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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者变成官僚:中国学界的官本位魔咒
作者:魏建 | 2022/4/3 17:24:49 | 浏览:1323 | 评论:0

当学者变成官僚:中国学界的官本位魔咒

既然当官不利于学术发展,那么为什么不少学者乐此不疲?

这是因为,没有一定的“官位”为后盾,往往就没有相应的话语权,不能参与资源的分配,因此要积极地为所在学科和自己争取资源。

当然,也有学者能够保持学术研究的清醒,拒绝了当官的诱惑。

当学者变成官僚:中国学界的官本位魔咒

离学术研究渐行渐远

曾有学者感慨地说:“要是早知道当个院长这么累,就不干了。原来只当个教授多清闲啊。”其中有些无奈。中国的教育资源配置体系基本上还是依据行政一条线,拥有了校长、院长等职位,自然就有了资源配置的权力,也有了获得更多资源的机会。因此,很多学者自然而然地“研而优则仕”。学者在出任各种行政职务之前,心中多数所想的是——以行政促进学术,多数还是将学术发展放在第一位,将行政管理工作放在第二位的,认为自己本质上还是个学者,还是要把学问好好地研究下去。
  

然而,这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梦想”,学术总体上离这些院长们越来越远。不管他们本人是否愿意,一旦担任行政职务后,各种繁琐的事务就扑面而来。作为院长不仅要考虑学科发展问题,还要考虑人事、教学、创收等各种事务,更要迎接各种检查、处理各种突发事件。院长们能够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所能够做的就是将一些学术想法布置下去,自己就是“把把关”“掌掌舵”。不能否认这样出来的成果也有很优秀的,但总体上是没有他们亲自动手研究出来的成果出色。
  

曾经有相当一批中青年学者引领当时的研究前沿,各种期刊上总是能够看到他们文采洋溢、思想深邃的优秀文章。但是现在在期刊上已经很少看到他们的文章,偶尔有之也是和学生合作的。倒是在各种学术会议、教育工作会议、甚至商业性质的各种论坛上经常看到他们出席和发言。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是行政职务往往抑制了科研创造。当官肯定要面对各种行政事务,召开、出席各种工作会议。这些本来很具有发展潜力的学者,于是离学术研究渐行渐远。

中国更需要学术大师

为什么中国现在培养不出“学术大师”?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优秀的学术人才走入行政体系,将他们的学术发展道路阻断了。尽管没有统计过,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中国高校的校长们、院长们基本上占了中国一流学者的大部分,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他们不再仅仅从事学术研究,还从事了学术研究的管理工作。尽管他们的管理工作可能同样出色,但是与出色的学术管理者相比,中国现在可能更加需要学术大师。这是学者当官的第一个不利之处。
  

第二个不利之处是放大矛盾。如果说学者当官由于挤压了学者本人的学术研究时间而不利于其个人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的损失,那么由此引发的学科矛盾则是学者所在学院、高校的损失。学者做了院长、校长等后,为自己的学科和领域争取学术资源是自然的倾向。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肯定会引起其他领域和学科的不满,很多矛盾因此而产生。恩怨交织之下导致校内学术合作难度远远高于校际之间的合作难度,这也成为了困扰高校发展的一个顽固性较强的障碍。既然当官不利于学术发展,那么为什么不少学者乐此不疲?这是因为,没有一定的“官位”为后盾,往往就没有相应的话语权,不能参与资源的分配,因此要积极地为所在学科和自己争取资源。当然,也有学者能够保持学术研究的清醒,拒绝了当官的诱惑。
  

然而,优秀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优秀的管理者。学者的优秀标准和学术管理者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差异。不擅于管理的学者,将会导致学校、学院一团糟。这可能是学者当官的第三个不利之处。“术业有专攻”“分工出效率”的基本原则,为什么一到了高校领域就被忘记了呢?

