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视角，剖析中国人国民性的演变过程。中国古代的国民性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究其原因，是专制制度的不断压迫，导致了中国人国民性的不断沉沦。

一提到国民性，你八成想到鲁迅，脑子里浮现的就是阿Q精神。但阿Q精神是怎么来的？要谈这个话题，咱们先从欧洲人和乾隆皇帝的那次见面说起。

元朝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国后他记述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编为《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把中国描绘成遍地黄金的国度，引得欧洲人一阵狂热。马嘎尔尼，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

马嘎尔尼带领着七百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来到了中国，却发现这里与他们的想象截然相反。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居然是暴力！官员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让他们极为震惊。

让使团更震惊的是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并没有想象中的高，为使团带路的民众里有很多人撒谎、奸诈，而且对此毫不脸红。同时让使团震惊的还有中国人的冷酷无情，看到船上的同伴掉进河里有生命危险，更多的人会选择看热闹，而不是前去营救。使团人员还发现，普通民众异常贫困，他们哄抢使团丢弃的多余食物，乱作一团。

英国人分析说，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格，是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他们观察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他们就会神情大变，唯唯诺诺。强有力的统治者已经完全控制，而且按照他的思维塑造百姓的形象，百姓的伦理和品行则受政府律法的支配，几乎完全受其统治。

在马嘎尔尼看来，中国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狂妄自大、故步自封的国家，他从中国迷转变成为一个主张对中国强硬的主战派。四十年多后，英国就发动了鸦片战争，轻松地打开了中国国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仔细想想，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确实大有不同：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

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1）春秋时期的中国贵族，用生命去捍卫礼仪

什么是贵族精神呢？我们先从春秋时期宋襄公的故事讲起。

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宋国和楚国打仗，宋军列好了阵，楚军要渡过河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向宋襄公建议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可以趁他们渡河时发起进攻，这样必能获胜。”

哪知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这不符合战争规则。攻击正在渡河的楚军不合仁义，要等他们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才能交战。”

结果，等到楚军列阵完毕，双方才开始交战。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拼死突围才捡回一条命。战争结束后，众人都埋怨宋襄公瞎指挥。宋襄公却说：“君子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已经头发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境，不能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准备好，不能偷袭。”

用今人的眼光看，这位宋襄公也太愚蠢呆板了。但是对他那个时代有所了解的人，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2）春秋战国，一个百家争鸣、讲究礼仪的黄金时代

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般无处不在。作为商朝皇族的后代，贵族风度是宋襄公深入骨髓的观念，风度比胜败更重要。这些我们看起来迂腐的礼仪，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贵族阶层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

除此之外，勇敢与担当也是贵族精神的重要内涵：春秋时代的整个贵族阶级都以冲锋陷阵为荣，他们重视荣誉，敢于担当自己的责任，所以各国军队大部分都是由贵族子弟组成的，打起仗来风度翩翩。

西周末期，周王室衰微，严格的等级秩序被破坏。贵族精神流布到社会各个阶层，激活了整个社会的能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普通人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形成了新的“士”阶层，这是贵族文化的延续，我们熟知的诸子百家孔子、墨子等，就是“士文化”的代表。

然而，绚丽多彩的春秋战国时代，被一个叫嬴政的人挥剑斩断了。在商鞅、韩非子等人的影响下，秦国采用了信仰专制主义的法家学说。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皇帝制度，天下就成为皇帝的私产，专制的统治则将人民逐渐变成皇帝的奴仆。

贵族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诸子百家的学说也被抹杀，学者们要么被活埋，要么被抓去服徭役。正在航行的“贵族精神小船”，当有人开始专制统治时，便说翻就翻了。

3.汉代，贵族阶层形成了，儒家学说也成为官方的学术观点

秦国统一天下后，建立了皇帝制度。但他们把法家学说发挥的过于极致。秦始皇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到处是暴政。于是只传到秦二世，短暂的秦王朝便灰飞烟灭了。

