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自然》杂志报道称，过去三年多，共同署名中美科研机构的论文作者数量下降超过20%；中美科研机构共同署名的论文数量在2021年也出现下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国际科研合作尤其是中美合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知识分子》了解到，不仅体现在论文发表上，科研合作受到的干扰也是多方面，渗透到各个环节。更多的科学家分享了他们的遭遇和见闻并提出了建议，以应对这场可能的科研 “脱钩” 危机。
同属于中美科研机构的论文作者人数、中美共同署名的论文数量近年来都出现了下降 | 图源[1]
“毫不奇怪，这是不争的事实，下降可能还不止20%。” 谈到《自然》最近的报道，在美国的华人病毒学家陈奇说。
在北京，生物学家郭玉虎对此也觉得不意外，他进一步预计，至少短期内这一趋势不会改变。“一项研究的发表，在生命科学领域，都得三到四年时间，有一个累积的滞后效应。”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局美大处处长陈婧告诉《知识分子》，他们和美国联邦政府三家科研组织机构签有合作协议，其中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都有实质性合作，但美国能源部（DOE）自2015年签署协议后就从未合作过。
谈到具体情形时她说，“其中，与NSF的合作项目一直在进行，但NSF始终严格限制合作领域和资金投入，今年的申请量显著减少。经过调研了解到，一些专家因为找不到美方合作者（熟悉的美国科学家都不敢合作）而无法申请。与NIH的项目申请非常踊跃，但2019年为双方共同征集的最后一轮。其后，随着2020年协议到期，未再有任何实质性合作。历经近三年努力，协议至今未能续签。”
她进一步提到，在对美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感觉 “科研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很大的”。
不少受访者也向《知识分子》表示，中美科研合作已然 “风光不再”，未来如何仍有不确定性。
寒蝉效应
“恶化” 源于特朗普的当选。
郭玉虎回忆，他当时正在美国参会，那晚的选举结果出来后，大家都深感失望。第二天，在略显尴尬的氛围下，会议继续举行，组织者对众人说，“这是悲伤的一天。”
接下来几年所发生的一切，用郭玉虎的话说，“很无语”。
2018年8月20日，时任NIH院长柯林斯给美国1万多个机构发信，建议他们和当地联邦调查局（FBI）谈话，肃清知识产权和外国干涉方面的威胁。三个月后，美国司法部发起 “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2019年，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大多数是华人教授）被剥夺经费、强制退休，被调查、起诉、送进监狱 ……
图1 2018年，特朗普政府的首任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宣布“中国行动计划”。该计划于2022年2月23日宣布结束 | 图源：美国司法部视频截图
“听一位曾供职于NSF的员工讲，2018－2019年间，其在参加一场美国资深科学家务虚研讨会时，就发现对华态度的明显转变。有几位曾与中国合作多年的科学家居然开始大肆批评中国，感觉政治影响和宣传洗脑相当厉害。友华科学家甚至不敢在公开场合为中国说公道话。” 陈婧说。
而这一切，并没有随着特朗普下台而结束。
陈奇注意到，虽然在今年2月23日，美国司法部 “避嫌” 停用了 “中国行动计划” 这个名称，但相关的调查并未停止。“1月底，美国检察官撤销了对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的起诉；3月底，针对耶鲁大学林海凡教授的调查也停止了，他们是幸运的。但我知道，有些调查、诉讼仍在继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网站却把之前所有调查案例信息都删除了，也没做任何解释。” 他说。
图2 2022年1月20日，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陈刚的指控 | 图源：CBS视频截图
历时近四年的 “中国行动计划” 曾饱受批评。
据《MIT技术评论》，截止2021年12月，超过150名被告中，近90%是华人；很多案子与所谓的国家安全、盗窃知识产权无关；美国司法部从来没有正式定义何为“中国行动计划”，也从未解释为何某个案件要归到这一计划名下；相当数量的所谓科研诚信的案子不了了之；仅有约1/4被起诉的人和机构被定罪；该计划的重点已经从所谓的经济间谍更多偏向科研诚信（research integrity）事务，比如在表格中没有完全披露外国任职情况；特朗普落选后，新的调查步伐放缓，但起诉和新案件依然在继续……
然而，寒蝉效应已然达成。郭玉虎在美国的合作者也感受到了压力。
有一次，仅仅因为使用了他发明的新工具，合作者就遭到了NIH的调查。还有一次，另一位合作者所在的美国大学写信来，要郭玉虎就某项已经发表的研究，解释是否存在利益纠葛。
事实上，郭玉虎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分享给全球研究者（包括美国合作者）的新工具，有时候甚至都还没有发表。而他们合作研究的对象是果蝇，是非常基础的研究，完全是正常的学术交流。
“后来，这个合作者专门写信给我，表示歉意，说这简直是荒谬，可现在的政治环境很难，他们大学科研处也没办法，如果处理不好，学校的经费支持就可能没了。” 郭玉虎说。
