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中國的事，需要理解中國的特殊性。

中國人不同於其他種族最鮮明的特性，就是對種地這種技能的迷戀，人類相對發展較早的文明，最重農抑商，依賴種植的就是中國。精耕細作鍛造了中國人的勤勞，農耕文明也澆築了中國人對土地的情感。

你在中國要說一輩子租房也沒啥，何必要買房，且不論在現實生活中會面臨多少重障礙，大多數人在心理上就無法接受。

房子，是階層地位的象徵，也是安全感的來源，現在追逐京滬深的鋼筋混凝土盒子，和當年徽商晉商要建巨大的宅院，本質上並無而致。

我無意探究財稅制度和貨幣政策如何給一線城市房價推波助瀾，這樣的討論已經太多了。

我們換個角度來想，一個十三億人的經濟體，其中所有有條件的人都將自己的中國夢寄託在少數幾個城市的房產之上時，這些城市的房產的價格，其趨勢不言自明。

昔年，發財了的人衣錦還鄉，在自家土地上建築大宅，而今這樣的需要全被一二線城市房產吸走。

 

中國廣袤的大地，容得下許多喬家大院，但如果喬家大院全部都要蓋在北京上海，北京上海的房價自然會被炒到珠穆朗瑪峰上。

許多人都在說，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有房有車孩子還要就讀學區房的絕對頂尖的物質生活，哪裡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階層躍升？這個問題其實是個代際矛盾。

如今在京滬深作為中堅的“70後”，因為進入社會早，當時房價並非高不可攀，夠夠就到了。

然而，和當年“70後”背景相似的“80後”“90後”就沒有這種幸運，即使家庭背景相似、資源和能力稟賦差不多，但因為這一波史無前例的貨幣放水大漫灌，“70後”的資產借房產增值坐上了火箭，“90後”望洋興嘆只能讀詩說從前的日色過得慢。

一部中國史，其實就是一部階層流動性不斷變化的變奏。大時代中的個體，命運浮沉全靠變奏的大基調。

秦滅六國，依靠的是制度優勢。秦國消滅了貴族，而六國舊貴族始終強勢。秦國能夠直接以國家機器強力汲取到個體，六國卻不具備這樣的汲取能力，因為封建（此處是真正意義上的“封建”，不是中國用的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所謂封建）的貴族對國王的汲取有抗拒。

 

 

秦國建立一整套“無軍功者不受爵”的制度，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社會階層的快速流動，不管你有沒有知識，有沒有背景，只要殺的人夠多，你就可以出將入相。

從本質上說，秦人之勇猛，正源於這種激勵，強社會階層流動的秦國，自然戰勝了弱社會階層流動的關東各國。

從秦到隋唐，人事制度幾經興替，最終導向平民化的科舉制。帝王以科舉，招攬天下英才，無論貴族庶族，最終都放在同一張試卷下面來檢視。

這一制度，使中國擁有了在古代世界無可比擬的階層流動性，“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能夠中舉，階層流動可以在一夕之間完成。

在農耕社會，社會上除商人（在當時完全沒有社會地位）以外的其他群體，財富創造能力並無多大差別，如果在再分配過程中處於優勢，即可成為社會的強勢群體。

也正是如此，這造就了中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傳統，也使得中國難以形成在社會階層代代相承國家的那種“工匠精神”。

1905年，科舉制度終止。社會流動狀況發生立竿見影的變化。西風東漸，沿海沿江開埠，中國的工業化始得發端。

但總的來看，彼時的中國，社會整體貧富差距不可與後來同日而語，但不同地域間的發展水平，卻比現在更不平衡。科舉制下，江南文風鼎盛，當地士人向來獨佔鰲頭，但全國其他區域士子，也不是全無機會。

及至私塾改新學，子女教育成本和往日科舉時代不可同日而語，至於知識界的尖端，更都是出洋留學歸國者，以當時的社會狀態，能夠支撐子女留洋的，更是鳳毛麟角。

翻看民國到中共建政之初政治人物的簡歷。國民黨文官中，留洋尤其留學歐美的比例極高，共產黨高官中，頂多也就是留蘇或者赴法“勤工儉學”而已，完全不可比。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這種現象而今已在重演，京滬穗深寧杭等城市最頂尖的家庭，其子女教育目標早就是常青藤的名校，再過若干年，擁有更高技術的國際化“海歸”可能成為國內金領白領職位的“標配”，彼時，社會階層流動也自然更固化了，和百年前的圖景並無二致。