让教授安心学术发展

那么,怎么改变这个现状?解决思路实际上很简单,那就是让学者成为学者,让学者的学术性更强一些,不要求他们担任行政职务,让他们专注于学术发展。在海外学者甚至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中,很少有担任所在学院或者学术机构负责人的,他们名片基本上只有一个教授或者博士头衔。他们基本上只担任教职,较少担任行政职务。在美国高校中“faculty”和“staff”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院长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筹款,为学院发展争取各种资源,院长职位并不一定由教授来担任。但是资源分配却是由教授委员会决定的。
  

有鉴于此,在我国要让教授安心学术发展,而不是非得去挤当官的独木桥,就要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组织上在选拔干部时尽量不要再坚持“研而优则仕”的原则,尽量少干扰学者的学术成长之路。应选择具有管理才能的人才担任学术组织的管理者,并且要求任职期间的专业化。二是建立制度确保学者们具有学术资源配置权。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都需要相应的资源支持,学者们对于资源如何才是最优配置无疑有着最大的发言权。现在高校的管理者本身也是学者,二位一体来进行资源配置,由此也就出现了上述不利局面。因此要分离二者的职能,设立教授委员会等类似组织来决定资源的配置,院长等的职责主要是向外部争取资源而不是分配资源。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改革就是要破除制约我们发展和创造的障碍。中国的大学要具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要成为中国创造的主力军,那么就要采取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在既得利益的制约下只满足于修修补补。清除“官本位”对学术的侵蚀,高校“去行政化”就让我们从学者不再当官做起吧。

 

辛可:中国知识界已经官僚化黑帮化

以我的观察,现在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尽管个个装的很斯文,都是正人君子,其实很多都是口是心非,是标准的假货和水货,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伪知识界与伪知识精英。我写《斯文扫地》,就是要撕下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遮羞布,扒光了给大家看,到底是什么德行。为什么我可以写这本书呢,因为我就是这伪知识界中的一员,精英算不上,我也是个伪知识分子啊。我今天到北师大,跟同学们交流,就是代表中国的伪知识分子来向各位报告,让大家看看,我们都是些什么东西。

那么什么是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它归结为四化,就是官僚化、帮派化、货币化、剽客化。我们小时候一直被灌输一种东西,就是要好好学习,为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几十年了,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不敢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最发言权的是贵校的董藩教授。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中国的知识界和知识精英,是货真价实的实现四化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官僚化。在《斯文扫地》里我说过,中国的学界就是官场。如果大家稍微留意的话,发现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界特别好玩,绝对是中国特色。你会发现,在许多专家教授的名片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各种头衔,实在写不下,就写在反面,最让人惊艳的是,教授、研究员后还来个括弧,写着XX级或相当于XX级,如此等等。虽然“学成文武艺,贷于帝王家”是中国的传统,可毕竟那时候社会分工不充分,读书人除了走仕途,实在也没有别的体面的饭碗。现在社会分工如此明显,社会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很多体面的饭碗,还要括弧后来个相当于XX级。但凡有点成就的学者,很快就把学问丢在一边,先弄一个帽子戴上,从此每天琢磨如何让帽子更大、更威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在中国的各种象牙塔里,最威风的莫过于各种老爷,学究们只能靠边站,他们真正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权利和学术资源。只有头上有个乌纱帽,才能弄到大把的资源,把自己打造成各个学科的泰斗和掌门人。在这种气氛下,谁还愿意老老实实坐冷板凳呢?

当学者变成官僚:中国学界的官本位魔咒

与之相反,官场上又是另一番景象,官员们喜欢在XX级后边加括弧相当于教授,中国的知识界是教授后边加括弧相当于XX级。余秋雨先生都名满天下了,我看见他在电视上还动不动自称是正局级干部,原来盛名天下尚不及正局级的大帽子唬人。这似乎很符合中国人所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难怪蒲松龄先生都71岁了,还要为小科长的位置奋斗不息;国家级风流才子唐伯虎为了名片上能加个括弧,甚至铤而走险玩高考作弊的把戏(有人说他是被冤枉了)。风流夫子孟浩然也要跑到长安城钻营,好不容易见到皇上,吓得爬在床下不敢出来,弄得非但不风流,简直是斯文扫地。在所谓的象牙塔里,装满了各种型号的老爷,他们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力,呼风唤雨、风流潇洒,似乎在为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昭示着奋斗的方向,坐冷板凳过时了,搞个乌纱帽才是人间正道。弄成这样,学术的自由与价值也就不用再提了。据说曹禺先生晚年追悔不已,跟他的老同学钱钟书等相比,自己碌碌无为混了几十年,荒废了老本行。可如果曹禺先生再生一次,故事会有第二个版本吗,我看不会。