《知识分子》此前了解到，对于拥有几十年悠久合作历史的中美高能物理，美国能源部已经给相关研究者发了邮件，禁止其参与中国发起的项目，对关键器件也实施了禁运。
在天文学领域，2011年美国通过的沃尔夫法案，已经限制NASA与中国同行的交流，而今天的合作情形更为恶化。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随建告诉《知识分子》，美国有很多纯粹的天文项目，但如果有NASA的资助，美国的同行都很犹豫，不敢拿到中国来做，“甚至来中国讲学，以前都无所谓，现在都是非常谨慎”。
陈奇注意到，NIH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曾有一个合作项目，之前的申请异常踊跃，竞争激烈，如今竟没有一个人申请；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派遣的学生，曾经在教授眼里相当于不用美国出钱的 “免费劳动力”，如今也从非常 “紧俏” 沦落到避之唯恐不及；同样，和中国的科研机构联合举办国际会议也变得异常艰难……
生物学、天文学、高能物理，均属于基础研究，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绝少涉及技术的商业转化。而在其他一些领域，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先进制造、芯片等，中美之间的合作则更为困难，连相关学者的赴美签证也常常不获批。
从事先进制造研究的王丽告诉《知识分子》，他和美国研究者合作论文的数量都在下降；和一些公司的合作论文也不再署名；连合作单位都敏感了许多，审批相当复杂，可能会耽误论文的发表。
“说实话，现在我都不敢去美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她说。
当严苛的要求遇上新冠疫情
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和研究者正为升级后的繁琐 “披露” 而伤脑筋。
当前，美国的立法者正热火朝天的辩论，对于美国机构接受外国资助，准备加强披露要求。一些表示反对意见的人士和组织称，此举是从稻草堆里找针，且缺乏清晰的指南。
上个月，哈佛校长也曾表示，有的提案把披露的数额门槛降到零，要求学校建立更为复杂的披露数据库，这给行政人员和教员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哪个人给谁买了杯咖啡，政府根本没必要知道。” 他说。
大约30年前美国高等教育法的117条款（Section 117, Higher Education Act）规定，美国的大学如果一年里收到外国的礼物、合同金额超过25万美元就需要披露，但历年来，无论是联邦机构、大学都不太在意，大学很少提交这方面的数据，也没受到过什么警告。
变化从2019年开始，美联邦政府加大了检查力度，美教育部更是对包括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在内的19所大学发起调查，一时风声鹤唳。
时至今日，白宫准备出台新政策，披露要求之严苛和繁琐超出了很多人的预计。
“我大概看了一下，有各个层级的，科研人员要披露，大学也要披露，以前是25万美元，现在是一分钱都要披露。这完全是小题大做，占用了大家很多时间，最终其实起不到任何作用。这种策略是非常愚蠢的。” 陈奇告诉《知识分子》。
在陈奇所在的病毒学领域，中美之间曾有过密切合作。而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网络上出现了对中美合作者毫无科学根据的攻击和谩骂，也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中美双方一些研究者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些旨在保护公众健康的研究项目，怎么反而被认为对公众健康造成了 “威胁”？
就整个病毒学而言，陈奇说，“大家以前都是合作很密切的，鉴于目前的形势，现在不再想着合作了。”
其他学科的合作，虽然不像病毒学受到的冲击大，也无法幸免。
王丽本来6月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受邀作报告，结果国内“护照根本拿不到”。“这个会起初我们申请2020年到中国来办，基本上都定了，结果由于发生了疫情，就错过了。” 她说。
郭玉虎也被邀请到国外的一个会议上作报告，但最终因签证及护照问题而受阻。其实，即便被放行，疫情防控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也影响了出国交流。“我如果去了，回来还要隔离几个星期，回国的航班票价要好几万元，还可能熔断，所以几乎是不可能出去。我问主办方是否可以改为线上会议，但现在美国的很多会都已转成了线下，不再提供线上的方式，所以我们没办法参会。” 他说。
短期内和国际同行无法顺畅交流可能不会有问题，但长期来看，负面的结果可能就会显现。
“科学研究是不能各自孤立做的，还是要开放流动起来，科学研究本来是最好的民间外交，长期不交流的恶果就是脱钩，长期建立起来的联系会遭到破坏。” 王丽告诉《知识分子》。
前景不明的脱钩危机
在美国，面对仍在继续的调查、诉讼以及所谓的 “合规” 披露，似乎唯有继续抗争。“但仅靠华人的声音是不行的。” 陈奇说，“必须影响到高层的法律制定者、国会议员，包括大学校长、主管科技合作的领导、主流媒体等，大家一起努力才可以”。
回溯 “中国行动计划” 中的案例，绝大多数学校并没有对被调查的科学家伸出援手，给予法律或经济上的援助。“绝大多数被告都是自己花钱聘请律师，学校会觉得这是教员自己的私事，和学校没有关系。他们需要自己支付一大笔律师费。” 陈奇说。
