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友关系或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转换在大国博弈中是经常发生的。本文试图把中日关系在不同时期中的转变放在中美日大国博弈的动态框架下进行梳理，以大国战略制定为基本出发点，以内政与外交相连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进行分析。

一、影响敌友关系转换的动态因素

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引用国际关系中的一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国际关系中的敌友转换是自古以来常见的重要现象。无论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国纷争，还是欧洲早期历史上城邦国家间的竞争，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都是屡见不鲜的。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后冷战时期打破了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两极架构，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这种敌友转换的现象就更加引人注目。本文以中美日大国博弈下的中日关系为案例进行研究，着重分析国际关系中造成了敌友关系的转换的因素与变量。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有一种研究路径是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视角出发来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些视角可以被称作为常态因素（Residual Factors），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主要关注动态因素即国家利益、实力对比变化、盟友关系、领导人决策、内政外交互动五种变量。

换言之，本文的分析基本上沿用了丘吉尔的经典之言，把国家利益及其他相关因素作为最重要的分析角度。这里并不是说历史、文化等常态因素不重要，而只是说在本文中没有把这些因素作为分析的重点。

（一）国家利益众所周知，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有优先顺位，而这个顺位一旦改变，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以中国为例，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历史时期通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利益的关键词之一是“革命”。在对内政策上“革命”对应的是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在对外政策上则体现为支持世界革命。当时的外交政策以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为纲领。中国非常依赖“第三世界”,即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而中国自己也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中苏关系恶化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被视为霸权主义国家，在外交上与中国存在对抗和分歧；被划分为“第二世界”的西欧和日本则是中国外交上争取的对象。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外交出现了重大转变，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是“现代化”。“现代化”在内外政策上的体现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引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技术和市场。这种从“革命”到“现代化”的优先顺位的转变给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即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包括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冷战期间的对手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日本，同时还包括了西欧国家。Image描绘明治维新时期历史场景的日本画作。（来源：环球时报）

上述由于国家利益优先顺位的变动而造成国家战略方针转变的情况在日本近代历史中也曾多次出现。从明治维新提出“富国强兵”与“脱亚入欧”的口号开始，日本从相对闭关锁国的东亚国家成长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且走上了对外扩张的殖民路线和军国主义路线。但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基于联合国军占领、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冷战两极对峙等种种现实原因，以“去军事化、经济中心和民主化”为代表的吉田路线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发展方针，成为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核心目标。虽然在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施加了深刻影响，但也正是因为日本战败后，其国家核心利益的优先顺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战后日本独特的外交方针以及其敌友关系的新框架。

（二）力量对比变化实力变化造成大国之间关系合作与竞争的转换，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对此作出了解释。所谓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能否和平实现权力转移，是否能够避免陷入可能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都是这一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今天大家经常提到的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在亚太地区并非第一次出现，一个半世纪之前在中日之间就曾发生过，也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发生的权力转移。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中国，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标志着近代史上亚太地区第一次全面权力转移的完成。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日本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侵略战争使其走向了二战战败国的道路。1945年战败之后，美国对日本各方面的掌控和影响为其带来了政治变革和经济奇迹，日本很快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也由此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与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激烈的贸易摩擦，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裂又使得日本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日本的案例为实力转变能够影响国际关系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二个案例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百年耻辱”期，中国实力可谓羸弱。实力的变化主要出现在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间。在此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幅平均每年约为10%，这种持续的高速增长是前所未有的。2010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外，中国在制造业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一，在中美贸易中也是大幅度出超。中国的例子也说明实力的变化会造成大国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在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上。从2018年开始，特朗普对中国实行的贸易战反映出美国正重新界定其对华政策，从以合作为主转向竞争对手的关系。

