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更高、更具公平性的市场都不能完成的目标，我们为什么坚信，权力就能完成？资源分配从来不平衡，每个人的身高、相貌、智商都不一样，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则收入差距、地位差距等为何被视为邪恶的？所谓公平，从来不是资源分配的公平，而是机会的公平。

俄罗斯是文化强国、军事强国，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丰富，却始终算不上是一个富国，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只相当于西欧富国普通民众的1/2—1/3。据2021年统计，俄罗斯贫困率是11%。

 （俄罗斯）即便不是地球上自然资源最富集的国家，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它是工业国中少有的石油储量极其丰富的国家，甚至是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之一。它土壤肥沃，享有盛名，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平原。铁矿石储量是世界第一，森林覆盖面积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拥有世界第二大锰储量和世界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储量。除此之外，在许多年里，它作为镍生产国也领先于世界。在几乎所有自然资源上，它都能自给自足，并且出口了大量的黄金和钻石。到1978年，全世界接近一半的工业级钻石都是由它生产的。

在《财富、贫穷与政治》一书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这样写道。

其实，俄罗斯还是全球成年人中（25岁至64岁），大学生占比最高的国家，达58%（2016年的统计数据），而美国仅为35%，中国是17%。

不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本，俄罗斯都堪称世界第一，可它从来不是富国。

2021年，俄罗斯GDP排名全球第11，约等于美国的1/13，人均GDP排名全球第61，被中国超越。俄罗斯经济学家尼基塔·马斯连尼科夫预计，未来俄罗斯宏观经济增速将比世界平均增速落后50%—100%，可能已进入“具有结构性危机迹象的停滞”。

宏观经济低迷之外，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远低于发达国家。2022年，俄罗斯在全球生活质量指数中排名第70，仅比巴基斯坦高一位，而全球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日本却高居第16位。

俄罗斯历年GD的统计，以及学者们预估它到2027年的发展状况，该预估没考虑到俄乌战争的因素，可能高于实际情况。

其实，即使在斯大林创造“经济奇迹”、GDP蹿升至世界第二时，苏联人民的生活也不富裕，经济运行效率明显不如德国、日本和美国。

一般认为，决定国家富裕的因素无非几种：

自然资源

人力资本

市场

资本

科技水平

这些因素，俄罗斯都具备，却为什么富不起来呢？《财富、贫穷与政治》犀利地指出：人性才是真正的高山大川、戈壁荒漠，它比资源匮乏更可怕，比环境约束更严酷，比自然灾难更恐怖。历史已无数次告诉人们：国家富裕源于好文化，而好文化的基础是好政治。但好文化、好政治都需习得，对于未养成相应习惯的人们来说，很难明白什么是“好”。于是，世界在跑，他们在跳，常常落入“混淆了道德问题与因果问题”的思维陷阱中，用虚拟的“政治正确”扼杀经济理性，从而无法摆脱贫穷。

无谓的争论、错误的政策、莫名其妙的怨恨、自以为是的暴力……构成了封闭循环。一番折腾后，人们常常忘了真问题是什么，只留下无穷的“必须如此”“只能如此”。于是，他们又会主动拥抱下一轮集体灾难。

本书主旨不是俄罗斯问题，而是回应“分配正义”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讨论如何“公平分配”不存在的财富，为此激烈争吵，甚至诉诸暴力，可富裕的“关键在生产，而不是分配”，自古无均富之国，那些寻求均富的努力，造就出的总是均贫，俄罗斯即为显例。

托马斯·索维尔的思想对里根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运动有较大影响力，福特、尼克松、里根三任政府都曾邀请他加入，都被他拒绝，他的另一部著作《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亦畅销。

