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myDL
转载：IdeaIsland
精英体制（Meritocracy），即通过教育体系选拔优才，能者居上，奖励个人才能与努力的社会体制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信仰。精英体制强调个体克服困难不断进取的力量，但真是如此吗？
David Labaree是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终身荣誉教授。2018年退休后，Labaree教授非常坦诚地审视了自己在美国精英体制中的典型经历，从不同的视角叙述自己的故事。
他指出自己的成功既靠努力，也离不开运气和家族传承的社会与文化资本，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反思精英体制游戏的导致的不公平。
美国精英体制内的玩家惯于讲述自己向上攀登的人生。比较标准的版本是讲讲自己在逆境中的坚忍不拔——克服障碍、磨练技能、努力工作，最后将自己带到了“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一旦你在职业金字塔的塔尖站稳了脚跟，这个关于美德与回报的故事就是那么地顺溜。它让你感觉良好（“我得到了我应得的”），它也让他人感到放心（“这个体制真是好！”）。但是你也可以讲一个不同的故事，关于你的运气而不是勇气。这个故事的推动性力量不是你的技能和动机，而是你出生的那个快乐的环境，和那个对你非常友善的社会结构。作为例证，我想讲讲我在美国高度分层的高等教育界一路走向巅峰的故事。我在斯坦福大学得到了一个非常棒的教授职位。我是怎么做到的？我打算讲两个版本：一个是我的奋斗，一个是我的运气。前者让我更舒服，但后者让我更真实。
1950年代，我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中产之家。我年幼时瘦弱害羞，不擅长体育，所以做个好学生是我生活的主旋律。在小学高年级，我成了学生会主席和安全检查官。进入中学，我继续当着模范学生，最后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以优异成绩毕业。我本科进了哈佛大学，专修反战政治。那是学生运动组织非常活跃的年代。我参加了两次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年会，还写了很多批判哈佛精英主义的文章。1970年我获得了社会学学位，但是没工作。社会学怎么找工作呢？我最后又回到了费城，在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弄到了一个职位——先做公共关系（就是接待来访学生团），然后又做银行关系（就是各种拜访区域内的银行）。我突然从一个热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激进学生变成了穿西装，读《华尔街日报》的银行从业人士。这份工作让我租得起公寓，从家里搬出来，但是这工作不适合我。我们Labaree家的人不干金融业。熬了四年，我带着满满的厌恶辞职了，又去了一个郊区报纸做记者，也不喜欢，然后又神差鬼使地找了一份教学工作。我在报纸上看到了Bucks郡社区学院在招聘，就投了三个职位：行政管理，写作教员，社会学教员。我当上了社会学教员。我挺喜欢那份工作，但意识到了我必须取得研究生学历才能得到全职的教职，所以我又申请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念书。进去之后，我决定念到博士，所以就一边兼职教书，一边读博。1981年，我的博士论文快写完了，我开始申请大学教职。当时我没意识到市场那么差，找工作要找整整四年。第一年我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那个地方太差了，我决定留在费城继续做兼职教授。到了第二年春天，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拿到了一个教授社会学的一年期合同。到了秋天，我疯狂投了60份申请，拿到了四个终身教职的面试——耶鲁大学、乔治城大学、辛辛那提大学和Widener大学。
但给我工作的是我最不想去的Widener。这是一个在费城郊区的不怎挑生源的小型私立学校。博士毕业三年后，我发现自己处于精英体制的最底层。我一边去上班，一边骑驴找马投简历，一边疯狂写文章，打算“写”出一条路。我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又向耶鲁大学出版社提交了一部出版计划。后来我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密歇根州立大学（MSU）教育学院的一位同仁鼓励我申请教育史的教职，我拿到了。1985年秋天，我正式成为了MSU教师教育系的助理教授。所以等于是本科毕业15年以后，我在高等教育圈的事业终于走上了正轨。MSU是个很棒的学校，也很适合学术事业发展。我在那里教了18年书，成了正教授，出了三本书，发表了20多篇论文。我的第一本书荣获两个全国性的奖项，我还得过学校的最佳教学奖。后来，我被选为教育史学会主席，和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副主席。2002年我得到了一个在全世界最优秀的学校之一——斯坦福大学担任教授的机会。2003年，我正式入职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一路做到了2018年退休。我也担任了诸如副院长之类的管理职位，然后还获赠了荣誉头衔。这一切多棒！作为一个从美国高等教育金字塔底层出发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山顶风景独好（everything is better at the top）。一切都更好：薪水、教学量、知识分子文化、教师和学生质量、硬件环境、员工支持、旅游经费、福利；就连天气都更好了。在这个精英体制里取得胜利真是妙不可言。不管起步如何艰难，有才之人总会胜出。德行获得了奖赏，生活是公平的。