（三）盟友第三个因素就是结盟的状态。一个国家和哪些国家结盟决定了它和别国是合作还是对抗的关系。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即是最好的例证。当时国际社会主要分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而日本则和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两个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和日本分属于两大阵营，由于两大阵营处于对抗竞争的状态，中日关系也就处于对抗竞争的状态，中日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敌我关系也就随着结盟状况而自然地形成。所以，同盟关系出现了变化，那么敌友关系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四）外交领域的合纵连横前三个因素都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可称为结构性变化）所引发的外交政策上的转变，而第四点强调的则是外交战线的重要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合纵连横的策略，即通过外交工作进行公开地或秘密地沟通与谈判，从而实现敌友关系的转换。20世纪70年代初，由毛泽东、周恩来主导对美关系的解冻和对日本积极争取，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的北京之行和同年田中角荣访华恢复中日邦交的举措都不失为外交上的经典之作。当然，促成中美日关系改善的最大外部因素是三国在当时都把苏联的扩张主义视为最主要的威胁，共同的敌人促使三个国家趋近。但是如果没有敏锐的战略思想和娴熟的外交技巧，国际形势的变化恐怕也不能直接导致大国关系方向性的转变，所以外交领域的合纵连横对改变国际关系进程和促使敌友角色转换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五）内政外交互动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不能充分理解一国内政往往会误解该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变动。例如，20世纪90年代，由于美日经济摩擦造成了美国国内反日情绪蔓延，出现了朝野同心敌忾“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的现象。这也使得日本国内出现“脱离美国”的呼声，产生了“同盟漂流”的现象。可见，日本国内政治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确实是值得关注的。参与美国外交政策辩论的不只有学界和智库，往往还包括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他们非常重视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即所谓的“理念先行”。从小布什时代开始渲染“中国威胁论”，到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先后把中国作为最主要战略对手的行为，反映了美国国内精英从“理念先行”到达成共识的过程，可以被视为内政与外交政策互动的结果。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重视智库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虽然其规模和政策卷入的层次还远远不能和美国相比，但影响势头值得进一步关注。

（六）平衡者的作用和重要性在任何一个三角关系中，每一方都想尽可能地确定一个主要对手，而把第三方作为自己的盟国或朋友。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强的大格局已经形成，而美国从特朗普时期开始正式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日本在其外交政策内部辩论中，执政的自民党和外务省的主流思维强调“1+1＞1”，即虽然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日本只要保持和美国的同盟关系，那么不管中国强大到什么地步也不可能超过日本和美国的总和，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者”的作用。反之如果中日联手，则美国堪忧。但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中日联手的情况发生，其对中日之间钓鱼岛争端的态度转变就是很好的例证，从最初的不设立场到后来对美日同盟的新解读（声称其中第五条也包括钓鱼岛）都清晰地展示这一点。中日之间纠纷的加剧和日本对美国依赖的加强都符合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对于日本内部的离心倾向，美国也一定要控制在萌芽状态之中。这就是我们看待当前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和敌友关系转换的几个重要因素以及日本作为平衡者的意义。作为中美两强之间的平衡者，日本必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谁争取到日本，谁就会在这场大国博弈之中占上风。所以，日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中美日互动的八个节点

在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下，中美日之间的互动是理解全球外交至关重要的分析对象。美国虽然早在18世纪早期就已经有商船来华，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才试探性地进入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地区。从中美日的角度来看，三国之间外交关系要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分析。本文从近两个世纪以来三国之间的互动中选择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事件作为节点，共总结为八个节点。当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出发，节点和分期的数量均可增加或减少，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三国关系经历了重大的高峰和低谷，以至于敌友关系反复转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关系转换节点的审视，也是为了今后探索和发展出更健康并有益于自身发展和地区安定繁荣的大国关系。

（一）节点一：从西方入亚到日本的明治维新（1840年—1868年）我们可以把中美日三国政治外交互动的初始节点放在19世纪中叶西方对亚洲的入侵期间。这一过程既可以被看作西方对东亚的殖民入侵，也可以用费正清定义的“冲击-反应模式”来界定。节点一的标志性事件是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和美日之间的“黑船来航”，焦点是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亚太地区主导国地位的动摇与更替，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互动。1840年开始的中英鸦片战争不但打破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对外关系模式，也以《南京条约》的签订为象征，标志着中国百年屈辱的开始。美国作为西方势力的一部分，和德、法、葡、西等其他西方国家一起，跟随大英帝国进入了东亚。《望厦条约》是中美之间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一定程度上属于《南京条约》的后续。

条约内容包括了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共五个沿海城市对外进行贸易通商活动，同时赋予西方势力片面贸易最惠国待遇；

第二，确定了美国传教士在所开放的贸易城市购买地产并设立教堂传教的权利；

第三，美国人在中国犯法不受中国司法机关约束，也就是治外法权。就日本方面而言，虽然美日从1846年起就有接触，但当时美方提出的开放贸易政策被江户幕府拒绝，导致1853年美国再次派遣由马修·佩里准将率领的一支舰队，携带美国国书直奔江户湾，史称“黑船来航”，又称“黑船事件”。日本朝野迫于外部压力，在混乱之下于1854年与美国签署《神奈川条约》。条约内容包括了美国人合法定居、片面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确保美国船只能在日本补给物资等方面的权益。严格地说，这是日本第一个对外不平等条约，同时也打破了江户幕府闭关锁国的政策。经历这个刺激之后，幕府开始逐步和西方列强建立贸易关系，开设新式西方学堂，派遣使团等，间接地为明治维新和日本在东亚的崛起打下了基础。由此，《望厦条约》和“黑船事件”可以被看作是中美日三国之间敌友关系转换启动期的标志性事件。

