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3日
 
奥巴马总统将忍受着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的沉痛打击，于本周启程前往亚洲。但他将访问的地区比以往若干年更渴望迎来一位美国总统。最近中国的自信在亚洲造成了一种气氛：欢迎其他友好的超级大国的平衡举动，而不管总统在国内的个人政治地位。
 
奥巴马此行包括两个新崛起的大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和两个坚定的盟友——日本和韩国。这四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一起构成该地区的一个强大阵容。自信心日益增强的北京也无法轻易忽视它。
 
然而，奥巴马此行不是一次反华之旅，而是回归保护和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利益的做法。其建立的基础是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加强与印度联系的举动开创的成功，以及布什第二任期遗留的与中国在许多分歧中的建设性关系。中途停留印度尼西亚反映了对东南亚的重新关注和对发生在雅加达的民主变革的尊重。
 
对韩国和日本的访问具有双边和多边因素。20国集团将在首尔召开会议，以解决重新平衡全球盈余和赤字经济的问题。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将在横滨讨论贸易便利化。
 
奥巴马在孟买和新德里停留时间最长，为期三天。孟买之行将有大量商业元素。奥巴马将在这里会见商业团体，鼓励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入印度市场投资和销售。在新德里，也有望说服印度政府购买美国战斗机、运输机和民用客机。谈判也试图在最后一刻缩小印度民用核反应堆合同管理法规的差距，希望美国公司能够在当地赢得建设招标。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即使美国政府也会尽力满足新德里对有意义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胃口，美国的所求无疑超出了印度的准备。
 
印度尼西亚是“补充”停靠地，在美国国内问题造成前两次停靠被取消后，22小时的停留挽回了印度尼西亚领导人的面子。奥巴马第一天将参加政府会议，次日即11月10日早上，在一座清真寺举行公众活动和公开演讲。
 
明年，印度尼西亚将担任东盟主席，因此，奥巴马计划在雅加达举办东亚峰会（EAS）之时再带着孩子重返此地，进行较长的访问。
 
韩国是20国集团主席，努力更新国际金融机构的架构，并致力于重新平衡全球经济。后者有可能成为本次行程中影响最持久的事件，因为随着美国等赤字国家削减进口，贸易盈余国家以增加的国内消费抵消出口将不能有效地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目前，随着美联储打出“量化宽松”牌来获得众人的关注，紧张正以小规模货币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结果，新兴市场经济体充斥着热钱，迫使他们的政府调整币值或对经常账户施加控制。
 
希望能防止货币冲突演变为全面贸易战。但随着大多数国家关注保护本国就业，取得具体成果的前景是暗淡的。在讨论将由国际金融机构监管的经常账户调整时，美国官员的措辞通常是“参考”目标。这也表明硬目标很难在各方意见之间达成统一，结果将是足以让每个人保持安静的模糊，直到贸易战真正开始。
 
首尔的议程还包括两国政府就美韩自由贸易协定（KORUS）达成最终共识。这项协定最初由布什政府在三年半前宣布，但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并未依此行动。随后，在2008年的预选中，为了争取选票，奥巴马就此协定提出问题。他现在已经接受这一自由贸易理念，但仍坚持对轿车、轻型卡车和牛肉贸易的全新认识。
 
双方对一个积极的结果似乎真的感兴趣，并了解它对双边关系的好处，但为了实现这一结果将不得不做出让步，并做好说服国内利益受损集团的准备。鉴于亚洲其他地区正在迅速缔结各自的自由贸易协定，未能实现这一结果将使首尔和华盛顿相形见拙。
 
奥巴马此行的终点站是日本，他将在APEC会议上会见21位地区领导人。他将在前三个停靠地与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议，并在首尔会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近年来，随着APEC的贸易议程被地区中双边和小规模多边贸易协定所取代，它的议程相对较弱。日本新的民主党（DPJ）领导人需要时间来安排其工作重点，而APEC似乎未被列在其中。
 
奥巴马将纪念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五十周年，但不如原计划正式。尽管如此，DPJ在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领导下执政后与华盛顿之间出现的紧张日渐缓和，在新首相菅直人的领导下，联盟日益增强，敏感问题正在通过和平谈判而非新闻发布会得到解决。
 