Labaree教授出版的3部著作。其中A Perfect Mess探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精英体制与社会平权的问题
当然，故事都有两面性。另一个版本没那么动人，但是比较真实。这个故事的主题是结构性的环境条件胜过了主人公的奋斗。下面我来讲一讲。
一句话版本：我从事的是“家族生意”。1920年代，我的父母是一个大学校园里青梅竹马的邻居，而他俩的父亲都是教授。那是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林肯大学（Lincoln University）。学生传统上都是黑人，但教工都是白人，而且大部分都像我的爷爷们一样，本身还是牧师。那里的学生都来自富裕的黑人社区，而饱受教育的教职工们却住在相对破烂的教工宿舍里。那种教育有传教的性质。我的祖父就曾去伊朗传教，途中生下了我父亲，算是比较艰苦的任务了。而林肯大学则是上中产阶层的白人可以好好发展过得不错的地方。我的祖父们都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他们的祖辈往上追溯又是一代代的长老会牧师。长老会的教职人员富有声名，以拥有适度的中产阶层物质财富和强大的社会及文化资本而著称。尽管在金钱上紧张，他们在社会威信和高等教育方面算得上是“富人”了。正因为如此，19世纪美国有大批长老会牧师投入教育事业，因为他们既学识渊博，又肯为了一点点钱工作。我爷爷的爷爷，在1840-1860年间就是Middlebury学院的校长。我父亲的两个表亲都是教授，我兄弟也是教授。当教授就是我家的家族生意。和很多退休老人一样，我最近迷上了家谱研究，我追踪了父系和母系约12代的家谱，定位了一下远在苏格兰、英格兰和法国的祖先们。他们无一例外全是上中产阶级——神职人员为主，也有医生等其它职业。没有农民，没有商人。我追踪到的最远的一位先辈是生于1668年法国一个小村庄的Jacques Laborie。他在路易十五世的手下担任军医，后来又成了苏黎世的开尔文教派的牧师，然后因为宗教迫害移居到了英国，结婚后再移居到美国康涅狄格州。他的后代中有至少四代长老会牧师，和两位大学教授。这些对于我这个力图在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一袭之地的人来说听起来相当不错，我好像生对了地方，但是现实中这对我的职业发展到底起什么作用？我的父母都是精英大学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和威尔逊学院（Wilson College）；他们在子女教育上不吝投资，送我们进了私立高中和私立大学。这是种巨大的牺牲，但是他们觉得很值得。和我们的老邻居相比，我们生活相对节俭，开辆旧车，但是我们对于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性相当骄傲。我们Labaree家族的人不从事工商业。我的父母由于寿命过长又将积蓄都付了子女学费，他们去世时相当于破产状态。他们这种为子女成功奉献一切的家长，不是精英体制下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受害者。这样的背景给了我极大的文化及社会资本上的优势。高中的小班化课堂给了我优质的教育和写作能力。我的高中传统上年级前五名全部去念普林斯顿大学，但是我选择了哈佛。那个年代我在哈佛也是样板学生——白人，男性，来自上中产阶层，毕业于精英高中。 当时既没有女生也没有少数族裔。在哈佛，我凭借学生政治活动而不是奖学金让自己脱颖而出。我不参加研讨会和荣誉学生项目，我也很少参加学业讨论，逃了很多讲座，靠着自己阅读和写作考试混到了毕业。我的本科成绩有点拿不出手。平均绩点只有2.5（B-/C+）。你可能觉得这个成绩不适合念研究生。然后我找到了那份能让我穿衣吃饭的银行工作，直到我意识到了去念研究生是“家族使命的召唤”。我当年上蹿下跳没着落，最后又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噢原来是我老爸。他当年一起玩弦乐四重奏的队友后来当上了联邦储备银行主管人事的副主席。我老爸给他打了电话，他说来面试吧，然后我就有工作了。我的GRE成绩非常高，但是本科成绩很烂，这通常说明申请者有能力但没态度。但我还是进了宾大。为什么呢？因为我本科念的是哈佛，谁还在乎成绩呢？哈佛就是一块金字敲门砖。我去社区学院兼职也一样。为什么要雇佣一个成绩平平的本科生去教本科生？噢因为刚好那个系主任自己也念了哈佛。我们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就是要相互照顾。只要你有了漂亮的名校履历，别人就会相信你。精英体制对待精英是相当宽容的。你可以得到别人没有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机会。假设我从一个普通大学以同样的成绩毕业，宾大会要我吗？然而只要你上了名校，成绩搞砸了都没太大关系。