伪知识精英的剽客化。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此剽客非彼嫖客。嫖客是搞了人家要买单,也算是公平交易,剽客是偷了人家的,非但一毛不拔,还要贴上自己的标签。如果把剽客误读为嫖客,实在太影响古今中外嫖客们的声誉。眼下的伪知识界,真的有点像是剽客横行的时代。大家上网搜索一下,知识界剽客数量之巨、程度之高,足够让大家叹为观止。其中不乏文化名流、专家教授,甚至大学校长,至于那些小剽客,更是星罗棋布、不可胜数。中国如果指着这些大小剽客来创新技术、振兴文化,甚至获诺贝尔奖,真是千古笑谭。剽客们的作案手段很多,不妨在此列举一二:

一是肆无忌惮地抄袭别人的作品,或在原作基础上重新演绎一番,或直接抄来为我所用,把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大家到网上搜一下就会了然,一定能大饱眼福。

二是雇人写作,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俨然是某某行业的专家和权威。被雇佣的人良莠不齐,水平总是有限,其作品价值可知。很多人不学无术,却著述等身,都是得宜于剽客的作为。

三是找个题目,连哄带骗从国家弄到银子,指挥学生和门人干活,以第一作者自居。象牙塔里的学术带头人,不少就是这样的货色。其行状有点像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学生和门人不干也不行啊,除非他不想毕业了。

四是充分发挥新传播技术的功能,七拉八凑,动不动就搞出所谓煌煌巨著。文老师就是这样的模范。以前编一套辞书或大典,得集合成千上百顶级的知识分子干上好多年,现在洋洋千万字的作品,有几个高中生、几台电脑,几个月就搞定了。编辑《四库全书》差不多用了十年功夫,倘若国家级大才子纪晓岚先生地下有知,是不是羞愧地再死上一次。跟文大师比,纪晓岚先生也太没才、效率太低了吧。

苏轼说:“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剽窃别人为最大耻辱。可为什么当下的中国会突然涌现出如此多的剽客?原因无他,大家都不愿坐冷板凳,不学无术,不做剽客又能如何。再说大家都很忙,没时间料理学问,但为了升官发财、装点门面,又需要学术作品做装饰品、当台阶,剽客横行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做剽客多少要承担道德的压力,可跟名利地位相比,这点压力又算得了什么!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何况当剽客可以换来颜如玉和黄金屋,何乐而不为呢。

伪知识精英的帮派化。欧阳修是宋代的大学问家,个人以为,在所为的唐宋八大家里,他的文章当拜第一,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朋党论》,大意是君子结为朋党,是社稷之福。如果欧阳修活到今天,看着正人君子结帮拉派,江西征地补偿标准,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兴趣写一篇《帮派论》。现在的伪知识界,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民间社会一些帮派的弄法,呈现出帮派化的倾向。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现在的文化思想界这么热闹,就是出现了很多圈子,类似旧社会的帮派,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凡是不论是非,只要是自己一伙的,就极尽吹捧之能事,各种肉麻的大帽子往上堆,能想到的形容词一个也不放过,丝毫不考虑别人屁股的承受能力。给大家举个例子,易中天先生出了个全集,把那些说书的东西编到一块,青年领袖韩寒说,易中天真能憋,以他的成就,到现在才出全集!其实韩老师忙着玩赛车,没有好好读书,比易中天还能憋的人多的是,比如钱钟书先生,到死都不愿出文集。既然韩寒先生拍得这么起劲,易教授自然也要拍回去。为何,大家都是一伙的嘛。对于不是自己一伙的,就另当别论了,不但口诛笔伐,而且动不动要操别人的妈,甚至动手打人,满嘴脏话,不共戴天。这种不论是非,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的玩法,不就是过去的黑帮吗?有人说现在中国的文化界严重分裂,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不讲是非。