1949之後，社會階層流動經歷了前三十年的特殊時期。在這個特殊時期，社會重新陷入勞動生產率較低且缺乏競爭的狀態，社會資源分配重回行政分配路徑。

一方面，對“地富反壞右”等階層的歧視，使一部分人參與社會流動的機會被徹底剝奪。

但另一方面，對於另一部分人而言，只要一朝考學招工招兵最終進城，就可以享受計劃經濟體制的襁褓，一夕之間改變自身的階層。

縱觀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最高領導人的集權程度越高，社會基層的原子化程度越深，反而使社會最低階層向中高階層的流動變得容易，而當最高權威渙散的時候，貴族也好，世家也罷，更多聚集中上層的資源，社會低階層向高階層的流動反而困難。

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程序，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重啟。農耕時代、工商資本時代、金融資本時代、科技資本時代，發達經濟體兩三百年走過的路，中國只用了三十多年。

正因為如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階層流動性，在短期內經歷了極為劇烈的變化。

回溯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80%的居民還是農民，城鄉二元結構下，城鎮居民生活狀況雖然遠好於農民，但除了少數高階官僚以外，內部分化也非常小。

 

 

彼時，高考是社會階層流動的主要途徑，所謂“一考定終身”，只要透過高考成為“大學生”，就脫離工人、農民獲得幹部身份，並能夠被“包分配”到處於社會相對頂層的單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此時民眾沒有擇業自由，畢業之後能不能留在北京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對大多數彼時的大學畢業生而言，也是“一錘子買賣”，能夠留下來的人，生存競爭自然相對不激烈。

八十年代，全社會整體仍在計劃經濟軌道上，但已有少部分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開始興起，到1992年南巡講話之後，全社會才有普遍性的下海經商浪潮。1992年“市場經濟”寫進中共黨章，中國才開始進入工商資本興起的時代。

 

 

工商資本時代是典型的高增長時代，實體經濟活力旺盛，產業投資回報豐厚，即使是社會流動性嚴重過剩，也只是推高消費品的通脹，除了高度計劃管制的股票以外，全社會大多數資本品的價格，相對而言並沒有太多的泡沫。

只要能夠趕上經濟增長的班車，只要有從容的收入增長，無論在一線城市還是二三線城市，買房都不是件特別困難的事。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實體經濟增長越來越困難，而流動性過剩的態勢越來越明顯。經濟增長雖然相對放緩，導致居民收入增幅的低迷，但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程序尚未停止，使得大多數消費品的成本並沒有提高甚至還有所降低。

這種形勢下，消費品價格的上漲總體比較溫和（比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居民整體消費水準的飆升，源於資本品價格（如房地產）飆升抬升房租等其他成本，導致服務價格躥升明顯。

如果說其他經濟體從工商資本時代進入金融資本時代帶有主動性，中國從工商資本時代進入金融資本時代，從某種程度上帶有明顯的被動性。

流動性過剩下，誰能獲得流動性，誰就能跑贏通脹跑贏大盤，誰不能獲得流動性，誰就面臨市場的淘汰。上市公司股權也好，一線城市房產也罷，莫不是因其流動性高地的地位，而成為財富快速增值的絕佳標的。

從工商資本時代到金融資本時代，增長方式的變化和代際矛盾複雜交織，社會流動性狀態發生深刻變化。

工商資本時代，不同行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異並不大，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也不發達，全社會也不存在嚴重的流動性過剩。

這種情況下，處在相對較好行業，和處在相對較差行業的人，收入差距並不大，按部就班都能上車，被拋離主流人群的，主要是國企下崗人員。

從 南巡講話到本世紀初期，新進入到大城市的人，以彼時二三十歲的中青年為主，核心人群是“60後”、“70後”。“60後”“70後”和“80後”“90 後”大不相同，“60後”、“70後”的父母大多是“40後”、“50後”（還是偏早的“50後”），在他們進入一線城市之時，絕大多數人的父母都沒有什麼積累，何況這部分人多數是多子女家庭，父母就算在老家有點房產，也不可能變現之後掰開來給幾兄弟姊妹用。

所以，這一階段的生存競爭，是相對平面的競爭。

一來，工商資本時代是第一個資本時代，不管是老闆還是打工的，此時在做的都是第一波的積累，沒有太多老本可吃。

二來，工商資本時代的主要玩家無法從上一代獲取太多資源，因此生存競爭是一代人以內的競爭。（從農村進城的第一代，上一代壓根沒有生存競爭的彈藥，1998年房改之前，城市居民大多都沒有自己的房產，更不用說賣房變現參與一線城市生存競爭了）