中国最近使邻国感觉到了它的崛起姿态。目前为止，其结果是亚洲欢迎美国利益和奥巴马总统的回归。这是奥巴马出访亚洲的好时机。

2010年10月20日
 
中日在上月发生的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一度使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在9月底日方释放中国渔船船长以后，中方措辞依然严厉。10月初的亚欧首脑会议也因此笼罩了一层微妙的气氛；出席会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会议期间并未举行正式会晤，却有走廊上的一次非正式交谈。10月11日，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与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进行了会谈；这才是因撞船事件而中断的中日双边高层会谈以后的第一次正式的高层交涉。
 
如何看待此次撞船事件？它的国际影响有哪些？这一事件反映了舆论对中日关系起着怎样的作用以及中日外交关系决策机制的哪些特点？《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归泳涛、东京大学现代中国政治教授高原明生（Akio Takahara）和美国华盛顿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安德鲁•欧若斯（Andrew Oros），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分析。
 
本质是领土争议
 
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表面上是“该不该抓人”上的分歧，本质却是中日在钓鱼岛上的领土争端问题。归泳涛认为，这次事件以后中方之所以态度格外强硬，是因为“日本在这一事件上的做法对中国有实质性的利益上的损害。”“原来日本就对钓鱼岛有实际控制。”“这次抓人以后，日方按其国内法律去处理，一般意义上来说，是从‘实际控制’上升到‘法理控制’了。”
 
归泳涛指出，依照以前对此类纠纷的惯例做法，如2004年两个中国人登岛事件，日方采取直接遣返的做法，并不会进入日本国内的法律程序。
 
他认为，美国人作为旁观者想要了解事实很正常，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学者通常更关注“到底谁撞谁”和“该不该抓人”的问题；而中国学者更关注后果，即此次事件对钓鱼岛归属上的影响。
 
中方不愿与日方争论该不该抓人的细节问题，也是由于双方理论的前提假设就存在根本上的分歧：日方理论的前提是认为那里是日本领海，而中方则认为那里是中国领海。在不同的前提假设下，日方的逻辑是中国的渔船不仅擅闯日本领海，而且在日本领海里撞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而中方则认为日本在中国领海抓扣中国渔民渔船，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由此可见，双方争论的实质还是领土归属问题。
 
撇开两国在钓鱼岛领土归属上各自所罗列的理由细节不谈，虽然中日双方各自的官方立场皆是钓鱼岛为其各自固有领土，“主权无可争辩”或“不存在主权争议问题”，但正因如此，两国在钓鱼岛领土归属上的争议也才确实存在。钓鱼岛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国际法细节，争议的解决更是遥遥无期。
 
事件影响
 
媒体一般把日方释放中国船长渲染为中国外交“胜利”、日本外交“惨败”，但归泳涛与欧若斯都并不尽然同意。归泳涛评论道，“就事论事而言，可能中国取得了胜利。但从整体的大战略角度来看，恐怕（对中国）是不利的。这件事背后存在着一些不以单个事件为转移的结构性因素，即中国海军军力的扩张与美日关系。”“中国方面担心，中国在这件事中非但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性的利益，反而为日本和美国国内一些人提供了加强美日同盟以对付中国的理由。”
 
安德鲁•欧若斯指出，这件事对中国最大的不利是其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的影响。“目前我们正处在中国崛起，其他国家都在观望、尝试与中国建立何种新型关系的过渡期。”“中国在此件事上的强硬态度使许多人重新考虑中国想要在未来世界所承担的角色。”
 
公众舆论与外交
 
安德鲁•欧若斯还指出，这种国际上的中国与世界关系转型的过渡伴随着中国国内的社会转型——其中，言论自由的扩大使国际观察人士难以区分公众舆论与政府导向下的舆论。针对中国国内出现的一些与政府官方立场有出入的言论或文章，尤其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美国和日本政策界人士尚不知如何看待这些舆论的性质。
 
归泳涛认为，总的来说，国内舆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仍然有限。如果要说有哪个领域的影响比较明显，那当属对日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对日政策是特殊的，因为它涉及到感情因素和历史问题。
 