（二）节点二：从日本崛起和美日密约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1868年—1931年）Image日本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来源：环球时报）
这一节点的界定是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进入全面化阶段结束。第二节点的标志性事件是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和美日《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的确定。在此阶段，日本先是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王朝并签订《马关条约》，取代中国成为地区霸主，转型为地区霸权大国，又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巩固了自己在朝鲜和亚太地区的势力。同时中国因战败失去地区霸权，丧失守成大国地位，具体表现为割地赔款、割让台湾，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最终使整个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马关条约》不仅加快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速度，也为日本打开中国市场，进一步掠取在华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晚清年间，八国联军侵华使西方殖民势力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美国作为一个相对的后来者，为维护自身利益，也为确保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独占，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协商行动。“门户开放”（Open Door Policy）应运而生。此政策规定西方殖民势力和日本在中国均享受平等的商业和工业贸易权。1905年，基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作为中立第三方开始介入战争的调停过程。这一段时间美日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一个以相互妥协为基础的两强并存关系，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05年《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的签订。

时任美国战争部长（职位相当于现美国国防部长）威廉·塔夫脱与访美的日本首相桂太郎进行秘密商谈并达成了三点协议，其内容包括：美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权益和1902年缔结的第一次日英同盟；同时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权益。在此备忘录的大框架下，1910年日本实现了对朝鲜半岛的全面殖民统治，日本彻底确立了在东亚地区的霸权，美国也得以巩固在菲律宾的殖民地。这种对各自势力范围的相互承认在客观上形成了美日之间的第一次联手。

（三）节点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美同盟到日本投降（1931年—1945年）第三个节点的标志是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关系和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时间点的定论相对笼统。日本侵华战争早已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全面化，但是世界范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从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开始，美国正式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应该从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这便是对这一阶段的三种算法，是中国的“十四年抗战”、普通意义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日之间的“太平洋战争”的由来。三者共同的结束点则是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由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全面扩张而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美国从曾经的观望状态迅速转变为中国的盟国，形成了包括中、美、英、法、苏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五个国家也就是之后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国内舆论在珍珠港事件后迅速转向，国家机器也投入到了战时经济和生产活动中。在此期间，中美之间就抵抗日本侵略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组织了“飞虎队”（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和中国入缅对日作战部队，开辟了印度和中国西南地区的“驼峰航线”以及滇缅公路等。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美联手共同抗日。

（四）节点四：从冷战开始到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1945年—1971年）这一节点从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被纳入盟军军事占领时期，一直持续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止。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由于美日同盟的建立和中美交恶，三国之间的敌友关系发生了又一次大转换。在此阶段，美日两国于1951年签订的《对日和平条约》（通称《旧金山和约》）在1952年4月正式生效，这不仅正式结束了美军的对日占领，也将日本划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且对苏友好，中国由此被划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东亚地区的冷战格局就此形成。日本方面，为解决旧日本帝国的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结构的遗留问题，驻日最高司令官司令部（通称为盟军司令部）对日本的国家制度、社会体制以及相关联的国际事务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和重建，也在根本上重新构筑了中美日三国的关系基础。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社会的全盘改造是历史上罕见的，其控制程度之深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一个主权国家对其他地区能够施加的影响力。

在由美国主导的盟军占领阶段，日本实现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基本目标：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政治上实行象征天皇制度，剥夺了日本天皇的实际权力，重新构筑了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参、众两院制度；非军事化则全面解散了旧日本帝国的武装力量，将日本曾经占领的海外殖民地交由联合国或美国进行托管统治。《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更在宪法层面上限制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上使用武力的能力。由此，美国通过将日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全面重建的方式，将美日关系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一时期，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击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代表中国人民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历史，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对外政策基本思路。由于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日本则加入了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冷战的铁幕也缓缓地落在了亚太地区。中国与美日之间的对立因为冷战局势、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等事件被进一步激化。中美关系从合作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战友转变为世界分为两极之后的敌人，20余年不相往来。而美日同盟关系则进一步加深，日本自卫队的设立以及1960年新《美日安全条约》的签订更是确保了两国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的紧密合作。