從代際競爭的角度來看金融資本時代的事，很多就變得容易理解。金融資本時代新進入一線城市的玩家，是“80後”和“90後”，其父母大多屬於“50後”（“50後”後期）和“60後”。

和“40後”、“50後”普遍積蓄不多不同（個別下海早的以及在體制內達到一定層次者除外，但這個規模很小），“50後”“60後”已經是改革開放之後分化較明顯的群體，“50後”、“60後”中搭上工商資本時代快車的人，已和同齡人在資產上拉開了一定的差距。

而“80後”、“90後”普遍又是獨生子女，這意味著其父母可以開始以其儲蓄和資產全面支撐其參加階層戰爭，這無疑大大加劇了戰爭的烈度。

在工商資本時代，一代人面臨的競爭，是自己這一代的收入競爭。到了金融資本時代，競爭變成上一代人的資產+這一代人的收入的雙重競爭。

工商資本時代的平層積累，變成金融資本時代加槓桿的基礎，這是競爭烈度放大的根源，也使得在一代人中完成階層上升，變得困難了許多。

2012年以來，中國的社會競爭進入新階段。簡單地說，金融資本時代達到高潮，科技資本時代呼之欲出。“索洛模型”所描述的勞動、資本與技術三大要素，在生產中所扮演的功能在變化，在分配中所處的地位亦面臨歷史性的變革。

一個人的財富，是由收入和資產共同決定。只要進入到資本時代，社會財富就面臨分化，中國時代迭代的程序明顯快於全球平均水平，這一分化速度也自然非常可怕。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一代人近乎發達國家的幾代人，順風順水時，別國幾代人才能完成的階層躍升在中國一代人就完成了，逆風逆水時，別國幾代人才家道中落而在中國一代人之內就可能跌落谷底。

這種分化，概括起來其實不復雜。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收入分化一直在加劇，簡單地說，一部分人收入停滯或者負增長，一部分人收入算術級數增長，一部分人收入幾何級數增長。從工商資本時代到金融資本時代，再到未來，這三部分人的邊界不斷髮生變化而已。

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收入停滯或負增長的主要是城市貧民，包括大多數競爭性行業的老國企職工，這部分職工所在的企業如果大幅裁員甚至破產倒閉，職工淪為失業者自然收入負增長，即使苦熬，基本上工資也僅能維持生計，沒有什麼盼頭。

絕大多數人（無論是白領、還是農民工）收入都在算術增長。也有收入幾何增長的，但那幾乎是絕少數的有特殊資源或特殊稟賦的老闆，在總人口中的基數極小，可以忽略不計。

2008年到2012年，金融資本時代的上半場，實體經濟增速的放緩，使大量傳統產業的從業者，開始從收入算術增長，淪為收入增長停滯的一族，而流動性過剩極大地刺激了金融系統，無論是金融業，還是房地產，一些強勢行業的普通從業者也開始享受收入的幾何級數增長。

概而言之，在底端，收入增長停滯也不再只是下崗職工的事，在頂端，收入幾何增長不再只是老闆的專利。收入增長停滯的人變多了，收入幾何增長的人也變多了。

對收入算術增長甚至零增長的人而言，面對著自己不能夠到金融地產行業直接分一杯羹，就只有透過窮盡所有手段擴張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來對抗流動性過剩下的貨幣貶值。

所謂“新常態”，反映的是大多數傳統行業在成本高企和效率提升困難的雙重打擊下，面臨持續困境，甚至有的行業已走到生命週期的末尾。

而“新經濟”，則反映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從某種程度上說，短期內“新經濟”很大程度以概念吸收泡沫，而從中長期看，“新經濟”對“舊經濟”的優勢是不可逆的。

在這個下半場，人們開始看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狀態。90%的人收入增長停滯，9%的人收入算術增長，1%的人收入幾何增長。曾經大量處在“算術增長”區間的“白領”，在這一時期都跌落到收入增長停滯的區間，其中典型代表就是銀行業。

 

 

實體經濟的不景氣，已經傳導到銀行，銀行的不良資產風險積聚，除個人房貸以外的傳統信貸業務越來越難做，銀行間市場和債券市場充滿交易性機會，但在銀行裡做這些交易的技術崗位畢竟只是極少數，大量的普通銀行從業人員，其收入已經從過去的算術級數增長，陷入到增長停滯。

