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国际论坛”的演讲

　　轮到我发言差不多会议要结束了，会议给我出了一个要求叫建言。在会议后面发言本来就很难，因为越在后面讲总觉得好多事情大家都已经讲过，要建言就更难了。比如刚才于建嵘教授讲问题讲得很溜，要他建言就溜掉了。对我来讲这个题目还是比较难的。我很务虚地讲一些建言。

　　第一个建言是中国的事，尤其是中国农村的事，不要首先用脑袋去想，而是首先要用脚指头去想，我们不要光用理论去思考，还要用常识去思考。我觉得当前这对中国来讲非常得重要。所谓用脚指头去想，是要有一个立场的问题。昨天听到很多基层介绍经验的时候都讲了一个“政府主导，农民主体”，政府主导跟农民主体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呢？我觉得恐怕我们讲城乡一体化，我们讲建设新农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是谁的新农村、谁的一体化？我们要走到农民的立场上去想问题，要像于建嵘教授一样地去想问题，这样可能才能把问题想明白。

　　为什么说不但要用理论去想，还要用常识去想，因为中国的事经常很复杂，用常识很容易，用理论去想就复杂了。上午讨论“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刘易斯拐点”首先一个假设是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是平衡的，所以一旦需求减少了以后，供给这一方就可以要求更多。但是中国问题恰恰不是这样，刚才已经有很多人讲了，中国马上劳动力要到9亿，我算了一下，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7亿劳动力，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咱们劳动力也许仍然是过剩的。在劳动力过剩的时候出现供给减少其实是一个好事，现在我们当然已经提出来，已经有农民工提出来要涨工资，这个涨工资并不是说劳动力供应减少而造成的，而是我们的工资太低了。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在2010年6月10日以前，中国所有地方的最低工资没有超过1000块钱的，而且这1000块钱还经常要加班以后才能拿得到。大家想一想，如果是一对农民工夫妇，大家都拿一千块钱的最低工资的话，一家可能四口人，平均下来一个人就500元，这么低的工资，再加上我们现在物价不断地上涨，大家想一想，农民工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提出来涨工资，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想一想的。

　　第二，农民工进城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讨论要让农民工进城变为市民，但是在北京，就在我们开会的前夕，有人大代表提出来，说要用一些我觉得不太光彩的手段把所谓的低素质人口排挤出去。这个事情在我们中国所谓的发达地区经常会有这样的议论。两三年以前，在珠江三角洲也发生过这样的议论，叫做“腾笼换鸟”，要把低素质的人排挤出去。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会有报应的，因为你把在这儿认认真真打工的农民工看成多余的人，要用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把他们逼走，然后人家还会回来吗？现在果然，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农民相当一部分跑到长江三角洲去了，因为长江三角洲更多的是讲新移民、新市民。我觉得这个里面，北京要这样做的话，也会有报应的。刚才也讨论过一个问题，从财政来讲，说百分之四十多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投入应该不应该。北京的高楼大厦谁建的？北京的大马路、大广场谁建的？农民工建的，在建的过程中拿了很少的工资。这些税收，这些财富都由北京来享受了，你凭什么不给他们的子女上学？而要他们回家去，让他们的孩子回家去上学，他们明明在这儿做贡献，在北京做贡献，北京不让他享受一个最起码的国民待遇，要他回家去享受，这对吗？我们中央政策讲的是属地管理，但是现在很巧妙地变成了属户口管理，本来就不对了。我觉得很多事情要用常识去想，不要用理论去想。

　　刚才汪教授也说到最担心的问题，我也最担心的，是一个大跃进式、“十二五”期间大跃进式的城镇化，我担心的是小城镇唱成空城计。刚才陈教授已经演示过鄂尔多斯的鬼城了，这种现象我觉得是存在的。除了刚才陈教授和汪教授所说的这些以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县委书记、中小城市的市委书记发现可以搞土地财政，可以搞房地产的GDP，北京去年GDP的51%是房地产，他们刚刚发现这个东西，准备大干快上，而且中央目前的调研、计划等等都是有利于这个方向的。现在刹得住车吗？这是最值得让人担心的。我们可能会这样想，用一个小城镇来吸纳打工者，我们去问打工者，说你老了怎么办，我们经常得到的一个信息是：“我老了以后存一点钱回去开一个小店。”我们想这个挺好。然后我们去建一个小城镇，回来的农民工都到这个小城镇上来开小店。大家想一想，大家都是小本生意，都是积了一点钱跑到一个小城镇去开个小店铺，除了买房以后还有多少资本，开了小店以后问题是谁来买东西？告诉大家一个笑话，下岗失业高峰的时候，东北的一个城市里面，因为下岗的人太多了，又是夏天下岗的，下岗以后都上街卖冰棍，但是很可惜，买冰棍的人远远少于卖冰棍的人。这是事实。我们现在想象当中是将来遍地开花的小城镇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谁来消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最后我还讲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的问题。中国的老龄化的问题，他的恶果一定在农村，城市是不怕老龄化的。刚才陆先生说了，说北京市的老龄化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几，16%是按户籍人口算出来的，如果加上刚才讲的800万外来人口，那都是青壮年，他的老龄化马上下降了。所以讲，只要城里面有机会腾出工作岗位来，农民一定会进城，问题在于农民都进城了，他们家的老人谁来负担？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不去关注的话，将来会是中国一个最大问题。

　　我现在的一个建言就是我们确实要踏踏实实地去想问题，要把很多的问题想得周到再周到，而且要有一定的远见。中国现在的任期制几乎成了一个鸡肋，甚至比鸡肋更坏，因为所有的官员都考虑自己任期内的事，以后的事不考虑了。任期制下要怎么解决长远考虑的问题值得思考。不管是十几五，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考虑的话，我觉得很多问题会很麻烦。如果说陆院士刚才说的2012—2013年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的话，是中国的一个大好事，给我们敲一下警钟，使我们以后的路好走一点。没有这个的话，“十二五”期间一定是大跃进式的小城镇发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