（五）节点五：从对抗苏联到中美日短期蜜月期的出现（1971年—1978年）第五个节点的特点是中美日三国面对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而不断接近，甚至有人把它称为一个短暂的“蜜月期”。面对苏联的扩张主义，中美日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迅速缓和，标志性的事件为六十年代末因苏联挑衅引发的中苏边境军事冲突、尼克松访华和田中角荣访问北京。这三件大事又一次将中美日关系重构，缓和了朝鲜战争以来的三国之间尖锐的对立关系，重新建立了以对抗苏联扩张主义为核心的新关系，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准同盟”或“半蜜月期”的关系。Image毛泽东与尼克松谈话。（来源：人民网）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国开始在经济建设、意识形态及军事合作等方面产生分歧。两国关系在反复论战和外交冲突上越走越远。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标志着中苏在边界主权问题上的冲突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苏联对中国的核威胁以及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准备也使得两国关系进入了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共九大前后，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组成了“国际形势研究组”，就改善中美关系、对抗苏联扩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同时，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Foreign Affair）杂志上发表《越南后的亚洲》，指出不应继续对华实施孤立政策。这篇文章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美国急欲从越南战争中撤出；另一方面认为苏联扩张势力是当时亚太地区的最大威胁，也是中美日三国的共同敌人。这个变动最终促成了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1972年的正式访华，中美关系自此迅速和解，为之后的建交铺平了道路。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的快速变化对中日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史称“尼克松冲击”）。当时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也与苏联关系紧张，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突破了日本保守势力的阻挠（如石原慎太郎及其所属的青岚会），坚持与中国恢复邦交。

1972年9月29日发布的《中日联合声明》，彻底结束了两国自二战以来的敌对状态，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中日老一辈的领导人在中日建交时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之后中日关系的改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田中真纪子（田中角荣女儿）的回忆，田中角荣访华之前，不仅被日本国内保守势力称为“国贼”，胁迫其辞职并切腹自裁，而且在出发前往北京时是抱着会被暗杀的心态上飞机的。这也凸显了在这一节点中三国领袖和有识之士为实现中美日三国和解而克服内部障碍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六）节点六：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日本的经济奇迹到三国之间的全面合作（1978年—1989年）这一节点的代表事件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中美建交和邓小平的访美访日之行。改革开放后，基于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大幅度改善了和美日的关系。中美日在全球战略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完全改变了冷战时期的对立态势并且避免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中美日三国的合作关系也完全改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亚非拉第三世界为依托的外交态势。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这一首要目标，为此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且明确了启动改革开放急需的三个基本条件：资金、技术和市场。这些基本条件都只能从工业发达的国家手中获取，也就是美国、日本、西欧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改革开放战略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范式和对外的政治姿态。

例如，签订中日友好条约，中美建交，也包括作为国内问题提出的台湾“和平统一”方针，对解决港澳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方针等。对外开放的方针也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完善的管理方式，为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条件和市场环境。对日方面，邓小平在1978年进一步推动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进程，并于当年10月份以副总理的身份正式访问日本。两国虽没有彻底解决如钓鱼岛领土争端和就侵华战争道歉等历史问题，但在和平共处、经济发展以及对外投资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商讨期间，中方为促进与日本人民的友好，从大局出发放弃了对日本政府战争赔款的要求。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出于对战争罪行的愧疚之心以及对中方的宽容与着眼大局行为的感谢，呼吁对华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这也是大平正芳首相在1979年访华时承诺援助贷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可忽视的是，截至2008年，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中国的ODA总量达到2248亿元人民币，对中国当时建设“四个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美方面，美国与中国在建交后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卡特政府继承了尼克松访华的核心战略思维：中国是美国的“准盟友”，双方在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霸权方面达成了共识。

例如，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是一场美国默认的局部战争。当时苏联作为越南的盟国，在阿富汗和东欧等地区都进行了强势的扩张。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遏制了苏联在亚太南部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同时，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大战略上跟随美国，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扩大了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战略上的共同敌人和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使中美日三国走到了一起。

（七）节点七：从冷战结束到三国战略调整期（1989年—2011年）冷战结束后，中美日三边关系出现了大幅度调整，呈现出了既有冲突又有合作的复杂关系。首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逐步实行民主改革，曾经是冷战半边天的华约集团也崩溃瓦解。1991年苏联解体成为冷战结束的标志。而中美日三国在此阶段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战略调整。