归泳涛认同舆论对外交在战术上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促成某些外交政策的“借口”或“原因”；但一方面，限制政府在外交上的腾挪空间。另外，舆论还可能上升问题的高度——把一个外交谈判或利益协调上的战术问题上升到一个敏感的高层政治问题。这一方面的影响也在此次事件中有所体现。
 
即便如此，高原明生还是认为，“中国公众在此次事件上表现得比2004年和2005年更加克制。我认为在过去五年中，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了解和印象有了改善。此外，中国政府在此次事件上非常小心地控制公众情绪。一方面，政府确保其对日本的态度强硬；另一方面，北京也确保市民抗议不会发展到不可控制的态势。”同时，高原明生表示，在日本方面，“公众舆论并没有对政府决策产生多少影响。”
 
中日外交决策机制不同
 
归泳涛指出，在这件事情上，“中日政治体制决策过程体现了很大的不同”。事情发生以后，这件事在日本一直是被放在“技术性问题的位置”，虽然也上报了首相，但一度都停留在地方层面。而在中国，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层面。因此双方的交涉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不上”。
 
归泳涛还评价道，“日本以国内法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这点上来看它是占优的，因为它是法治国家，凡事习惯以法律为准。但中国不会从法律上跟它纠缠，中国的政治性很强。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倒有着一些类似。”
 
相安无事只能靠默契？
 
虽然在钓鱼岛海域附近的船只数量正在逐渐减少，但每天一两百只船还是有的。归泳涛说，领土争端问题在近期没有能够得以解决的迹象，而类似此次事件的“擦枪走火”在这样繁忙的海域似乎不可避免。
 
高原明生总结道，中日关系既脆弱又顽强。借用安德鲁•欧若斯的解释，脆弱就脆弱在“中日关系——这一系有两国重大利益的关系——时常能够被私人行为者的个别行动所‘劫持’”；而其顽强的一面又体现在此次事件后双边关系的一系列“回暖”迹象上。
 
归泳涛对局势并不乐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值本文刊登之日前几天，中日都发生了游行示威，后又蔓延到中国多个城市。“看来此事尚未告一段落。而日本国会决定公开撞船录像，给下月胡主席访日蒙上阴影。”
 
欧若斯和归泳涛都强调了外交危机管理体制的重要。除此以外，归泳涛表示，钓鱼岛海域的状态实际上是“无秩序”，双方相安无事似乎只能靠默契或不成文的私下协议。

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 Andrew Marble, Travis Tanner

国家亚洲研究局，2010年 本书由Ashley Tellis参与编辑并介绍，是国家亚洲研究局“战略亚洲系列”的第十卷，其中章节由知名亚洲问题专家主笔。本书通过对影响亚洲地区稳定的重大事件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来解读战略亚洲。在此卷中，专家们从九个关键领域分析亚洲的问题，以期从整个亚洲的角度对影响该地区发展趋势的核心事件进行评估。

梁振英（C.Y. Leung）, 卜睿哲（Richard Bush）, 包道格（Douglas H. Paal）

2010年9月22日，华盛顿特区 自从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以来，香港成为了海外投资和贸易进入中国的门户。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委员会的梁振英谈到了香港在塑造中美经济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改变。卡内基的包道格和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卜睿哲主持了研讨会。

黄育川（Yukon Huang），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Tuchman Mathews）， 裴敏欣（Minxin Pei），迈克尔•佩蒂斯（Micheal Pettis），法布瑞斯•波蒂埃（Fabrice Pothier），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

2010年9月8日，布鲁塞尔 中国在近期超越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此时的西方经济体——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仍然在挣扎着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出来。这种高速增长的经济与低速增长的经济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正日益改变着全球力量对比。 为庆祝卡内基在欧洲新分部的成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马修斯和卡内基欧洲分部负责人法布瑞斯•波蒂埃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在变革中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中的地位的研讨会。卡内基的黄育川、裴敏欣和迈克尔•佩蒂斯分别在会上发言。《金融时报》的菲利普•斯蒂芬斯主持了该研讨会。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金融时报》，2010年10月13日 中国并非唯一进行干预的国家，但其行动和贸易顺差的规模，使其成为了明显的靶子。过度着眼于人民币，很快就会让局面进一步恶化。

