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破防

三年了，我们少说也有近百个城市的封城经验，但进入2022年以来，很多城市依然出现了不少让人痛心的情形。有长春的四岁女童得了喉炎，因为等待核酸检测结果错过了急救的机会；有西安孕妇辗转多家医院不能收治最终流产；有晋江男子外出“恶意”谋生。最近的城市是上海，东方医院的周盛妮护士突发哮喘，打120叫不到救护车，本想到自家医院更为稳妥，结果没能跨进这家医院，后来辗转道理上海仁济医院，但为时已晚，因抢救无效去世。早上资讯群里还有个信息不知真假，浦东某小区一位女士，母亲胰腺癌晚期，却不能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于是从楼上撒下了大量百元现钞，也许是祭奠，也许是愤怒。虽然这个案例不一定为真，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情形一定为真，比起生命损失，这反而可能算是不那么残忍的情形。

 每一次，人们总是责怪都封城这么多次了，怎么抄作业都不会。良善的心意可以理解，但我们可能还是要分析事情的本质。

 实际上，当上海的精准防控还很成功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上海是一个不那么好的示范。因为它不正常，它给了人们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疫情防控有那么一种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舒爽模式。好比一个公司里，大多数人虽然都能够一些时候加加班，但也希望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陪陪孩子，偶尔休个长假。但是，有一天突然来了这么个家伙，每天工作16小时，总是热情高涨、全年无休、任劳任怨。于是，我们便以这位优秀员工的标准来要求全部人员。

 所以，当西安封城，人们将西安与上海比较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我的意见是“局部的改善当然是可能的。但从哲学本质上讲，选择这一端，你就会失去那一端。即使第二三四个城市改善了，第五个还是可能出问题；即使这一次的问题都改善了，下一次还会遇到别的问题。”

 最后一句就是说上海，即使这一次改善了，下一次还会遇到别的问题。一次又一次袭击，最终它会破防。当然，上海已经非常努力，在必须选择的轨道上，上海尽最大力量坚持到了现在，而且依然在努力探索。

 那么我是指封城才是对的吗？当然不是。我是说，一种精准清零的舒爽模式是不存在的，不需要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代价，不同的是代价的呈现方式。要么是不追求清零的情况下，更多的老弱个体感染疫情死亡；要么是追求清零的情况下，产生了让人痛心不已的次生灾害。

 正是由于我们深知人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为了抵消人对执行制度的折扣影响，又常常以加码、一刀切的方式来追求制度执行的效果。这样，就医、亲人离世、团聚等个性化需求不被照顾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自己的新闻周刊专栏中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这个说法誉满天下，叫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任何一个商品，如果它的定价低于市场价格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人对它做了补贴。这个补贴的角色有时候是政府，有时候是企业”。

其实，把上面的道理扩展一下，在社会治理领域依然成立。疫情防控没有舒爽模式，如果你在封城中毫发无伤，并不是封城没有代价，而是那些因封城耽误救治失去生命的人、失去收入不能更好照顾家庭的人、生意倒闭关门解散的人、不能回家不能住店流落街头的人补贴了你。

很多人还是会认为，封城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上门送饭菜、送医药、救助流浪人员、危重患者急诊通道，都是能照顾好的，照顾不到只是因为这个城市基层政府不作为，只要足够用心，就能百分百做到。

但其实，还是做不到。即使不论现实的医疗资源、治理水平、地域文化，也还有两个从逻辑和现实无法绕开的原因：

第一，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人性。人性会麻木、会疲劳，不能长期、精确、百分之百执行。举个例子，两年来，在隔离酒店的管理中，只要有隔离酒店院内感染就是没有遵守防疫纪律，就可以追究管理责任。因为理论上，我们认为隔离酒店工作人员应当穿好防护服、严格培训、遵守防疫纪律，因此就不应该有感染。

既然我们相信以上规则，那为什么每次封城，却依然规定阳性案例到特定医院救治，或者无核酸检查报告就不能入院就诊？这就是因为，实际执行中我们知道，即使是最具防疫隔离经验的医护职业群体依然可能感染，而广大隔离酒店的一线员工实则就是日常保洁、保安等最基础工作人员就地转岗。特别是本土疫情爆发期间，大量隔离酒店匆忙启用，肯于穿戴二级防护进行一线工作的人员更是缺乏，所谓严格培训与基本医学知识其实难以讲究。事实上，据疫情初期美国统计，职业医护群体有高达20%感染。