看清财富来源，才能明白该做什么。呈现常识的力量，是本书价值所在。

▌历史需要“系统集成商”，更愿奖励善用发明者
国家有穷有富，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发展并非均质，总是先从某点突破。古希腊远比周边国家富裕，而古代普通中国人使用瓷器时，他们想不到，1000年后的欧洲人依然将瓷器当成奢侈品。类似的不均衡至今犹存，如本书所说，德国人均GDP是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或乌克兰的3倍以上，挪威则是5倍以上。日本人均GDP是印度的9倍多，而非洲人均GDP不到欧元区国家的十分之一。

国家穷富，半由天定，因资源禀赋不同。20世纪初，意大利渔民的人均收入只有法国的1/4、英国的1/8，三国鱼价略同，但渔场产量迥异。

然而，就算上天给了好运气，也未必能让国家由穷变富。比如西班牙，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1640年，150年间，从美洲掠走黄金约875吨、白银约4.5万吨，可用西班牙人自己的话说：“金子像洒落在屋顶上的雨一般涌入西班牙，但立刻就流走了。”到1900年，西班牙超一半人是文盲，此时非裔美国人被解放还不到50年，却大部分已会读写。到2000年时，西班牙人均收入低于非裔美国人。

1533 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印加王国首都库斯科，图为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向西班牙冒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表示臣服，后者得到巨额赎金，却杀死了印加皇帝。

本书列举了导致国家贫富的种种“客观因素”：

山脉：山区农民更穷，因交通不便，生产规模受限，靠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经济，很难创造出更多财富，且会影响人的创富能力。智商测验发现，山区儿童“都不擅长抽象问题，最初几年他们也许与全国平均成绩相近，但越长大，差距越大”。

土壤与气候：热带的自然条件更好，可温带的农民更富，因温带四季交替明显，哪怕只耽搁一两天播种、除草、施肥、收割等工作，也可能全年颗粒无收。这就培育了温带农民的时间紧迫感和纪律性，而好的工作伦理，有利于财富生产。

动物：美洲、澳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无大型役畜，无法大规模运输、耕地等，制约了文明发展。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美洲唯一的役畜是大羊驼，它体重最高可达400公斤，但负重能力只有50公斤左右，且性格暴烈，不易驾驭。大羊驼也是通过白令陆桥，从亚洲到达美洲的，野生种被称为骆马。

疾病：热带病肆虐于南部非洲，早期到此的欧洲殖民者平均寿命不足一年。热带病限制了人口流动，在相互隔绝中，土著们不得不忍受长期贫穷。

区位：有区位优势的国家易成富国，比如美国周边无强国，日本孤悬海外，可以潜心发展。

仔细推敲，这些“客观因素”都不“客观”。

热带病阻碍了南部非洲人的沟通，但欧洲殖民者入侵后，很快找到解药，长期霸占大片土地；日本的地理位置独特，既得中国文化滋养，又能免于同化，可在不同时期，日本表现不同，15世纪时，日本被视为富国，造枪工艺达世界最优，经200多年“闭关锁国”，重启国门时，日本成了最穷的国家之一，武士们放弃了火枪，重拾大刀；同样是山区，瑞士人的人均GDP却高居全球第二；法国土地肥沃、气候适宜，英国则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但在近代化竞争中，英国长期领先……

日本战国时代末期（16世纪），日本火枪被认为全球最优，图为日本的足轻火铳在进行夜间训练，足轻是低级士兵，当时火铳较重，需用绳索牵引来保持射击稳定。

本书作者认为，这些“客观因素”存有共性，即：将人类分割在不同的小环境中，减少沟通与交流，随着创造性与好奇心被抑制，贫穷得以长驻。

换言之，“客观因素”必须借助于人，才能成为约束的力量。当人们孤芳自赏、选择封闭、拒绝与他人沟通时，国家才会变穷。比如沙特阿拉伯，石油一直在当地人脚下流淌，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却贫穷了数千年，没有现代采油技术，不把石油卖到其他国家，不加入全球贸易大循环，这些石油就毫无价值。

