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证券交易,投资和投机可谓密不可分。
按通常习用的语义,投资是正当和稳当的;投机则饱受各种各样的负面指责,包括道德上的不可取。且来看这个例子,杨某靠证券买卖来谋生和盈利。当他只是“杨十万”时,人们不屑地叫他为倒爷或赌徒;当他赚了点钱,成为“杨百万”时,人们称他投机客,有些酸溜溜的;要是他变成“杨亿万”时,人们就来恭维,把他誉为“投资(银行)家”,艳羡之余,甚至有可能邀请他当政治家,送上政协或人大委员之类的头衔。其实,一直以来杨先生干的是同样的事。
如果市场合规而个人合法的话,投资和投机的确难以分清,而分清两者的益处其实也不大。若一定得区分,笔者以为,还是凯恩斯的意见比较确切。凯恩斯认为,从收益的结构来看问题,投资者的主要着眼点是在股利分红,那是投资;要是他的主要着眼点是在股价波动,那就是投机,如是而已。从美国近百年的历史,股票市场的年收益率为9.1%,刨去交易、管理等的费用,年收益率在7%左右;扣除货币贬值的因素,税前的实质回报到了5%,你就该满足了(且不谈税收,国内还没有开征资本利得税)。不妨自问,你希望得到5%的平均股票收益,全部得之于分红的收入,那你就是投资客。如果你期待的收益来自于股价的波动,那就有投机的成分;要是你对投资回报的期望超过5%, 甚至超过了9%,那么投机企图心就已相当明显了,至于企图能否得逞,又当别论。目前在股市里随波逐流的大众,有多少是安于5-7%的回报率的?
解释了“赌”这个不堪的字眼后,再来谈谈为何投资股市如同你是在和投资大众的“对赌”。从上可知,上市公司——证券投资的对象——长期平均的年产出是9%,政府、通货膨胀、专业操作(理财人员、金融中介、信息系统等等)有分配的优先权(比4%只多不少),所以投资人合理期望的实质回报应该在5%或以下。如果你要求超过此数,就只能从其他投资者那里去争夺。简言之,这是一场以5%为基数“零和博弈”。谁想胜出?必须“以天下心为心”——了解其他投资(投机)人的心态和动向,并先走出半步,超前哪怕只是一步就有可能走过了头。
这里借用凯恩斯的“投资股市就像选美比赛”的比喻。比赛的规则是这样的:在数百个候选美女中挑五名。如果你挑中的名单越接近最后胜选的五个人,就赢得越多。因此,姑娘是不是真的漂亮,不重要,谁又能说得清呢?其次,你认为谁真漂亮也不重要,多数人不认同,你的观点就是白搭;别人的观点有点重要,假如他们构成了压倒性多数的话。问题在于,你在事前怎么能够确知他人的某个选择是压倒性的呢?这就到了博弈最难的关键:需要你推测其他人是怎样估算你的观点的,每个人都需要做这样的推测。当人们相信别人将如何选择和行动的话,他就会抱薪助焰,跟着押上自己的一票。于是就有了所谓“造势”:旨在扭曲的引导下愈演愈烈的正反馈。做个大家熟悉的类比,当“超女大赛”如火如荼展开后,全民掀起热潮。此时谁唱的“真正地好”已无关重要了,李小姐的粉丝或张小姐的粉丝会开动,想方设法告诉大众,其偶像的人气已明显占了上风,忽悠大家跟着投赞成票。推波助澜之下,粉丝的偶像果然会占鳌头。
“超女大赛”和“全民炒股”虽然都是市场行为,都受青铜法则宰制,不过“超女”的造势是通过“一人一票”(实际上是“一部手机一票”外加上一毛钱的短信发送费),在手机面前“机机平等”;而股市的造势则是“一元一票”,在金钱面前“元元平等”。散户是人多(钱少)势不众,要影响大市的走势,可能性几乎没有。散户所能做的只是, 1、 “透过现象看本质”,尽量避免被扭曲受误导; 2、 “理性”地推测什么是压倒性的意见表达,也就是所谓的市场走势,以期因势利导。
然而要获得这样的“理性”,对常人而言极为难得。经济学和金融学抽象地假设,每天收市时,价格都处于“均衡”,似乎总是 2+2 = 4。如果昨天的价格为3,那说明昨天是 1+2、2+1、或者 1.5+1.5……;明天的收市价格即使是5的话,原因也只能是 2+3、3+2、或 1.5+3.5、-1+6 之类的。因为,人既然是“理性”的,其行为基本是“逻辑”的,那2+2 除了等于4,就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但是,这种“理性”假设和我们在市场上观察到的,却是大大地相左。
市场里观察到的经常是,2+2 = 3 或 2+2 = 5,甚至2 或6,经济金融学的通行理论却自圆其说,认为它们都是2+2的均衡价格。
在证券交易市场,毛病就出在等号上,这个“=”,是对“基本事实的诠释”,再加上人类的情感欲念的混合物。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导致更偏颇的2+2 = 7(“贪婪”的结果),或者2+2 = -1 (“惧怕”的结果)。诚如投资大师巴菲特所说,贪婪和惧怕是传染力极强而毒性剧烈的人性通病。尽管人类在科技上的进展神速,在“对赌”的管理控制上却不见得高明了多少。 2008年七月前的“2+2 = 10”一变而到2008年九月以后的“2+2 = -5”,便是令人莫奈其何的例证。
怎么会产生如此的结果?不少领域,比如进化伦理学、文明考古学、实验心理学、脑神经认知科学,以及正在兴盛起来的实验经济学和金融行为学,等等,都在积极探索,为什么一个致力于自利追求的个人却不能持续达到其自利追求之目的,特别是在群体行动时——股市交易是其中最显著的一类——往往会导致鲁莽灭裂的“集体不理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