所以，一个城市封城状态下，所有遗憾都可以照顾到，也许理论上可以成立。但事实上，只要是人去管理的城市，就是做不到，就一定会有痛心的案例。

第二，更本质的原因，从逻辑上讲，封城就是一次小型、短暂的计划经济实验。封城在发挥巨大的阻断疫情功效的同时，本质上是让人口密集的城市以计划模式运作，城市越大，虽然资源越多，但个性化需要越多，问题也越多。孕妇、透析者、复诊需求、抑郁症、团聚、老人离世、新生儿生产、流浪者。没有封城的时候，每个城市的医院都是如此的繁忙。一旦封城，那些门诊、急诊、手术室一下子如此安静，其中多少人可以等待，多少人又不能等待？计划模式本质上就决定了有大量分散的、个性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些无法满足的地方就是代价。实践也证明，一旦封城，连好好吃饭和就医都会出问题，即使是上海。

二、“总量最大“和”权责对等“

哲学上有一个很好的电车难题，就是本文最前面的图片所示意。

改动轨道，杀一个人，救四个人；

不改动，则死四个人，但旁边那个本来就不会死的人可以照常活下来。

有本书叫《陌生人溺水》，对到德与权利问题有很好的分析，我上面的图片用的就是本书的封面。

 一般而言，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对被认可的答案，罗翔也专门讲过。我以自己的理解讲述如下。对于生命，我们尊重两条原则：

第一，生命没有高低，生命不可以加总。并不是两条（或者更多条）生命大于一条生命。所以，我们不承认另外两个人的生命就可以交换我们孩子的生命；我们不承认五个杀人犯杀害一个人后，这五个人只需要选出一条抵命就是公平的。

 第二，我们不能将无辜的人置于危险。救人是善良的愿望，但是为了救人将无辜的人置于危险，这是杀人。

 所以，不应该改动轨道。

 不知道在我们这种社会教育之下，大多数人会怎么选。但一定会有一些人觉得应该选改动轨道，杀一个人，救四个人。因为，如此选择，总量最大。

 那么，我们再问，如果这一个人，就是你自己呢？你是否依然如此选择？

 当然，也许有人如此崇高，愿意牺牲？那么我们继续问：

如果这一个人，就是你父母呢？

如果这一个人，就是你的孩子呢？

 我相信到这一步，还愿意改动轨道的人就不多了。

 然而，封城的内在含义，就是改动轨道。我们牺牲了另外一些人。这些人的紧迫性可能处在不同的层面上。也许是封城后，变得如此安静的门诊、急诊、手术室里，我们不知道的其中多少是不能等待的人？也可能是那些抑郁烦躁的心理疾患者、那些要看望弥留之际的亲人的人、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迫切要回到家人身边的人。还可能是被突然制动，无处可去、无家可回的流落街头的人。

 我们改动轨道，伤害了一些人，因为我们能救更多人。这叫“总量最大”机制。这种机制下，如果你在封城中毫发无伤，那是因为另一些无辜的人承担了代价。

 我们还没有那么愧疚，没有那么自责，只是因为不是我们，或者我们的父母孩子躺在轨道上。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理解。不封城，伤亡更大啊，怎么办？

 记得我们的宗旨：“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生命是不可以比较的，不能把无辜的人置于险境。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那些原本可以看病的人应该可以继续看病，那些原本可以生产的妈妈应该可以继续生产，而那些原本疏于照料自己健康的人应当自主承担感染风险。你不能因为需要自己更加安全，从而剥夺他人获得救治的权利。

 这叫“权责对等”机制。

 我们选择的叫做“总量最大”机制，而有些国家选择的叫做“权责对等”机制。

 对于“总量最大”机制，评价该机制的成功标准就是伤亡最少。对于“权责对等”机制，评价该机制的成功标准就是代价与收益不能错位。

 三、“不减少选择“就是正当的

在逻辑上，评判一项管理规定，我们首先会看：“它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人们的选择“。然后，我们再看，它是为被增加或者减少选择的人带来收益还是代价？

