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如果计算平均生育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来对比在全球养孩子的难易程度，中国的这一倍数为6.9，在全球仅次于韩国，高于众多发达国家。

“这一倍数差异主要源于多数国家对于降低生育成本有充分的政府补贴，教育和房价的负担也相对较低。”梁建章强调，不仅生育成本过高、中国女性还要付出时间和机会成本。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加之房价、教育等一系列原因导致中国人的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

对此，梁建章，任泽平为首的育娲人口研究相关专家呼吁，全国层面应尽快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其中，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这三项措施，是最重要的鼓励生育措施，能够大幅降低养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总共需要的财政投入占GDP 的 5%左右，但生育率可以提升50%左右，每年能多生500万孩子。

此外，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引进包括外国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推广混合办公，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允许孕育辅助生育技术等，也能不同程度地提高生育率，并有助于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减轻女性的生育负担。如果都能实施，生育率预计可以提升13%-19%，每年多生约130-190万孩子。而高考和学制改革这项措施，包括普及大学教育，推迟普职分流，在梁建章等人看来，既是最有难度的，但也可能是最有效的，如果政策落实的力度和广度足够，最高可提升约30%生育率，应作为长期改革的目标来奋斗。

“最高每年近1000万，虽然是基于养育成本降低幅度进行估算的，但我们应该敢想敢做，尽快推出全国性的减轻生育负担的措施。”梁建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