在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西方阵营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这些都无法阻挡以经济急速发展为标志的中国崛起。这使中美日三边关系出现了既有经济贸易相互依存又有政治安全相互竞争的“斗而不破”的格局。而到了21世纪初，中国崛起在西方学界和政界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有关权力转移的大讨论。美日关系也是动荡不断，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贸易摩擦加剧,出现了“同盟漂流”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日关系在1991年到1996年间在徘徊中不断下滑。美国和日本的决策智囊圈均对未来美日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和磋商。美国方面在以“三驾马车”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领导下，确认了《美日安全条约》的定位。日方也在认可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重新确定了“二对一”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如果美日两国携手应对中国发展，中国就不会严重地威胁到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第七个节点的标志性事件是1996年—1997年《日美安全条约》的修订和美日同盟的重新界定。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由于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而造成的一系列地区与全球国际关系的巨变，美日坚持冷战思维为对抗中国对其同盟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Image红旗落地，苏联解体。（来源：人民日报）从地区安全和发展的角度出发，苏联解体后造成以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世界格局也在东北亚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系，吸引了大量的对华投资。贸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浪潮也使得极具冷战特点的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慢慢淡出了国际关系的视线。

另一方面，朝核问题和台海冲突再一次成为三国瞩目的地区热点。1994年美朝达成的《朝核问题框架协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脚步，但美朝在协议上的多次反复也为日后朝核问题的激化埋下了种子。1996年由于台湾地区领导人访美，使“台独”势力不断增长，引发了震惊一时的台海导弹危机。中美日三国在地区繁荣、发展前景与安全环境前景上的认知不同也造成了三国在此节点上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情况。中美关系尽管由于“炸馆事件”和“撞机事件”的影响而冲突不断，但人算不如天算，2001年的“9·11”事件又使中美两国关系峰回路转，在全球反恐大业中成为战略伙伴。

在这一阶段，日本希望发挥中美之间缓冲器的作用，同时也有自己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考量，所以，一方面尽量避免中日之间的正面冲突，例如，1990年日本成为西方阵营中率先解除对华经济制裁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舆论界则开始出现对中国说“不”的声音，例如，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高层互访中断，两国关系倒退。

（八）节点八：从中美双领导体系的出现到竞争日益加剧的大国博弈（2011年至今）中美日三国关系的第八个节点始于2011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三国实力对比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起因在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尽管中美日三国仍然保持着全球经济前三位的态势，但内部的排位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即由原来的“美日中”变成了现在的“美中日”，此后中美两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以占全球经济百分比为例，2001年美国为31.6%,日本为13%,中国只占4%；到了2020年，美国滑落到全球经济的20%，而中国则上升到17.4%；2020年中国的GDP总和达到了美国的71%，是日本的3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将在今后几十年里保持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远远领先于美国和日本。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发展上进入共同领跑地位，中美“G2”的呼声不绝于耳。

中国经济贸易的持续高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超级大国。这就使得亚太国际关系更趋向于“中美两雄”相争的态势，中美日三国互动变得更加活跃。虽然美国和日本稳稳保住了世界第一和第三经济体的地位，中国的崛起仍然使得美日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力对比的重大变化使得中美日在经贸科技和战略安全领域的冲突日益加剧。中美关系又逐渐形成了在亚太地区“双领导”体系的新格局。而日本一方面强调加强美日同盟，以“二对一”的态势应对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又在其内部形成了“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这一外交共识。这些发展都是三国关系在当前第八节点的基本特点。

三、中美博弈格局下的中日关系

我们所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直接影响到中美日的战略格局。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美国政界和学界的精英们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逐渐达成共识，认为未来中国对美国产生的挑战是全方位的。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Pivot to Asia）战略方针，同时也被美国国务院界定为“亚太再平衡”。既然这一战略的实施必须要有日本的配合，那么重新界定美日同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014年奥巴马访日和2015年安倍访美的外交政策主题,都是重新确认美日同盟方针。这些外交行动加上美日安全军事方面高度一体化的实施，都可以被看作是1997年重新定义美日同盟的一种延续。中美既有合作又有斗争所带来的亚太地区“双领导”的模式以及中方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也引发了各界广泛的讨论和研究。

2017年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颠覆传统的执政模式和外交战略，为中美日三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放弃TPP，要求日本增加承担美日同盟的份额以及冲绳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久拖不决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日关系。自2018年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了冲突期，中国已经被美国认定是最主要对手之一。虽然中美关系出现了剧烈颠簸，但双方领导人还是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和谈判的方式解决分歧，尽量保持“斗而不破”的局面。拜登自2021年上台之后，继承了特朗普把中国作为对手的政策，美国要守成，中国要崛起，这就使所谓的“四战”和“四海问题”更加尖锐了。