聘请律师的费用以及被处罚的数额有时相当惊人，比如，最近被判的郑颂国，勒令向NIH支付340多万美元，还得向俄亥俄州立大学支付约41.3万美元的赔偿金。2019年从MD安德森被强制退休回国的科学家曾告诉《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不上诉，除了不愿意忍受漫长的诉讼所带来的身心折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难以承受法律方面的支出。
“我觉得大学的支持力度很明显是不够的，包括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因为华人科学家的家属在国内兼职，就把他们开除，这根本是不讲道理的。类似的事情充分说明，美国的大学对科研界的支持不够。” 陈奇说。
“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短期内我觉得是难以改变的，我其实是悲观的。” 郭玉虎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方面也许可以推出一些举措，缓解目前的局势，比如在科研上鼓励、宽容、支持长期的研究；加强对人的支持力度，而不仅是支持项目；也可以出台政策更好的支持非赢利组织，吸收社会民间的力量支持科研。“欧美科学家比较熟悉这样类似非赢利组织的模式，可以淡化政府资助的色彩，有利于合作的开展。” 他说。
薛随建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在他所在的天文学领域，美国私立大学和私人基金会支持的中美天文合作，包括技术领域的合作进展良好，似乎没有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此外，他也认为，虽然某些方面科技自立自强的提法是对的，但在科学的评价上，还是要放到整个世界的水平上进行评价，不能自己搞一套。而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有利于保持高的水准。
郭玉虎说，“科学，全世界难道不是有一个唯一的标准么？披着文化自信的外衣，实际上是为降低水平寻找借口。”
薛随建也认为，国际合作和自主创新，就像两条腿走路一样，不可偏废。“就拿中国的天眼来说，其实中间的‘眼珠子’是很关键的接收器，它是澳大利亚制造的。另外，我们没有一个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如果国内没有特别好的台址，而国外的台址好，也可以去到国外建天文台。” 他还建议，中美天文学领域的合作，如果从双方有互补，都关心和感兴趣的项目入手，会相对容易些。
此外，他建议，在对外合作的资金管理上，要去除不必要的障碍。“一些合作项目的合同里就说，中国的贡献包括一部分实物和现金。但到了我们出现金的时候，不管是从哪里出钱，总会遇到资金出境的障碍。一说钱要到美国去，你的项目风险级别就提高，优先级就下降。尤其是和国内的项目竞争经费的时候，项目再好，也完全没有优势可言，普遍的情形就是这样。” 他说。
谈到前景，几位受访者均感到中美科技合作的未来走向，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陈婧说，“只能丢掉幻想。在工作层面，我们在能合作的领域肯定积极推进合作，但近些年势头很难有明显好转。（目前）合作的领域非常窄，资助项目非常少…… 交流目前还能保持，但希望国际旅行能尽快恢复，否则会越来越难。虽然合作受阻对双方都有影响，但毕竟（中美）实力上有差距，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更大些。”
“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地区之间还很不平衡，总的水平还是不如美国，开放对双方都有利，但平均水平低一些的获利更多。特别是在基础研究上，我们不应该夜郎自大，藏着掖着，反而是要开放，去分享，让别人用，反过来促进自己的进步，这样滚雪球，才会越做越好。” 郭玉虎说。（应受访者要求，陈奇、郭玉虎、王丽为化名）
参考文献：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1492-7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12/02/1040656/china-initative-us-justice-department/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11506.html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2/06/03/proposed-law-sparks-debate-over-reporting-foreign-gifts
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22/5/26/foreign-funding-commencement-2022/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nih-s-axing-bat-coronavirus-grant-horrible-precedent-and-might-break-rules-critics-say
https://www.apajustice.org/end-the-china-initiative.html
https://www.npr.org/2020/02/13/805548681/harvard-yale-targets-of-education-department-probe-into-foreign-do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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