每个民族都是智慧的，都能依据现实条件，做出伟大的发明，但历史需要的是“系统集成商”，历史很少奖励发明者，更愿奖励善于使用发明者。正如本书作者写到的那样：

英国人能够跨越大西洋航行，使用的罗盘、操作用的船舵、记录用的纸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做数学计算用的是来自印度的计数系统，使用的字母是罗马人创造的，最终在战斗中占据优势靠的也是中国人发明的火药。

沟通就是创造力，就是国家变富的根本原因。

▌沟通之门是怎样被关闭的
沟通创造财富，在移民身上体现得最鲜明。

以华人为例，他们刚到异乡时，身无长物，只有努力工作赶超他人的意愿，他们受教育不多，享受不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地位长期低于其他地区的移民。

书中写道：“在秘鲁，中国劳工被关在有守卫的岛上，在令人窒息的高温与恶臭环境下工作，负责将鸟粪装进麻袋，作为肥料出口。那里的守卫不是为了防止中国劳工从岛上逃走，而是防止这些人因无法忍受而选择自杀来获得解脱。”

1859 年，在运送中国苦力的挪威船上发生了叛乱，被压迫的华人奋起反抗，本图绘于1864年，发表在《哈珀新月刊》上。

直到20世纪中期，华人自杀率仍接近全美平均水平的3倍。

然而，这些并没妨碍华人走向成功，1994年以前，570万海外华人创造的财富与10多亿中国人几乎相当。最新调查显示，华人人均年收入在美排名最高，比白人多了9000美元。

华人成功没有秘诀，无非是“打工—开小店—培养孩子上名校—孩子进入白领阶层—拿到高收入”。几乎所有移民都曾是“低端人口”，在美国，犹太移民最早推着小车，走街串巷，然后是德国移民、日本移民、韩国移民、华人移民、黎巴嫩移民、古巴移民……他们的成功路径基本一致。

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华人社区。有人这样描述这些福建人，“他们非常穷，4个人住一间屋子，一日三餐都是米饭，用汽水罐来装调味品”，他们“把自己塞进像集体宿舍一样的房子里，每天疯狂地长时间工作，做服务员、洗盘子、在旅店打扫房间，把他们讲中文的孩子送到这个城市的公立名校读书，然后还要供他们读大学”。

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些福建人学会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Harvard”（哈佛），第二个是“Stuyvesant”（史岱文森）——这是纽约的一所老牌公立高中。

有人抱怨说，犹太人“太聪明”，这是他们的“成功密码”，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陆军对士兵进行过智商测验，犹太士兵得分很低。

事实证明，起点低、教育程度差、智商弱、没本钱、无技能……都不会阻碍一个人变富，人类拥有融入环境、改变自己的本能。可奇怪的是，不同族群的移民都能变富，他们的母国真正变富的却不多。本书作者认为，关键在文化——移民会主动改造自己的文化，母国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每个民族都珍重自己的文化，但文化包含“正确文化”与“错误文化”两个方面，“错误文化”试图把本民族描述成独一无二的、高于其他民族的，它会给人以误导：

首先，传播文化的前提是对方主动接受，而非强力输出。西方人接受阿拉伯数字（印度人最早发明），仅仅因为罗马数字太复杂，印度人从没尝试去说服任何人。历史上许多王国都试图推广自己的文化，结果却只是给博物馆增加了藏品而已。铸币、城堡、街道、印刷机、纺织机、疫苗接种、铁路、汽车……它们被世界各地所接受，如今却少有人能说出它们的原产地。好文化的价值在于服务全人类，而不是给发明者脸上贴金，沾沾自喜于自身的文化贡献，很可能忽略了向别人学习，从领先者变成落后者。

其次，文化互有优劣，善学胜于善卖。正如本书所说：“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强于别人，更不会一直强盛。拒绝接受他人取得的文化进步是一种自我隔绝，与地理环境造成的隔离一样有害。”当乾隆说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时，此后百余年国运就此断送。