黃育川（Yukon Huang）

《金融时报》，2010年10月7日 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如今已远远超过40%，私人消费的占比却降至36%。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种投资消费失衡只可能会导致经济崩盘；另一些人士则把这种失衡当作中国根本的动力源泉。真实情况介于两种看法之间：尽管中国的经济战略没有什么根本性错误，但它必须慢慢转向更可持续的增长。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中国金融市场》，2010年9月29日 中国重建贸易平衡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实现：使人民币升值、提高利率、提高工资或者将国有资产私有化或重新分配。决定采取何种方式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不同的方式会导致不同的赢家与输家，会涉及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也可能带来失业的阵痛。

包道格（Douglas Paal）

《卡内基评论》，2010年9月28日 全球贸易处于紧缩状态。贸易保护主义正在象酸液一般腐蚀全球自由贸易机制。各国争相出台自己的保护主义政策以保住自己人民的饭碗。在保护国内就业与遵守国际规则之间，各国政府们在玩着微妙的游戏。

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

《国际经济简报》，2010年9月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在《国际经济简报》上发文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鲍泰利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到7－8％；中国为减少经济过热和控制潜在房地产泡沫而进行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北京宣称其正在努力改变其经济中的不平衡状况——即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增加对国内消费增长的依赖——而且其已经在正确的方向上取得了一些成就。

包道格（Douglas Paal）

《卡内基评论》，2010年9月1日 包道格（Douglas Paal）认为，在前几个月中美关系因多起事件一度消沉之后，两国领导层都在作出努力，使两国关系重返关系发展的健康轨道。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金融日报》，2010年08月27日 这个世界似乎正毅然决然地迈向贸易战。美国的贸易逆差正大幅飙升，这是由于一些与国内消费毫无关系、但与海外政策和形势紧密相连的原因。在今后的几个月内，美国将会被迫在贸易保护或贸易逆差急剧扩大、同时失业率不断上升之间做出选择。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会选择前者；但如果它反应过度（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将引发新一轮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这尤其会伤害到贸易顺差的国家。

高明

2010年8月27日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内在机制与“亚洲发展模式”没有本质区别。在2003年后，中国国有企业的主导性发展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特征。在2012年之前，中国将延续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并不断通过政策支持、资源重组等方式，在减少国有企业数量的同时，提高国有企业在垄断性行业中的竞争力与对特定关键行业的经济控制。

尼娜•哈奇格恩（Nina Hachigian）、袁鹏

《生存》   第52卷，第4期 ，2010年08/09刊 ，第67－86页

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娜•哈奇格恩（Nina Hachigian）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主任袁鹏，就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与中美之间对此的期望差，以书信的形式进行了交流。
 
哈奇格恩的信主要指出并回答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与其他国家一道，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下参与应对全球挑战。二、美国是否愿意分享世界舞台，是否准备好了接受北京更大的影响力与参与度。她对这两个问题的问答都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
 
对于前一个问题，她肯定了中国在过去30年中国际角色的深刻变革——从一个国际体系以外的特立独行者到一个积极、全面的参与者。但同时她也认为，中国在国际参与的质量方面，仍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她比喻说，如果国际体系是一个聚餐晚会，中国就是一名可靠的贵宾；中国会参与友善的谈话，但是当另一位客人不守规矩或者食物不够吃的时候，你不能指望中国会插手。她指出，在别的国家眼中，中国有实力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对于后一个问题，她指出奥巴马总统及民调所显示的美国公众都表示美国愿意与他国共享世界领导地位。但美国国内也有批评奥巴马政策的少数声音。这些声音只代表少数人观点，但也突出了中美关系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政治重要性。
 
在袁鹏的回信中，他解释了中国的多重身份。他认为中国兼具五重身份，而美国常忽视中国的多重而复杂的身份特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一个世界大国，一个准超级大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拿最后一个身份为例，无论是忽略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把中国当做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待，还是夸大中国的社会主义特点，给它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都不能完全地抓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政策的复杂本质。中国在作决策的时候是从所有这五个身份出发，而不是单纯的某一个。这就造成了中美之间的期望落差。
 