秦代的瞬间崩盘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反面样板，汉代皇帝从秦始皇身上得到了两个教训，一是吸食民脂民膏不能太急，要细水长流，细嚼慢咽；二是私心和贪欲不能直接昭之于众，必须多加以伪装。

于是，历届汉朝统治者都独尊儒术，本质就是为了格式化全国人民的大脑，将人民牢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汉代的政治在实际上仍然是秦朝专制统治的延续。

大部分知识分子身上还残存着“春秋之风”：单纯朴直，好面子，重荣誉。汉代同春秋时代一样，大多数人有尚武精神，喜欢打仗、打猎。在性格上率直、粗朴，在男女关系上也相当通达。

不仅汉代人刚劲慷慨，事实上，从汉代到唐代，中国人身上一直保持着尚武、通达、开放的雄健气质。这种面貌说白了是由社会结构背景决定的，从汉到唐，中国社会兼具“平民社会”和“贵族社会”双重面貌：

一方面，国家是专制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官位不再是贵族继承而是皇帝任命；另一方面，汉代又发明了“察举制”，即由地方官推荐人才来做官，这使得官位基本被上层社会所垄断，出现了一个类似贵族的“士族阶层”。

4. 三国到唐，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时代由盛到衰

汉代之后，战乱不断，南方相对好一点，北方却是打得乱七八糟，皇帝换的如同走马灯一样快。不过，虽然天下不太平，南方的世家大族却极其稳定，北方的新贵族势力也随之崛起。

与此相对应，当时中国的艺术发展无比辉煌：书法、绘画、文学、艺术、舞蹈、雕塑等领域都出现了突破性发展，这是精神史上集自由与解放、智慧与热情于一体的“人的觉醒”的时代。

魏晋风度的慷慨潇洒、竹林七贤与建安七子的纵性任情、饮酒啸歌……这是让无数后世人追慕仰望的时代。

魏晋之后是隋朝，不过隋炀帝这个败家子很快就丢掉了天下，被唐朝取代。唐朝是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并包的朝代，统治者自信大度，政治管理上宽大通脱。

而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国民性格也是开放自信的，这从唐时张杨个性的服饰装扮、开放通达的男女关系，以及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刚劲开阔的社会风气等，都能看得出来。

5.宋代，文人的天堂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颤：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的不同。从唐到宋，中国的国民性格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唐代女人外向泼辣，宋代妇女却内敛柔和；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因此日本学者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变革论”。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呢？

也许，这一切就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

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谁有军队，谁就是大爷。五代时一个军阀叫嚣说，皇帝有什么了不起的，谁兵强马壮，谁就能当。篡位和兵变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手握兵权的的武人决定着世界的一切。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号称一根棍棒无敌天下，打下四百军州，他也是靠陈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的江山。

但赵匡胤好不容易得到了天下，他可不想再继续武人夺权的恶性游戏循环，毕竟，这天下今天姓赵，明天就可能姓张。结束这种担忧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头子来竞争。

于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从各方面限制了武将的权力，提高文臣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他也没忘给文臣套上笼头。在中央和地方，他都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使得皇帝终于可以大权在握，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这真可谓是继秦朝之后，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宋代的专制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而是追求文臣的风光。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成了“文弱书生”。

另外，宋朝时科举制发展成熟，平民可以通过科举入仕，这使得宋代逐步成为一个平民社会，这个社会在政治结构上的主要特点是皇权独尊，没有可以与皇权抗衡的贵族阶层，国民开始安心接受专制统治。

虽然宋朝官场如此，但民众们过得很快乐。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宋朝算是个巅峰时代。宋朝文化发达，出了无数画家、文学家，城市化程度很高，国家既开放，又有钱。但宋朝最终无法抵御蒙古人的铁骑南下，大宋王朝被推翻。

蒙古人的统治不但压迫着人民，并且凌辱和消磨着人民的灵魂。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那些有血性的精英被大面积的消灭，难怪有后人论到“崖山之后，再无中华”。