其三，“错误文化”都有民粹因素，自以为代言大众。所有国家都会出现少数人成就超过多数人的现象，“错误文化”往往妖魔化这种成就，认为少数人“掠夺”了大众，是靠阴谋、不正当手段而成功的。在技术时代，“错误文化”甚至发明出“技术暴政”等新词，似乎“技术差”反而成了“天然权利”。其实，出现少数生产率更高的人群是国家的财富，这些人“既能提高一国的生活水平，又可以为多数群体成员提供文化榜样”。可“错误文化”却以“公平”为借口，窒息一个民族的未来。

文化要发展，应去除“错误文化”，弘扬“正确文化”，从长远看，文化改造利大于弊，以日本为例：

1886年日本的人均购买力是英国的1/40，到1898年，日本的人均购买力极大地提高了，为英国的1/6。通过大规模引入西方技术，邀请技术专家到日本传授这些技术，并将日本学生送出国到西方大学学习，日本成为与西方领先国家并驾齐驱的世界大国之一。1886年，日本儿童入学率不到1/2，但到1905年已提高到95%，并在之后进一步上升。到20世纪初，日本人已经领先世界。

日本封闭的国门被美国的“黑船来航”打开后，日本人选择了睁开眼睛看世界，在当时的浮世绘中，均给予黑船以正面形象，对愚昧、保守的幕府官员则予以嘲讽。

然而，取得飞跃式发展的日本又很快走上回头路。他们送走外国专家，神话木屐、浮世绘、和服、武士道、日本料理等，大肆吹嘘日本“本位文化”。

知名经济史学家大卫·S.兰德斯（David S. Landes）说：“对文化的批判就像割开他人的自我意识，会伤害他们的身份和自尊。”而本书作者认为：“文化孤立与地理隔绝带来的影响类似，都会使个体、群体、国家或整个文明更难同步于其他地区的进步。中国曾领先于世界，其衰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也是拒绝向他国学习。”

作为个体，我们都知道沟通的价值，可作为群体，我们却常被“错误文化”迷惑，主动关闭沟通之门。

 ▌教育水平高，却没转化成人力资本
经济行为的基础“理性人”而非“道德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在市场中，个人“谋私利”的行为可转化为“公共善”，那么，“错误文化”真会影响经济发展吗？就算有影响，程度有多大？真会是决定性影响吗？

从俄罗斯的历史中，可见端倪。

在本书中，作者引用了著名学者福山最早提出的“信任半径”的概念，一般情况下，其定义是“对于自然的和道德的秩序的坚持和履行的期望”，体现在：

对他人能力的信赖。

对他人履行义务和责任的信赖。

著名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因《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年）而闻名，他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以及“信任半径”等新概念，福山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学者之一。

一个国家的“信任半径”越大，交流就越活跃，经济就越发达，人民也越富裕。但这不意味着，大国的“信任半径”也会自动变大。在许多领土广袤的国家中，人们的“信任半径”却很小。

19世纪末，为让俄国走向现代化，沙皇邀请西方企业来俄经商。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且劳动力廉价，可西方企业家惊讶地发现，俄罗斯人当不了会计，也当不好高管，因为很难找到诚实、守时的人。

俄罗斯的腐败如此普遍，以至人们发明了一个不带道德色彩的中性词——“中介者”（tolkachi），来称呼腐败分子。（tolkachi原本是职称，是政府派驻到企业的监督者，结果成为企业与官员之间的秘密联络人。）

著名学者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作者）曾说：“官员普遍贪污腐败，这制约了沙皇俄国的经济发展能力：因为官员的报酬取决于他们能否成功地让人们的烦恼翻倍，这样人们才会为免除烦恼向他们行贿。”

斯大林曾厉行惩贪，甚至将贪污者送到劳工集中营被奴役，可普遍腐败还是被保留了下来。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让他震惊的是，在私人别墅里，为高尔基一人服务的侍者便多达四五十人。罗曼·罗兰在日记中写道：“在莫斯科，生活对于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见到高尔基那儿或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会上的挥霍浪费，你就会感到某种不自在。烦恼就不由自主地积聚起来。”