此外，他认为“建设性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提议还忽视了中国国家利益的多元化：领土与主权完整、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发展、政治体制及追求尊严、道德与正义。“中国是唯一一个尚未完成主权和领土统一的大国。这个现实也导致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重视超过了美国的想象。”其二，“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式的国家-政权，而是团结在同一文明之下的多民族国家。西藏和新疆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关系到中国国内民族和宗教方面更深远的态势。这就让中国在看待一些问题，比如达赖喇嘛的行为上，和西方的看法完全不同。”
 
中国和美国利益不能完全吻合，因此美国要求中国根据美国利益行事，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并不是中国对世界责任说了‘不’，或是否认它在世界事务上的角色，而是它无法对每一个美国的要求都说‘是’。”
 
针对哈奇格恩的比喻，袁鹏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在那样一个晚餐宴会上，“中国获得了什么样的位置？坐在餐桌主座的美国和紧密地围坐在它周围的西方朋友们，真的打算给中国提供一个合适的位子吗？”
 
袁鹏强调了意愿与能力的差距。中国的意愿一直是善意和积极的，但中国的能力不应被高估。最后，他还提出了三个问题：1.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是否会保持不变？考虑到美国复杂的国内政治和当前的经济危机，奥巴马总统的中国政策似乎缺乏稳定、深厚的根基。2. 奥巴马的策略是基于会从中国得到“良好回报”的期望，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功利主义做法。但是中国当然不会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回报美国”。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可能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不良的后果。3.中国负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是一个中国很敏感的问题。中国需要美国尊重她的核心利益。

Jason Alderwick and Bastain Giegerich

《生存》   第52卷，第4期 ，2010年08/09刊 ，第 13－20页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北约的海洋战略就已经越来越过时。如同北约本身带有冷战色彩的使命一样，北约的海洋战略也急需更新。虽然北约在科索沃和阿富汗的行动都是以陆、空为主，但海军也扮演了重要的“使能者”角色。
 
近期的海盗问题使围绕更新北约海上战略的讨论有了一些生气。但作者认为，海盗问题不应成为讨论北约新的海上战略的主导因素。能源安全、反恐行动、救灾等人道援助等都应被考虑在内。此外，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北约应形成“一海域一重点主题”的不同区域性功能任务，如在黑海主要保证能源运输安全，在波斯湾和地中海着重反恐力量，在非洲之角及几内亚湾重点强调救灾援助等。海军的目的将囊括传统的军力投射与海洋控制、危机反应、国防外交，以及针对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海盗和非法贩卖等各种问题的海上行动。
 
虽然新的北约战略概念及海上战略都在起草中，但一些问题在此后仍需回答：如未来海上威胁与挑战将呈现何样的全景，海军在北约整体战略中的角色将是如何，北约海军组织与命令机制是否要随新的海上战略的更新而更新，应有哪些区域优先，北约、欧盟和其他联合体将如何合作，等等。
 
作者还指出，随着亚洲一些新的海上实力的崛起，亚洲国家并不一定认同北约的海上理念。一些国家——如以“不结盟”著称的印度——始终对是否直接与北约合作踌躇不定。

Jack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国际安全》   第35卷，第4期，2010年夏季刊，第7－43页

当初冷战的结束与“单极世界”格局的形成曾激发很多对大国是否会联合起来制衡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讨论。但这样的联盟至今尚未出现。历史上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时期、法国的路易斯十三和拿破仑时期、德国的威廉二世与希特勒时期，都有其他大国联合起来与之抗衡为证。力量平衡理论因此结论，在国际体系内，力量的集中于一国总会引起其他强国联合起来与之抗衡，这似乎已经成为“铁律”。但为何单单美国例外？
 
现实主义学者对此问题提供了诸多解释。有的认为，抗衡联盟未出现只是时间的问题。有的认为，美国与历史上其他的超级大国不同，它是“善意”的超级大国。有则的认为，美国太过强大，联合起来与之抗衡风险太大。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力量平衡理论由独立的欧洲大陆体系为主要例证得出，也只适用于独立的大陆体系。换言之，虽然在独立的大陆体系下，强国总联合起来抗衡最强大的国家；但在全球海洋体系下，强国不一定会这样做。超级海洋大国与超级大陆大国在它们的目标、战略与行为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体系内其他强国对它们的反应也有着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