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日前公布“973计划”2011年项目立项清单。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973项目”中,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其中,项目首席科学家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的共计16项,首席科学家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当职务的共22项,而由一般教授(研究所、中心负责人不计入行政职务)承担的只有25项,部分教授此前也担任过行政职务。
这样的项目分布情况,与此前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第一获奖者,90%以上有行政头衔,新增两院院士80%担任行政职务,100位国家教学名师中有20位校级干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这无疑体现了行政力量在教育、学术领域的强势地位。而相比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来说,“973”首席科学家的评定,对行政力量的不回避,要“更牛”一筹。
不妨来看一下何为“973计划”?此即1997年由中国科技部组织实施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据有关资料,该计划鼓励优秀科学家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重点领域,瞄准科学前沿和重大科技问题,开展重点基础研究;体现国家目标,为解决21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为了实现上述计划“目标”,该计划规定,973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专家组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对项目的执行全面负责。项目建议首席科学家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
依据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确认一个事实,即,与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不同,973计划对首席科学家的精力,有明确的要求,也就是说,不管科学家本人有多高的水平、曾经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只要主要精力难以放在项目上,将不能聘任为首席科学家。
对照这一规定,就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这类校级领导担任首席科学家,能保证70%的时间,投入项目工作吗?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能保证70%时间投入项目,不就意味着只有30%的精力投到行政岗位?难道当好一所大学的校长,只需要30%的精力?
其实,这是一个不需要调查,就可以得到答案的问题。不用说大学校长,就是一名二级学院院长,要将70%的精力全部投到项目中来也难,假定其行政任务并不重,但在科研之外,他还有教学任务,给本科生上课,带硕士和博士。作为大学校长,既要承担管理一校的行政工作,又要带硕士、博士,还要当首席科学家,除非他们是超人。此前,有大学校长在论坛上抱怨中国大学校长最累,这就让人不解,既然大学校长已经很累,怎么还有精力去申请成为首席科学家呢?
大学校长担任首席科学家,当然对其本人有好处,既有“首席科学家”的声誉,又有项目经费的实惠,但对大学和科学研究来说,能够得到的结果,不会超出大家的想象之外。其一,校长只不过是“挂名”首席,以自己的学术江湖地位和校长身份,获得“首席”之后,项目的开展,就交给其他人打理,这就如大学的挂名导师,导师们招来学生,具体带教则交给副导师。其二,校长精力分散,该做的校长工作没有做好,而本人承担的科研项目也可能立项时雷声大,结题时下点毛毛雨(包装成果),浪费科研经费,但就是如此,校长还可以“首席”+“校长”的名头去获奖,以及再去获得新项目。事实上,就当前的大学管理而言,抛开利益回避不谈,仅从校长岗位的要求看,根本不允许校长心有旁骛,更别提用70%时间去做科研。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担任校长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可以说,由大学校长担任“首席科学家”,有百害而无一利,既是对大学的不负责,也是对科研的不负责,而且败坏学术风气,加重学术的行政化。行政官员动用权力为自己捞取各种教育利益和学术利益,形成“挂名立项、挂名成果、挂名获奖”的学术链条,只见权力与利益的交换,不见对真实学术的追求。我们在这里煞有其事地讨论精力分配,可在大学里,绝大多数人过半的精力,其实用在折腾中,前不久有报道称有教授一年填写了47个表格,仅填报就用了3个月时间,平常的状态是,不是开会,就在去开会的路上,连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进实验室,也记不起来了。
回头再来审视“973计划”对首席科学家的相关规定,应该说,如果严格执行规定,基本上排除了行政官员再当首席科学家的可能性,除非行政官员弃官从学,然而,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副部级校长、正厅或副厅副校长位列“首席”,表明规定根本没有严格执行,“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变为了“一般不执行”。从中可见,行政力量对学术资源的操控,已经到了不顾基本规定的地步。宏伟的科学计划,能起到怎样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笔者看来,中国大学要启动去行政化改革,比取消行政级别更重要的是,明确规定任何学者(哪怕是院士)担任校长之后,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此可让校长真正走向职业化,从而让大学实行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分离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