高尔基与斯大林在1931年的合影。晚年高尔基拥有豪华的别墅和巨大的财富，此时他已“体现不出任何才能”了。

为什么在俄罗斯，腐败如此普遍，已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书未做太多解释，但福山在《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有较全面的分析：在国家大于社会的背景中，人人被拆解成原子态的个体，只能用腐败来保护自己利益，腐败给国家以挫折感，给绝对劣势的个体争取到一点点自由空间。

贪腐与专制是双生子，专制生产出贪腐者，而贪腐者多，又使专制成为必须。本书指出：“很多关于腐败的系统性跨国研究都发现，被评为最腐败的国家大多数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即使这些国家自然资源很丰富。”

腐败让所有“公事”都变成“私事”，让所有“公民”都变成“私民”，压缩了国民的“信任半径”，给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很多人会质疑说：俄罗斯教育水平领先全球，人口素质高，拿过20次诺贝尔奖和8次菲尔兹奖，在基础研究方面拥有强大实力，人力资本还不雄厚？

这就忽略了，更高的教育水准不等于人力资本。许多人力资本是在学校外获得的，一个人中年时的收入可能是青年时的3倍以上，增加的部分，即人力资本的增值，与学校教育无关。学校教给学生的技能，许多是市场不需要的，学历教育还会因压力大、重考试不重实用、学习方法不当、专业不对口、培养厌学情绪等，造成人力资本的损失。

本书作者发现：

俄罗斯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大约占全世界的6%，但在全世界新专利和专利申请量中仅占0.2%。1995年到2008年间，德国、日本和美国发明的专利大约分别是俄罗斯的60倍、200倍和500倍，甚至新加坡这样的小城邦国家的发明专利也比俄罗斯多。

大学教育应帮助学生获得准确的知识，可应试教育改变了年轻人的目标，成为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满足感，结果，大学成了“不折不扣的过剩官僚、政客和煽动者的培养皿”。

人力资源的价值在于：“美国内战时期，虽然南方垄断了棉花种植，北方生产的纺织品却是南方的14倍。并且，北方生产的铁、商船总吨数和火枪分别是南方的15倍、25倍和32倍。”

可在俄罗斯，乃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普及教育带来了相反的结果：许多人一旦受过教育，就觉得不应该从事某些手工类工作，甚至不应该去做工程师。他们“不愿意与机器打交道”，更喜欢坐在办公室里。

本书作者说：“许多拥有学位但缺乏在经济上有价值的技能的人都在政府官僚部门工作。因为竞争性市场中的雇主用的是自己的钱而不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对此类人没有需求。为了给大量年轻人提供工作，政府机构往往会设立一些就业岗位，否则这些年轻人会变得沮丧愤怒，让政府官员头疼，甚至给整个社会带来危险。”

由于权力掌控了所有细节，堵塞了个体的自我提升、自我发展之路，使俄罗斯走向整体腐败——人们努力学习，是为从中分一杯羹。反腐成了用新腐败替代旧腐败，用隐性腐败（懒惰、不负责、对上盲从等）替代显性腐败，“富国梦”自然屡屡受挫。

俄罗斯不是富国，但莫斯科却是地球上富豪最多的城市，只是他们一般住在伦敦、巴黎等外国城市。据研究机构2105年的估算，2015年，这些富豪在海外持有财富竟相当于俄罗斯全民收入的75%。

▌当攻击变成一场狂欢
“错误文化”造成的后果如此可怕，为何却得到人们的追捧？难道大家都是傻子？这就忽略了，“错误文化”往往与愚昧为伍，它主动制造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政治议题，煽动民意，从而强制人们就范。

“错误文化”最擅长操练复杂概念，在任何社会中，有清醒头脑的人都是绝对少数，只需几轮口号轰炸，大众就会被催眠，从而“混淆了道德问题与因果问题”。

道德的标准模糊、真伪难辨，已很难成为多元社会的公共行为准则，应更多归于私人领域。更麻烦的是，道德创造了这样的语境：不是绝对正确，就是绝对错误，在道德面前，没有协商的余地。可在现实中，有多少事是非黑即白的呢？不妥协，就意味着永远没有解决方案，人们只能无休止地吵下去。

