策略选择的重要性。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理论观点混淆了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的不同性质和区别。这一区别的混淆与转型比较研究主流学派的范式定势有关。即使是对“崩溃论”提出异议的一方也未能明确认识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学派大多集中在民主制度的普及和民主化转型的议题，民主政治制度作为一种预设的价值偏好和确定无疑的历史趋势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中占主流的“目的论”+“类型学”的基本分析模式。 根据这种模式，政治发展被看作是从传统的、专制的和权威主义的政治系统向民主的政治系统的平行转换，其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民主化动态的分析和民主制度巩固的政治条件。自从第三波民主化之后，转型比较政治学者开始发现民主发展和巩固的问题实际上离不开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分析的重点也开始从单一的政治民主化转向对新生民主体制的结构和治理的绩效表现方面的比较分析。如普沃斯基对东欧拉美的比较研究将政治的民主化与经济的市场化结合起来，特别强调了政治和经济转型的相互依赖性。斯蒂芬•海哥德、罗伯特•考夫曼在对民主化转型的比较研究中也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新视角。 这些研究虽然丰富了民主化转型研究的理论观察视角，但仍然没有完全跳出“目的论”+“类型学”的基本分析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主化（抑或市场化）转型因国家的更为深厚的纵向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之间差异所体现出的不同特点。尤其是将制度转型仅仅确定为两种对立制度之间取代式转型的预设前提，不仅无视不同制度下国家所具有的治理共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国家治理可以通过体制改革和体制适应来实现实质性转型的历史事实。
　　
　　历经30年的改革发展与社会经济转型的中国，到底是陷入了“转型陷阱”还是继续走在国家治理调试重构的进程中，其答案与其说在经典民主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中不如说是在国家治理实际能力的表现之中。转型国家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脱离不了国家治理的范畴。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国家治理的概念纳入分析的框架，并将社会经济转型对国家治理的挑战以及国家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作为重要的考察变量。同时，为了判断国家治理是否具有适应性，我们也有必要在理论上区分两种不同的危机类型：转型的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
　　
　　
　　首先，我们来界定国家治理的基本性质。在现代政治分析中，国家治理通常首先指国家的最高权威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分权对社会实施控制和管理的过程。国家治理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目的是维护政治秩序， 和保障政府能够持续地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 基于这一基本的定义，国家治理的绩效表现与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等要素相关。正是在这一点上，亨廷顿将国家之间的重要政治分野确定为政府安邦定国的有效程度而不是政府的形式，并将有效的国家治理必要条件确定为“具备强大的、能适应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弗朗西斯•福山把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看作是软弱无能或失败国家的存在，并主要从国家的公共行政能力以及国家职能范围和力量强度的几个维度来探讨21世纪的国家治理问题。
　　
　　其次，为了理论分析上的深入，我们有必要再来界定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危机的区别。在这里，转型危机主要是指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包括两个基本特征：1）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从而产生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2）这些矛盾和冲突不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自我矫正，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治理手段进行干预。根据这两个特征，转型危机的发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原有的经济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严重冲击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及打破了原有的经济-社会关系的相对均衡，从而在人们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中产生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在第二个阶段，当这些矛盾和冲突不能在经济组织、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得以化解时，国家干预就成为解决问题和控制危机的必要手段。而国家治理危机则是指作为治理者的政府（国家）在特定时期无法有效地对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控制和管理，进而严重地影响到政府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一种状态。国家治理的危机也包括了两个基本特征：1）其危机不是指由某些重大事件引发的政治紧急状况和不稳定现象，而是指国家治理所出现的体制性困境，即多方面的和大范围的国家治理职能的衰退和弱化；2）国家治理体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而且体制僵化自身无法进行有效的调整。根据这两个特征，国家治理危机的产生也可以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经济-社会转型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开始超出现有国家治理体制所能发挥的能力，国家治理体制的部分功能不能发挥作用，随着体制外社会压力不断增加，原有治理职能的体制性衰退，致使国家主动地或者被动地进行治理体制改革。在第二个阶段，国家治理体制在不断增加的社会压力下不能有效自我调整和适应治理功能的转型，或者在快速改革和政治重大变革中能力急剧弱化，从而出现了严重的决策权威和行政执行力的系统性危机。
　　
　　在理论上区分转型的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之间的性质和差别是必要的，因为它为我们解释和分析为什么转型的危机在有的国家导致了政治制度和治理体制的瓦解，而在另些国家则没有导致类似的事情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在更广泛的理论层面上，第三波民主浪潮以来不同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不同结果，很大程度上不在于是否产生了转型的危机，而更可能在于国家治理体制应对转型危机的能力差别和在面临治理危机时自我矫正和调试的能力差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急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能力往往会是滞后的。转型的危机如果不能及时化解或有效控制，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就可能转化成国家治理危机甚至导致政治体制的瓦解。前苏联1991年的解体正是这一逻辑的有力写照。如果反过来，国家治理能力在转型危机中仍然能够保持基本运转和自我调适，并能有效化解社会政治矛盾或控制社会政治矛盾的恶化，那么，国家治理机制就会通过自身矫正的方式得到改进和完善。
　　
　　中国30年来的转型更可能像哪一种类型？或者说，中国的转型危机更可能通过现行治理体制的调整得到控制或缓解，实现适应于中国国情的市场化和民主化的顺利转型，还是更可能转为国家治理危机（或转型的陷阱）而走向体制型“崩溃”？要得出回答就有必要了解中国转型的实质性内容及其进程，以及对中国转型的性质和危机的强度、国家治理体制的调整和适应能力进行必要的了解和经验性分析。而对西方主要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经历进行回顾比较，对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转型性质，也是十分有益的。
　　
　　概括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两次历史性转型，可以将其归纳为两个基本进程，即经济上的市场化进程和政治上的民主化进程。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深受这两个进程的影响。与其他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类似，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在市场化和民主化两个领域展开的。中国在这两个领域的转型所引发的治理危机在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是相同的，但在国家治理体制转型的路径和方式上则体现为治理适应型渐进改革的模式。
　　
　　本文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经济-社会结构性转型的跨历史比较背景下阐释中国30年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轨迹以及其面临的治理危机的性质。虽然民主化和市场化仍然被认为是转型的两个重要的考察变量，但我分析的出发点是将这两个方面看作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结构性转型的必然现象而不是价值目的。在现实中，市场化和民主化与经济-社会转型互为因果，并引发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中的一系列危机和困境，进而推动了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和转型。论文将阐释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论点：其一、转型期的治理危机是一种历史常态，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伴相随。其基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对政治结构和政府治理能力产生的冲击。其二、尽管各国转型的治理危机的原因和内容在同一发展阶段（如工业化阶段或后工业化阶段）大致相同，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形成与发展经历的差异，各国在国家治理层面上的调整可能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并不存在一种一成不变的治理模式可供后发展国家临摹。其三、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由于在发展战略选择上的变化呈现出国家治理上的显著差异。后三十年的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是从前三十年的“全能主义”向“民主法治”的治理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与中国的市场化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相伴相随，而治理危机是其直接的推动力。其四、根据中国三十年的治理模式转型的经验其发展趋势，中国转型期的危机不一定必然产生西方学术界的某些观点所认为的“制度瓦解”的结局。相反，更可能会通过危机-改革-适应这样一种渐进的循环过程重构出一种新的相对稳定的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
　　（徐湘林 1955年生，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