当学者变成官僚:中国学界的官本位魔咒

在学术教育界,更是这样,出现了各种小圈子,为首的说文明点就是学霸,头上顶个官帽子,门生故旧控制着各个关键岗位,各种公共资源和学术资源一把抓,俨然是某个专业某个行业的地头蛇,南霸天。你想在这个学术领域发展,对不起,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拜学霸的码头,加入我们的团伙,否则你别想拿到任何资源。就算你有点成就,我们也会群起而攻之,把你消灭掉。这些学霸和团伙控制着大量的经费和项目,号令天下,跟民间社会的帮派有什么两样。很多很优秀的学者,包括在国外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学者,为什么在国内就玩不转,没人待见呢,原因很简单,你没拜码头,你不是我们一伙的,想在我们的锅里分一杯羹,没门。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特别是北大清华这些重点大学,这种现象有没有,我想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怕说出来以后没法混,就只好到此为止了。如果不打破这种帮派化的学术圈子,合理的分配资源,我对中国学术发展没任何信心。

伪知识界与知识精英的货币化。在《斯文扫地》里,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当小人是生意,做君子也是生意;革命是生意,反革命也是生意;骂人是生意,被骂也是生意;标榜爱国是生意,做汉奸也是生意;衣冠楚楚是生意,袒胸露乳其实也是生意;做小鬼是生意,当钟馗也是生意。

总之,一切都是生意,说得文明点,就是一切都被货币化,包括文化、学术、我们的良心都变成了人民币或美元。文化也好,学术也罢,不管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实都是为了钱。跟失足妇女一样,我们也是出来卖,只是卖的东西有所不同而已。儒家讲“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玩意都过时了。职业操守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在物质欲望前溃不成军,大家集体向孔方兄投降。当知识分子放弃精神追求,而选择以满足物质欲望为己任的时候,实际上真正的知识界也就轰然垮塌,只留下一个伪知识界来支撑门面。

有件事我觉着特别好玩,就是易中天先生在各种场合,动不动就讲自己“站着把钱挣了”。就算他确实站着把钱挣了,有必要反复向全国人民强调这个吗?如果我可以全国人民的话,我想劝易先生一句,我们都知道你站着挣了,以后别再叨叨这件事行吗?只有曾经穷疯了的人,才整天显摆这种东西。话说回来,跟很多伪知识精英相比,易中天这样做,起码还比较真实。很多人明明站着、跪着、躺着把钱挣了,还标榜自己视金钱如粪土,装得挺像正人君子。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发财致富,知识分子就应该过得体面些,但我觉着衡量一个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不应该是站着或躺着挣了多少钱。为什么现在连煤老板都看不起我们,原因无他,跟人家拼谁站着或跪着挣的钱多,人家能看得起我们吗?如果把文化、学术、良心、尊严都货币化了,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谁还愿意在象牙塔里,坐在冷板凳上做学问呢。

最为可悲的是,就连宗教信仰也呈现出货币化的倾向。在《斯文扫地》里,我把他总结为主持老板化、和尚白领化、寺庙企业化、神仙货币化。其实就是一个字,钱。也许只有在中国,寺庙可以出租、搞各种公司、甚至搞连锁,完全变成经营机构。各位如果想创业的话,搞个寺庙经营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也不影响大家的生活,照样可以喝酒吃肉、当官发财、交女朋友,甚至娶妻生子、养小三。你看那些主持的派头、说话的口气,不就是一个个大老板吗?最逗的是,在中国各种神仙都被货币化了,神仙变成了产品,成为某些人赚钱的机器。如果释迦牟尼自己要被上市,变成股票,会不会后悔千辛万苦搞这么个东西出来。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既然一脑门子发财的思想,你还出家干什么?看着那些顶着各种官帽子、一门心思升官发财的东西,你不觉着很好玩吗?我实在想不明白,对着那些被他们货币化、用来买钱的神仙,他们心里没有丝毫的畏惧之心吗?当神仙都变成人民币、美元的时候,你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还能有什么指望吗?而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知识精英,事实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种种绝不是中国知识界的全部,我已说过,除了这些活宝伪精英,知识界也有很多踏踏实实干活的人,他们是中国的希望。等中国的老百姓厌倦了活宝们的表演,他们的道德才华终将绽放出来,那将是中国知识界另一个光辉的时代。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我也抱着与萧伯纳先生类似的期待,也充满信心,毕竟我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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