“错误文化”利用道德来劫持政治的情况，在美国也很常见。

比如南北战争后，美国黑人受教育程度迅速提升，黑人与白人之间收入差距日渐减少，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氛围变了”，追求平等权利的运动风起云涌，黑人们转去追求主体性，即“黑人独有的东西”。

随之而来的，是黑人社区环境恶化、垃圾遍地、暴力横行。篮球巨星贾巴尔（Kareem Abdul-Jabbar）回忆说：“我所有的成绩都是A，也因此别人讨厌我；我发音标准，别人就叫我‘朋克’。为了应对这些威胁，我不得不学会一种新的语言。我举止得体，是个好小伙子，但不得不隐藏自我。”

黑人孩子以逃课、攻击老师为荣，学习成绩好、举止斯文、发音标准等，被认为是“模仿白人”，可能遭到同伴的暴力攻击。他们不再渴望成为律师、医生、学者、企业高管等，因为那是白人孩子才想做的事，他们“把贫民区的说唱歌手当作模仿的偶像，他们学的都是娱乐明星”。

美国黑人“民运领袖”马丁·路德·金曾说：“我们不能总是责备白人，为了我们自己，有些事必须我们自己去做。”但如今美国黑人领袖们却认为，黑人群体收入下降是“奴隶制遗产”，即“奴隶制及之后对黑人的压制，给黑人留下的遗产是家庭破裂”，要求政府与社会给予更多的补偿。

从1863年《解放黑奴宣言》起，黑人的进步缓慢但从未停止。“到1900年，绝大多数黑人不再是文盲，而罗马尼亚人还要等数十年才能实现，印度人更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能大规模扫除文盲。到了1910年，大约四分之一的黑人农民不再租种土地或不再是佃农，他们变成了土地的所有者或购买者”。

随着教育水平提升，到1960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黑人家庭比例下降到47%，黑人贫困率下降了40个百分点，这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 “向贫穷宣战”的社会福利项目之前。而1960年到1980年的20年间，黑人贫困率只下降了18个百分点——下降也很显著，但速率变缓了。

可“向贫穷宣战”后，黑人单亲家庭数量增加了，黑人儿童的学习成绩下降了，倒是黑人政治家和社区积极分子越来越多，“就像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种族领袖向他们所属的落后族群推广的愿景一样，这一愿景将落后族群的问题归因为其他族群施加的恶意行为”。

这不是美国黑人社区独有的现象，在伦敦贫民区，也存在同样的现象。英国的达尔林普尔医生在《底层人生》一书中写道：“在我所在医院附近的公共房屋中有一些16岁的白人小孩，我还未见到有谁能算出9乘以7是多少的（我这么说毫不夸张），甚至3乘以7等于多少,都会难住他们。”

相比之下，移民们在政治上往往表现得非常冷漠，“东南亚和西半球华人也同样如此，他们淡漠政治，专注于工作、教育和储蓄。这也许缺乏浪漫，但非常有效，也正是靠着这一点，犹太人、日本人和黎巴嫩人在移民他国时，能够从贫穷慢慢走向富裕”。

幸亏本书作者是一名黑人学者，否则他的这些观点很可能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其实，托马斯·索维尔不反对社会福利计划，也不反对人们保持政治热情，他真正反感的是“错误文化”对政治的渗透，用“公平世界偏见”绑架众意，具体操作方法很简单：

1.向人们保证，落后不是他们的错。

2.向他们保证，落后是更先进群体造成的。

3.向他们保证，落后群体和其他人一样优秀。

4.向他们保证，按人口比例分配财富更符合正义，而不是按社会贡献。

这种绑架创造了“无所不在的受迫害情结，对不公的抱怨，以及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权利”，而所有这些，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对他人的攻击。可怕的是，攻击行为并不源于愤怒，而是为了狂欢。