“新常態”下，承接流動性的，無外乎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與開發性金融、非銀金融和高科技這幾途。基建和開發性金融，屬於政策性穩增長工具，與大多數白領、金領關係不大，房地產、非銀金融和高科技，才是泡沫的暢飲者。

在金融資本時代的下半場，非銀金融的地位自不待言。而以網際網路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成功的秘訣在於龐大人口基數帶來的商業模式的可複製性。

即使這樣，一個成功的商業模式已經可以非常成功地汲取最大量的資源，而以BAT為代表的網際網路巨頭，更足以進一步推高整個相關產業的估值水平，使TMT產業成為中國流動性盛宴的重要享用者。非銀金融和高科技產業，成為新時代的1%頂端人士的產出者。

人的一生，選擇的機會有限，大多數身處99%相對較低增長行業的人，終究無緣轉型進入盛產金領的領域。

對於他們而言，押寶房地產幾乎是唯一的選擇，既然收入不能隨流動性幾何增長了，那就只有靠自己的資產來分食流動性過剩的這杯羹，再不這樣做，以後更上不了車了。

對 於大多數人而言，未來比當下更可怕。這裡我直接抄網紅向小田的一段微博：“科技和網際網路的創新使得中國前1%的富豪群體和其他人拉開差距，前者成了真正的 上流社會，想要透過財富創造財務易如反掌；而後者卻陷入了嚴重的“資產荒”，不得不拿出辛苦工作賺的錢去購買前者創造出來的高估值資產，否則就要在財富遊 戲中被淘汰出局”。

如果說在金融資本時代的下半場，我們所看到的網際網路產業，還只是商業模式+資本所形成的巨大的流動性汲取者的話，到了真正的科技資本時代，新技術將不再簡單地和資本搶奪流動性，而將以其巨大的效率優勢碾壓其他的生產要素。

 

 

我的朋友謝熊貓君有一篇在中文世界很有名的譯介人工智慧的文章，裡面提出來了一個很中國的詞——“嚇尿指數”。簡單地說，未來學家Ray Kurzweil把人類的加速發展稱作加速回報定律（Law of Accelerating Returns）。

之所以會發生這種規律，是因為一個更加發達的社會，能夠繼續發展的能力也更強，發展的速度也更快。“一個人去到未來，並且被嚇尿，他們需要滿足一個“嚇尿單位”。

滿足嚇尿單位所需的年代間隔是不一樣的。在狩獵採集時代滿足一個嚇尿單位需要超過十萬年，而工業革命後一個嚇尿單位只要兩百多年就能滿足。”在未來，“嚇尿單位”只會越來越短，不會越來越長。

人工智慧、生物醫療、5G通訊，現代人類正在不斷地憋更多科技創新的“大招”。無論中國在這些新技術中扮演什麼角色，即使是作為追隨者，當21世紀的所有新技術的效能全面顯現之時，這些新技術的掌控者，其勞動生產率將是其他行業的百倍千倍，科技資本對其他產業（甚至包括非銀金融和房地產）的從業者都可能帶來降維打擊。（科技不是“新經濟”的唯一元素，新興的消費和服務當然也很重要，譬如“明星經濟”，那是另外一個範疇的事，此文按下不表）

向 小田前幾天的文章裡寫道“能創造一種資產的人永遠是佔據優勢地位的，拿著錢去買別人資產的人都是被動的。前面一種人是少數人，所以他們永遠享受著一種高溢 價。後面一種是多數人，所以看似輕鬆，實際上承擔了比別人更大的風險，而且是潛在的買單者。”的確如此，但絕大多數人成為後一種人，並不是因為圖輕鬆，而 是因為沒辦法。

北京學區房的價格被炒上天，源於絕大多數人對於自己下一代打贏階層戰爭的強烈意願和對輸掉這場戰爭的恐懼。對於大多數今生註定和泡沫與新經濟絕緣的中年人而言，他們的選擇無可厚非。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的想法是對的，在那個1%的人的勞動生產率碾壓99%的人的時代，成為那1%比什麼都重要，而培養子女成為那1%的成本，也比之前任何時候都要高。

終有一天，買不起北京學區房的人，就培養不出來能上清華北大的人，那不是平面意義上的社會板結，而是一個三維世界的真實圖景。（這裡“清華北大”不是實指，實際上指的是最好的受教育機會，而那些買得起學區房的人從理財的現實角度也未必一定要去買）

絕大多數人的困境和無奈在於，面對註定會來的三維世界，自己只能在二維平面上做選擇。

 

（元淦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