“四战”包括贸易战、科技战、安全战和意识形态战；“四海”则包括东海、南海、台湾海峡和黄海，“四海问题”是指东海上中日围绕着钓鱼岛等问题的争执、南海上中国与东南亚岛屿声索国之间的争执、台湾问题以及朝鲜半岛问题。“四海问题”的持续发酵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众所周知，历史上美国是海洋强国，日本也把自己定义为海洋国家，而中国一向被认为是大陆国家，明清时期一直采取封海政策，一直到最近才有了相对强盛的海军。于是，问题就集中在本次权力转移的诸多焦点之海权问题。中国挑战了美日一直以来的海上霸权国家和海洋大国的地位，原有的海上力量格局被打破，被视作国家利益生命线的海洋利益遭到威胁，于是就出现了美日联手应对中国“挑战”的局面。

上述“四战”和“四海问题”等均是中美之间存在有重大分歧的问题，同时也是美国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主要相关国家“选边站”的重要议题。拜登和特朗普不同之处在于：拜登重新强调美国传统上的多边外交和同盟政策。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柱不但包括美日同盟，而且还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发展起来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安全机制（AUKUS）。这些机制都凸显了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美日同盟再次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石。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拜登的印太战略目的就是要保持美国的地区霸权和全球领导地位，进而打造亚洲版的“小北约”，而日本就是美国不可或缺的桥头堡。其他可能的抓手还包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越南等，但重要性均不如日本。

由此可见，日本在亚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特别是在中美两国博弈之间发挥着平衡者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和美国国务院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2020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研讨会上联手高呼“日本现在对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原因。如此看来，在如何对付美国方面，中日各自对对方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日本又将如何“选边站”呢？从历史上来看，日本一直都坚持两个立场：首先，日本要和当时最强的霸权国站在一边；其次，日本要作为一个东西方之间的交流点和缓冲点，既是亚洲成员又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在特朗普时期，面对美国的“退群”举动和“美国优先”政策，日本内部政策辩论中对其外交方向各执一词，其主流思维是日本应该采取两面下注，趋利避害的应对之策。这一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既坚持了实行多年的“A方案”（巩固美日同盟），也在其“B方案”（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以及日本在亚洲的处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就使当时的日本外交态势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不但可以保证自己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双获利，而且还可以在大国纠纷中出面调停，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就日本修改宪法的问题而言，日本国内对安倍和保守势力修宪的反对呼声还是十分高涨的。就日本社会而言，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民间对华情感问题。但也必须明白，如果一个日本政治家决定放弃亲美政策而向中国靠拢，这个政治家可能会失去在日本国内的领导地位。日本前外交官孙琦享的专著《被美国击倒的日本政治家》封面即为田中角荣，田中角荣也是日本战后唯一一位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内外政治力量送入监狱的首相。如此来说，中美博弈不只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较量，政治影响力的交锋也很重要。中美之间在对日影响力方面的差距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提到中美日之间的海权冲突和“四海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台湾问题。美国明确地把台湾作为其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对台政策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考量。但日本自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历任领导人出于对中日关系的考虑，一直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忌惮。美国在最近几年反复表示美日同盟适用于钓鱼岛就是用来确保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同步。

2021年12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明确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从而走到了保台抗中的最前线，明确表明了日本在中美博弈中全面倒向美国的意向。但两个星期之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也是安倍晋三的弟弟）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两个小时的视讯会议，讨论涉及台海问题、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并达成了两军在2022年建立热线的共识，以进行危机预防与危机管控，避免军事冲突。这也表明日本并不想和中国彻底决裂。

至于经济方面，二战后的世界常常被理解为三大经济板块：北美板块、西欧板块和东亚板块。北美方面通过《美墨加三国协议》已经完成了整合，西欧板块则通过欧盟实现了经济一体化。只有东亚很长时间也没完成整合。欧盟是在德法的共同领导作用下实现了经济整合，而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如没有中日携手则很难实现，中日两国能否共同发挥领导作用是个关键。中国和日本不但是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而且还有很多领域能够互补。在经济方面中日如何实现优势互补，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区域经济共同体一旦形成，过去很多观念甚至国家主权、区域分隔这样的一些观念都会出现与时俱进的变化。中日两国若能实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携手发展而不是互相竞争，就会促使两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更多的共同领导作用。货币政策上，“亚元”概念也被提出，而“亚元”的发展就必须依靠人民币和日元的紧密合作。

2022年1月，由亚太地区15国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正式开始运作，宣告了亚太地区经济整合的实现，这对于中日韩这三个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而言意义尤其重大。由于历史原因，中日韩虽有多次谈判，但迟迟无法达成自贸协议。RCEP的实施意味着中日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开始实现，将会极大地促进三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以中日双边贸易为例，在RCEP开始实施的第一年，中国对日出口全免关税高达88%，而日本对华出口则达到86%。

