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不管是自主研发或是引进消化吸收都需要靠企业家，不管是在传统产业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企业家，或是在领先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或是走向微笑曲线两端的转进型的产业里创新都需要靠企业家。企业家创新会面对很大的风险，如果成功获得的回报会比较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会比较高，这是给予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必要激励。

如果这些创新成功的企业家没有比较高的收入，那就不会有人有动力去追求创新。如果不创新，经济发展就会慢。一旦经济发展慢下来，不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者是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都会变得困难重重。

共同富裕是最近的热点话题。其实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是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都在追求的。但最近社会上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一个疑问，“提共同富裕是不是要劫富济贫？是不是要大家都拿平均收入？”如果是那样，必定会影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引起了一些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疑虑。

共同富裕是不是一定要牺牲企业家精神？不见得，取决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遵循比较优势，就可以在初次分配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且能够给政府更大的空间进行二次分配。原因在于，如果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就会有最低的生产成本，并且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就会形成竞争优势。这当然就会使我们得到效率。

由于低收入者的收入主要靠劳动所得、靠就业，高收入者的收入更多靠资本收益。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创新，形成竞争优势，就可以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就会是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发展。

不仅如此，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形成竞争优势，经济发展会更快，资本积累也会非常快。逐渐地，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在要素禀赋结构发生这种变化时，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会非常快，低收入群体所拥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劳动力）就会越来越值钱；另一方面，资本的相对回报降低，富人拥有比较优势的资产的价值在下降。这会使得收入分配得到改善。

东亚几个国家在处于追赶阶段时，就实现了增长和分配的同时改善。在国内我也做了不少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地方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其经济增速会加快，收入分配也会改善，进而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这是浙江省嘉善市姚庄镇横港村（无人机照片）。徐昱 摄

再进一步，如果经济增长快，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多，并且按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就具备自生能力，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政府增加的财税就可以有更多的部分用于二次分配，可以投资于提供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教育，让他们有更高的就业能力，以及用于消除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照顾鳏寡孤独等，收入分配就能进一步改善。 

2007年之前，国内学界和政府的政策是初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这是过去的说法。过去讲初次分配重视效率时，经常用一些技术指标来衡量，认为资本、技术越密集，就越有效率。其实并非如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才会有最大的竞争力，才会有效率。

2007年初我做过几个报告，论证了按比较优势发展能在初次分配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我很高兴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就把过去的“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的说法改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基本上就是我讲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

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会发展得很快，结构变迁也会非常快，会有一些经营天才抓住结构转型的机会，再加上有新经济的换道超车给我们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去进行发明，也会有一些技术天才抓住这个创新的机会，这两类天才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超级巨富，这样会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钱对于超级巨富来讲只是符号，他们也用不完。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税收制度来鼓励富豪们捐赠，并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来尊重他们对社会的回馈，就可以用三次分配来进一步实现公平。

因此，我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创新落实十七大设定的在一次分配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把蛋糕做大的同时把蛋糕分得越来越好，然后再辅之以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等。那么，经济增长就不能只靠要素投入的低水平扩张，靠复制“老古董”的方式来发展。要发展就必须有创新，让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越来越高成为发展的主要来源。

　　问题是怎样创新？学界和媒体一谈到创新通常强调的是新发明，学术界就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创新，基本上衡量的是发明对增长的贡献。但是这样的思路与理论框架实际上是受到我们所读的主流经济学影响。我们要清楚的是，主流经济学来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是全世界最好，所以要技术创新必须靠发明。而且，发达国家的产业附加值已经是全世界最高，所以要产业升级也只能靠发明新产业。

　　众所周知，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但在增长核算时，这些研发投入并没有在增长核算里面作为投入要素放进去。所以，大家非常崇拜的TFP，实际上是在增长核算中不能用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解释的剩余项，然而，这个剩余项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发明新技术的投入所带来的。发达国家靠发明的方式来取得创新，其经济增长速度时高时低，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平均增长速度是每年3%左右，这其中人均GDP或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2%左右，人口增长为1%左右。

　　我国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还处在追赶阶段。对于追赶国家而言，创新的含义和发达国家不完全一样。因为创新无非就是在下一期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好，下一期进入的产业附加值比现在的高。

　　前面提到，在发达国家创新就只能靠发明，因为它们的技术已经全世界最好，产业附加值已经全世界最高。但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很多技术远非全世界最好，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还有不小的差距，还可以把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的来源。通常而言，这一创新方式成本比较低、风险比较小。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附加值又比我们高的产业引进消化吸收，这也是产业升级。而且这种方式通常的成本也比自己发明新产业低，风险也比较小。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用这种方式，其技术创新速度、产业升级速度都会比发达国家快，经济增速也就会比发达国家快。但是它的全要素生产率会比较小，因为引进技术，或者引进成熟的产业，一般是购买包含更好技术的设备，这些投入就表现在资本的增加上，增长核算的剩余项也就是TFP就会显得比发达国家低。

工人在智能印花生产线上生产产品。（梁孝鹏 摄）

　　我们需要打破TFP迷思，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相对高速且低成本增长的重要法宝。事实上，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年均9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有多少是靠我们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而取得的？不能说没有，但绝大多数是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仅中国是这样，日本、美国当年处于追赶阶段时，也是较快的经济增速和较小的TFP。

　　现在学界也有讨论，说我们用引进消化吸收取得技术创新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已经40多年，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551美元，马上晋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不是已经没有机会再进行引进消化吸收了？是不是我们必须全靠自己发明新技术了？是不是我们必须像现在媒体和学界常说的，要追求以TFP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创新方式了？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看我国实际经济状况是什么样。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我把中国现在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型：

　　一是追赶型的产业，即我们有，发达国家也有，但是我们的技术或产值不如发达国家。

　　二是领先型的产业，即我们的产业已经是世界第一，如家电产业、5G通讯等等。

　　三是转进型产业，过去我们很有比较优势，在世界领先，但是现在失掉了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四是换道超车型，即给我们带来换道超车机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新经济产业，因为新经济的特性是研发周期特别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我们在新经济的研发上不仅是跟发达国家站

　　同一条起跑线，而且由于其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我们是人力资本大国，有国内大市场，而且产业配套齐全，所以我们在新经济领域有优势，可以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

　　五是战略型产业，即发达国家有的技术，我们没有，但是由于国防、经济安全等原因而导致我们无法引进的产业，会被“卡脖子”而必须自己发明的产业。

　　虽然新结构经济学把产业分成五种类型，但是各自所占的比重不一样。实际上，我国经济当中绝大多数的产业还是追赶型的。例如，2021年，我们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占整个制造业的比重是15.1%，也就是还有85%的制造业并不是高新制造业，绝大多数还是相对成熟的传统产业。再如，每年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世界工业展览会，根据媒体报道，今年总共有27个展厅，每个展厅里都有中国产品，但是中国产品在绝大多数展厅里面的价格比别国产品低得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跟其他国家的差距还是相当大。因此，我国绝大多产业还是追赶型，而追赶型的技术创新的最好方式就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发展中国家取得快速发展的重要法宝。

　　同样的道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关系到我们85%的制造业，这个法宝不能丢。我希望媒体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也希望学界把这个理论框架理清楚，不然，把我们四十多年来取得高速发展的法宝、创新的法宝给丢了，就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