然后再来看看我在Widener大学的经历。对于我这个出身上中产阶级、获得了两个藤校学位、带着累世文化资本的教授来说，这里的学生和我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我觉得这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大学，我也不是真正的教授。对于我这个天生“势利眼”而言，我对这里没有归属感。这里的学生大多是家庭里的第一位大学生，他们的高中教育质量也不甚理想。当时有个学生向我抱怨她的考试成绩不如没她刻苦的同学。她觉得不公平。我把她打发走了，因为她的考试论文就是不够好而已。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所评估的技能是我从没教给那些学生的技能。我布置了一堆阅读任务和一个带回家写的论文当作考试，学生必须要对阅读材料综述整合提炼才能回答一个分析性的问题。如果你对着指定的教科书章节花时间力气复习，你的确可以在多选题考试中取得高分；这不是最佳的学习模式，但是的确是付出就有回报的评估体系。相反，我组织的考试奖励的是观点辩驳的流利度和言辞的伶俐，而不仅仅是勤奋学习。我没有选择花费力气帮助学生获取他们需要的文化资本，我选择了自己走捷径，换一批已经拥有这些技能的学生去教。还有，我的第一本书，那本又得奖又让我获得终身教职的书是怎么出版的？说来话长。我在宾大的导师Michael Katz和一个编辑Topkis女士合作出过书，她后来去了耶鲁大学出版社。有了导师的背书，我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提交了出版计划，她就和我签了书约。我提交了书稿后，出版社的一位审稿人不同意出版，但是Topkis女士帮我在编辑委员会上大力争取，最终还是批准出版了。如果我没有导师，我就没有编辑这个人脉。没编辑，就出不了书，得不了奖，拿不到终身教职，更别说后面的事业了。所以这事儿很直白：你想在学界出人头地，你得上面有人。我就有。所有这一切，加上我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两本书，让我顺利来到了斯坦福。如果你看我的履历，简直是闪闪发光，极度符合顶级名校的聘用要求。当我公布我要去斯坦福任教后，生活立刻不一样了，仿佛我自己都变聪明了。人们开始邀请我做讲座，加入编辑委员会，出书，担任某某协会主席。一位在瑞典当教授的老朋友邀请我过去做客座教授。他略微尴尬又不失礼貌地告诉我，瑞典人只听说过几所美国大学，斯坦福就是其中之一。就如其它在精英体制的塔尖附近占据了一席之地的人一样，我很乐于接受这些荣誉，无需考虑我究竟配不配。还有我的薪酬和福利，我觉得这就是我应得的。特别的人得到特别的待遇，我觉得这没毛病。噢关于特别待遇，白人男性垄断了教授界，尤其是高水平的教授界。在全美国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72%的助理教授和81%的正教授是白人，同时有47%的助理教授和66%的正教授是男性。在名校，这个倾向更明显。在斯坦福，82%正教授是白人，78%正教授是男性。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白人男性仍然是统治阶层。现在，我退休了，但仍享受着名校荣誉退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的光环。我有钱，有优质的生活支持环境，有社会地位。我可以任意展示这些彰显我才能的标志——我的夹克衫上有斯坦福校徽，我的电子邮件签名档有“荣休教授”的字样。这一切不值得喜欢吗？关于我配不配的问题会渐渐消散，被利益所取代。好好享受，精英体制塔尖的阳光总是很灿烂。
一些事情是固定的。已在精英体制内取得成功的人士的孩子就是有很大优势。他们知道游戏规则，有文化资本，有人脉和金钱去提高孩子取得成功的概率。他们知道在学校取得成功是关键，因为获取什么样的学位决定了你从事什么工作，过什么生活。他们还知道光做好学生是不够的，你得上正确的学校——那些不但能促进学业成就，还能在高等教育的地位排序中占据较高位置的学校。牌子是块敲门砖。这让教育程度高的上中产阶层家庭在精英体制内游刃有余，利用规则积累了不成比例的优势。
事实上，精英体制也就比它所取代的世袭体制公平一点点。和“龙生龙，凤生凤”的制度相比，精英体制表面上是开放的，低社会阶层的孩子也能在学校里证明自己，力争上游。他们的成功概率要比精英后代的成功概率低得多，但是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还是真实存在的。这点可能性又反过来促使精英家长打了鸡血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毕竟，在学校这个赛场上，有时聪明的穷孩子是能打败不灵光的富孩子。所以你能看出来，这个获取社会地位的制度一方面为某些人提供了优势，同时又将关于孩子的未来的恐惧散布到了社会上的所有阶层。到头来，精英体制不是让竞争更平等，而是让焦虑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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