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篇第一·十五）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篇第十四·四十一）

　　未来的某一天，当你来到中国，在公交车上被别人踩了脚，请你不要激动，要先问对方，“你爸爸是李刚吗？”

　　只有在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你才能破口大骂，一泄心中恼怒。凡是跟李刚沾边的人，你都不能随便碰，不管是李刚本人，还是李刚的儿子或者私生子，因为李刚是河北保定公安局副局长，是拥有无限暴力的“人民公仆”。

　　中国人有句俗话说，乱世出妖孽。当今中国大地上，正是妖孽横行的时候。从撞死了人还能气定神闲报出老爹名号的飙车青年，到强奸了民女直接恐吓人家父母烧掉尸体的地方官，处处妖气纵横。

　　可悲的是，中国的宪法明明白白写着，我们是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共和国，在法律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在孔老爷子的时代，中原大地上没有宪法这个玩意儿，有着界限分明的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

　　人的行为模式其实是非常像牲畜的，那就是弱肉强食。长着牙的会不自觉咬没长牙的，生着爪的会不自觉抓没生爪的。贵族欺负平民，富人鱼肉穷光蛋，剥削你的劳动力，鞭打你的皮肤，抢走你的金银，强奸你的妻女。

　　但一个社会不能总是这样对立，需要找到一种让双方都保持基本平衡的位置。于是，儒家给两方都发明了各自的社会伦理。第一个层次便是子贡所说，穷人要“无谄”，富人要“无骄”。

　　说白了，谄就是装孙子，舔别人屁股。骄则是横行霸道，撞死了人搬出名叫李刚的老爸。穷人的谄，从反面助长了富人的骄，而富人的骄，则又进一步激发了穷人的谄。如此相辅相成，相互激励，中国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的后期，便是鲁迅所说，就剩下两种人，一种叫奴隶，另一种叫奴隶主。

　　为了遏制这种可怕的分化，孔老爷子在子贡“无谄”、“无骄”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第二个层次的伦理，穷人要“乐”，富人要“好礼”。乐不仅是不要因为自己的穷而自卑，更要有积极的心态，而好礼则是要求富人用儒家所构建的温文尔雅的礼制来管理自己的行为。

　　所以，在承认了当时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的基础上，儒家为了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为各自提出了一整套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依据着这套道德，中国人度过了几千年的悠长时光。

　　在中国，财富和权力从来没有正经分过家，财和权，总是相生相伴，如同硬币的两面，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穷与富的矛盾，对应到今天中国官与民的对立。

　　今天的中国，权力虽然仍然覆盖着“为人民服务”的温和面纱，但官僚早已经撕毁了这层缓冲，直接将獠牙伸向了赤手空拳的民众。现如今的统治结构中，官员权力几乎受不到任何有效的监督与扼制，而没有任何监督与扼制的权力，已不能单纯称之为权力了，而应该改称为暴力。

　　暴力可以是推翻民宅的推土机，也可以是李刚儿子驾驶的汽车。有权者对无权者的压制与迫害，几乎构成了中国如今官民关系最紧张的线索。官员们在统管了中国的政治权力之后，向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各个方面渗透，不仅要享受国民所创造的最多的财富，更要开始骑在老百姓头上耀武扬威，肆无忌惮。

　　孔老爷子说：“当官的讲道理，那老百姓就好管理。”（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如果当官的不讲道理，只讲暴力呢？那结果也很简单，简单到中国历史上已经给出了无数次答案。

　　（与作者王奇华交流：touchparadise@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