与此同时，中国和韩国也在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即由日本主导的另一个区域性经济组织。虽然整个申请周期或将极其漫长，但其对区域经济整合和中日关系的推进是显而易见的。更值得注意的是，RCEP和CPTPP都不包括美国。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在2021年12月也提出了全面印太经济框架（Comprehensiv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但具体内容并不清晰，所以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参与的前景并不明朗。

2019年12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源：新华社）新时期的中美日互动亮点层出不穷，一系列的首脑会晤显示了三国之间互动的新动向。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于东京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议和2019年大阪G20峰会上，中日高层互动都有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在2019年习近平和安倍晋三的会面中，双方领导人重申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日方还特别表示了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并与中方达成了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协议。2021年10月在习近平和岸田文雄的通话中，双方也都强调了保持中日关系稳定的重要性。这都说明中日两国不仅重视对美国的关系，也期盼着中日关系的改善。

从中美日大框架来看，目前还没有一个中美日三边联合沟通机制。从美国角度来说，心态应该放平，中日关系的距离未必一定要比美日关系的距离远。美国应该看到，中日关系的缓和对亚太地区的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从日本的角度说，保持平常心也是很重要的，之前中美之间的“越顶外交”不一定是专门针对日本，中美关系平稳发展对日本也会有积极效果。

从中国角度而言，消除普遍存在的对日情绪是十分必要的，日本毕竟是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不应轻视日本，想要处理好周边关系就无法忽视日本的存在。中国相关部门不能采用“美主日从”的思维方式，重视美国的同时也要重视日本，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对日工作。应该看到，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对日本来说，对华政策的关键词不是拜登惯用的“对手”和“竞争”，而是“稳定”和“平衡”。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1年10月上台伊始就指出，日本一方面要坚持日美同盟和四方安全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与中国和韩国的稳定关系，“重要的是要在安全与经济两方面保持平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2021年11月习近平与拜登通话之后的第二天就发表谈话指出，中美关系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只要中日之间关系稳定，日本的经济利益就不会受到损害，而在日美同盟的保护下，日本的安全也会得到保障。中美日三边关系仍然要从三边的角度进行处理。

中国方面可能存在的顾虑是，认为一旦建立三边沟通机制，中国会面对美日联手“二对一”的局面。虽然不能排除这样的风险，但是“二对一”存在多种可能：可能是中美在二战历史认知问题上共同针对日本，也可能是中日联手在美国在日驻军问题上针对美国。就目前的情况来分析，三国协调机制一旦成立，对改善现状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从“机制”的角度来看，在“一轨”政府之间协调的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可以先启动“二轨”学者和专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进而推动政策交流机制的建立。中美学者也可以加强对日本研究的交流，同时把对日外交的研究放到比较研究的框架中来。未来三国的交流和协调也不会仅仅将注意力放在文化教育方面，进一步推动政府间的交流机制对三国关系的改善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四、启示和借鉴

审视中美日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互动，对分析今天的中日关系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们提出的影响大国博弈中敌友关系转换的五种变量，即国家利益、实力变化、盟友关系、领导人决策和内外因素互动，在今天的中美日互动中仍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对在不同环境下每一种变量作出具体分析，就成为判断和影响敌友关系转换的重要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五种动态因素对中日关系发展和转化的作用以及所带来的启示和借鉴。

（一）国家利益优先顺位因素的作用毋庸置疑，任何国家都是把本国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优先顺位的变化。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把“脱亚入欧”和“富国强兵”作为日本国家利益的第一优先。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日本外交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这种战略方向性的转变发生在1978年，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把国家现代化放在优先地位，同样也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启动了对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开放政策，真正缓解了中美和中日关系，使其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服务。1978年邓小平访日，和大平正芳一起达成了日本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ODA）的协议，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

那么，今天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有无共同点呢？两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都把“稳定”和“平衡”放在优先地位，都不赞成美国把竞争和单边利益放在首位、急于求战的做法，这就为中日增加了转圜的空间。

（二）实力对比因素的作用国际关系理论中对大国关系变化进行分析的一个重要角度就是实力对比的变化。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和富国强兵，全面超越中国之后发动了侵略战争，中日关系由友变敌。同样的场景发生在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从而引发美国的警觉和日本的失落感。美国自特朗普以来就毫不含糊地把中美关系定位为竞争关系，而日本则紧随其后明确指出了“中国威胁”以及日本需要加强其所谓的“西南防卫”这是自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的第一次。美日的举动充分凸显了国家实力对比变化所带来的相互间角色认知的变化。但同时也应看到，实力对比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中日之间经济上相互依存和高度互补的基本特点，这也为双方关系的稳定提供了压舱石。