比如，最近读《朱镕基讲话实录》，讲到以前粮食只能国家收购，后来我们放开了，允许私商收购。那么，这是增加了选择。也许有些人有道德洁癖，非要卖给国家粮站，没关系，你可以坚持。但你不能剥夺别的农民买粮给私商这一选择。

又比如，以前我的文章里举过一个治疗“婴儿痉挛症”的特效药，叫作“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药，简称ACTH。2011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调整激素、调节内分泌类和神经系统类等药品价格及有关问题的通知》，ACTH被限价为“5.9元/瓶”。这是一个好心办坏事的例子。限价实际上减少了选择，由于正规渠道无法盈利导致了药品的消失。当然，这个限价目前已经取消了。

而对于封城也可以如此分析。我们简单的把人们分成两种人：支持封城的人，和不支持封城的人。

 在封城状态下：

支持封城的人，因为他们原本就支持封城，他们并没有被减少选择；

不支持封城的人，因为原本可以就医、出行、看望弥留之际的父母、住店，但是现在被减少了选择。

 在不封城的状态下呢，

 支持封城的人，他们依然可以自行选择足不出户，将自己锁在屋内，或者一家人仅仅两周派出一名成员外出买菜，与封城状态下完全一致。他们完全可以自行实施与封城同等的自行封闭措施，他们并没有被减少选择。当然，由于没有封城，感染人数会更多，外出风险会更大。但是，你只要自己做好防护就好，更少的外出就好，甚至因为只有你自己封城，市场经济还在运行，外部快递可以获得的蔬菜、物资等资源更丰富、更快捷。也许你没有工资，但是封城状态下，本来你就会损失工资（体制内就业可能除外），你并没有增加损失。

 事实上，很多老外的生存主义者就是这么干的，是否封城与自己无关，他们直接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好。

 所以，在不封城的状态下，即使是支持封城的人，他们的选择也没有被减少。

 同样，不支持封城的人，由于仍然可以继续就医、出行、看望弥留之际的父母、出行住店，他们也没有被减少选择。

 但是，不封城的情况下，伤亡一定会加大。因为有些人原本就不在乎，会大胆的外出被感染，但是很遗憾，必须你自己负责，你要对自己的大胆和放纵负责。有些人会很谨慎的做好防护措施，但是依然被感染，因为你的措施还不够有力和科学，你依然要对自己负责。否则，你可以选择完全不外出，极限状况下，你有对自己采取“封城“措施的自由。但是，你没有因为自己要”封城“，胁迫他人和你一起自我禁闭的权利。

 再重复一遍，权责对等机制下，评价该机制的成功标准是代价与收益不能错位。

 大体上，在不封城状态下，可能产生的无辜情形是：有些无法自主管理的人，譬如老人、孩子，由于他们不具有对自我负责的能力，因他人的疏忽而被感染。这种情形是非常痛心的，但一般而言，这时的传染源是他们的监护人（有时也可能是工作人员），包括老人的子女，或孩子的父母，这是监护人的责任。对于公共政策而言，此时将幼儿园进行家庭教学（父母监护），老人院进行封闭管理是可行的，而且可以理解的措施。

 以上，我们主要是从逻辑上就“封城模式”进行粗疏的探讨，但实际上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疫情防控是精细的科学操作，绝非不是1就是0这么简单。虽然逻辑上我们说封城的本质可能等同于改动轨道，但绝非任何行政控制措施都不能有。是否对部分权利，如出行、探视、上学、聚会规模进行限制，限制到哪一步都需要随着疫情发展进行动态的实践探索。

 四、结语

一个国家面对疫情采用什么防治模式，表面上是政府选择的，实际上是民众主流民意的共同选择。当我们选择“总量最大“的模式时，就必然承受某些局部作出牺牲的痛苦，就一定会有特定个体、特定情形为封城承担代价。相比全局的成功，这种代价也许看起来很小，但是他的本质是这部分被牺牲的人补贴了我们。

而对于在封城中享受了补贴的人而言，下一次你是否还支持封城，仅仅取决于是否轮到你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