▌公平重要，还是发展重要
人类经常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比如：公平重要，还是发展重要。该问题的潜台词是：发展是应得的，是常态，无需努力，真正要解决的是公平问题。

事实上，贫穷才是自发的，财富需要创造。

在前现代社会，80%以上的人生活在贫穷中，GDP在百年间增长10%，即可称为超级盛世，每个古人的一生中，都至少会遭遇一次大饥荒。发展如此不易，需付出非凡的努力与才华，可“错误文化”的拥趸们只需编造一个谎言，便能将发展污名化。

最常见的谎言是：美国1%最富人群拥有的总资产占全美的90%还多，可见，美国的贫富差距太惊人了，政客们应立刻出手。

事实上，1975年收入最低的20%人群，到1991年时，29%已成收入最高的20%人群，只有5%的人仍留在原组。

本书作者对写出《21世纪资本论》的明星学者皮凯蒂提出严厉批评。他说：皮凯蒂研究的重大过失在于，通过论述将流动的过程转化为僵硬的结构。在此结构中，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隔离开来，并控制和影响着整个社会。不论他的这一观察与流行的偏见是如何的一致，都脱离了显而易见的事实。”

皮凯蒂的研究收集了众多国家的大量统计数据。但正如熊彼特早就说过的：“有的人游历四方，但改变不了他们戴着有色眼镜看事物的习惯。”

本书在三个方面引人深思：

首先，效率更高、更具公平性的市场都不能完成的目标，我们为什么坚信，权力就能完成？资源分配从来不平衡，每个人的身高、相貌、智商都不一样，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则收入差距、地位差距等为何被视为邪恶的？所谓公平，从来不是资源分配的公平，而是机会的公平。资源分配不均衡，是发展的动力，强制均衡将阉割一个社会的活力，还会放纵权力，使其无法被约束。市场失败可怕，可权力失败更可怕，难免落入“带着天堂梦创造地狱”的困境。

其次，公平无法量化，后果如何，个人免责，所以主张公平天然拥有话语优势，总能在空谈中取得完胜，所以他们拥有比梁静茹能给予的、更多的勇气，高呼“富人正变得更富，这是以牺牲穷人和中产阶级为代价的”。而一旦站在“道德正确”一边，他就无需再论证“究竟公平到哪一步”才是恰当的，只要不是100%，他永远有指责的借口，可100%的公平难道不更可怕？

其三，公平没有解决方案，所以主张者常祭出“制造焦虑”的法宝，先在数据上做手脚，夸张问题的严重性，再将矛头指向具体的人，然后用暴隐私、人身攻击等，渲染“威胁”。比如“贪婪”就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词，所有富翁都被描绘成“贪婪”者，可“贪婪”是人性的弱点，人人有份，岂能入罪？况且，追求个人成功，真的可以视为“贪婪”吗？

本书作者指出，一个小混混为了一丁点儿钱抢劫小店，并杀人灭口，可他抢的钱还比不上医生一个月的月薪。那么，谁更“贪婪”呢？显然是小混混，而不是医生，医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他的收入越高，社会受益就越大。

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预设了一种普遍的正义，它与个人成就无关，而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从正义的角度看，一名普通工人与一名心脏医生相等，可从社会需要的角度看，普通工人过剩，心脏医生稀缺，那么，我们应鼓励人们去当普通工人呢，还是去当心脏医生？罗尔斯的答案是两个都鼓励，可结果是，鼓励当普通工人的社会将走向贫穷，鼓励当心脏医生的社会将走向富裕。

生而为人，我们都有人性的幽暗、愚昧和偏见，道德叙事会将这些掩盖，使我们陷入虚荣中，始终无法摆脱困境。这并不是只有俄罗斯、美国才会出现的问题，只要有人存在，“错误文化”就会试图用煽情、愚弄、催眠等方式绑架公权力，这是所有现代国家都面临的风险，而能从别人的失败中获得教训，即为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