（三）盟友关系的作用二战以后盟友关系的转变以及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形成都对中日关系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中苏交恶又为中国打开了与美国和日本交往的一扇窗。当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局，盟友关系恐怕又会出现新的变化。美国对日本控制得很紧，不允许它再出现“同盟漂流”的现象，而日本也就成为中美之间很重要的平衡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日之间多次出现转圜的机会，例如鸠山由纪夫执政期间曾提出日本对中美“等距离外交”的新路径，一开始中国并未重视，而美国则行动迅速并一举将其打消。再如当年毛泽东提出的要把日本作为第二世界国家，是中国的争取对象，可以用来削弱以至于冲破美日同盟的战略思维都是值得借鉴的。

（四）领导人决策和外交折冲Image毛泽东主席会见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来源：新华社）以上三个动态因素都是结构性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领导人和外交政策部门外交折冲的作用就会降低。正好相反，机会来了很重要，但能否抓住机会则更为关键。1972年之所以同时实现了以《上海公报》为标志的中美关系的根本性转变和以田中角荣访问北京而启动的中日邦交正常化，都是由于三国领导人在机会来临时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机会和战略机遇期稍纵即逝，这就需要决策机构展现大局观和决策力。建立领导人之间的互信也是非常重要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东亚的事情要按东亚方式来处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信”字，也就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周恩来送给田中角荣的六个字，“言必信，行必果”。这也是中日关系中很特别的一项内容。所以，中日之间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互信，既要有精英领导层的互信，也要有民间百姓之间的互信。有了互信，天大的事情也可以变小，没有互信，再小的事情也无法解决。这就是东亚方式的精髓，也是中日关系回归大战略的基础。

（五）内政外交互动的作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日关系半个世纪以来多次由于内部因素而出现大的停滞甚至倒退。例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二战胜利成果的大背景下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爆发，出现了反日示威乃至打砸日系汽车的现象。这些国内因素造成两国关系重大倒退，高层互访也因此停止。教训值得中日两国认真吸取。两国也需要加强对各自内政的研究。在加强对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同时，也要对内政因素的影响进行评估。对其内部的负面行为要有反应，但不能反应过度，更不能因此就中断高层和民间的来往。应该认识到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内政的纠错能力是限度的。

对于日本，我国要密切关注日本政党和政治家的动态，对其国内选举和民意调查进行动态的掌握。还要增加民间来往，加强两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以使两国人民之间增加互相了解，为双方关系进一步的改善奠定民众基础。中日邦交恢复半个世纪以来，两国既见证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守望相助，也经历了围绕着钓鱼岛所引发的危机，两国之间既有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又在安全领域互相提防。面对当前中美长期对峙的局势，日本的外交战略选择又到了新的关键节点。人们不禁要问：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双方都能回归国家利益的考虑，用东亚方式来处理双边关系，中日关系再出发就有了新的可能性。中国崛起这一概念涉及东亚国家国力强弱变化的历史事实。近代以前的中日两国一直是中国强、日本弱，明治维新之后才逐渐发展为日本强、中国弱，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成为实质意义上的转折点。

所以，通常意义上的权力转移不只发生在中美之间，在一个多世纪前日本挑战中国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现在的东亚国际关系从实力对比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强强相对”的局面，即一个富强的中国面对着一个富强的日本。而且，短期之内，日本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应该不会被现居第四位的德国超越。至于中国和日本将来要被印度超越的说法，应该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变成现实。

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日之间会保持这种“强强相对”的关系。因此，中国在与美日的博弈中最重要的是要坚决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拜登和特朗普时期，中国对美国的主要策略是“稳住美国”，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使中美关系避免陷入大国冲突的历史漩涡而直线性下降。而对日本的主要策略是“拉近日本”，争取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全方位地和日本改善关系，而避免出现中日关系“自由落体般下跌”的现象。原定于2020年春季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因为疫情原因而推迟，疫情过后就应该尽力推进。如果中日关系能够出现实质性突破，则中国的周边环境就会大幅改善，对美谈判也会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中国政府要明确坚持美国不能干涉中国内政、更不能在台湾问题上跨越红线的原则，同样的底线也适用于日本。

归根结底，中国还是要处理好国内发展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平衡，这样才能积聚力量把危机转化为机会，在国内建设和外交舞台上都更上一层楼。如此，就能使中国在当前大国博弈的这场惊涛骇浪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