在这样一个屈辱的世界里，中国人的心理由失衡到扭曲，开始被动苟活。

6.明朝是个变态横行的时期，导致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大滑坡

明朝的国民性格则有了“流氓化”倾向，统治者专制强横，官员结党营私，特务与告密者充斥在大街小巷。

明代特殊的制度设计和统治作风对民族性格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这种强横残暴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格再一次大幅度软化，人们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识被扫除一空，奴性从明代开始，在人格空地上如同野草一样疯长。

明朝之后，满洲人南下建立了清朝，他们要比之前的蒙古人更加精明。清朝皇帝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最大限度地挖掘中国传统体制的全部潜力，把牢笼了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得更加严密和严酷，天下万民最后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也被剥夺了。

纵向对比中国历史，清代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迫得最靡弱的时代。

7.专制是国民性改变的因素

到这里，我们梳理了整个中国国民性格的演变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秦始皇开始，随着统治阶层专制制度的一步步紧逼，中国的国民性性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追溯缘由，我们发现，专制是国民性改变的首要因素。

从秦始皇的专制制度开始，不知不觉就发展了整整两千年。在历史时期，欧洲国家越来越民主，但中国却越来越专制，到了清朝竟然达到了专制的巅峰。

这两千年的潜移默化，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改造是彻底的，对皇帝和官府的顺从和恐惧，以至于到了最后，催生出麻木、冷漠、贪婪的民众。

因此，对于国民性的反思与改造，是知识分子和领导人们共同探讨的问题。

中国的精英们痛切感受到国民性问题，是在戊戌变法之后。洋务运动后我们向西方学习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甲午战争一战而败，洋务运动也宣告破产。

之后发起的戊戌变法，想搞君主立宪，结果很快被慈禧太后摧垮。

后来，精英们提出第三个结论，是“国民性”不行，没有好的国民，就无法建立新的制度。如果想要建立富强的中国，先要改造的就是广大国民。

率先发声的是梁启超，他以《新民说》为题，写了大量文章痛陈国民性的问题，他想通过“自高而低”的思想革命，唤醒沉睡中的民众，通过小说等文化艺术作品的创作来感化民众。

比梁启超影响更大的人，则是鲁迅·国民性改造旗手。他延续了梁启超的“小说救国”思路，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文等，持之以恒地揭露和批判国民性中的“劣点”，然而，鲁迅努力的效果并不明显，先思想、后制度的国民性改造之路走不通。这标志着，知识分子以“思想革命”来改造国民性的运动失败了。

另外一位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知识分子是胡适。长期留学欧美的他认为民主制度具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应该大力推进民主制度的改革。胡适提出，国民性可以通过制度“渐进改良”，企图从内部推动，逐步落实宪法，从而改造民众。

孙中山的观点和胡适的不谋而合，即需要用制度来训练培养国民，在《建国方略》一书中，他提出了制度建设三步走的构想，培养国民参政能力，在中国逐步建立民主宪政制度。但孙中山的理想主义失败后，晚年他倒是看到了苏俄的强大力量，转而提出联俄联共的思想。

到今天，国民性问题似乎仍未得到明显的解决。

由于中国在近代以来的积弱和贫穷，使得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和困惑。“中国性格”一直是我们感到困扰的问题，也是我们在现代面前的焦虑的根源。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社会已经全面现代化了，到处是高楼大厦，但这也仅仅是表象的改变。国民性将何去何从？“改变国民性”这一命题是否成立？

两千年来，中国人的国民性被专制制度和儒家学说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一个人的性格自然会受到周围社会的影响。

但在今日，中国人的思想受到了各类西方观点的冲击，加上中国人不断地走向世界，中国人的形象也从过去的刻板印象中脱离出来，让世界重新感受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魅力和活力。

我们期望，随着国家的富强昌盛，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也会随之蓬勃发展，而新的中国人，国民性应该是积极向上、充满自由和个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