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海天酱油的争议正在逐渐退出舆论热点，但真问题却还有待进一步辨析。

一、双标是正常的

在大规模工业化食品生产中使用添加剂不是坏事。很多人心目中的田园牧歌并不安全，以前的土添加剂更糟糕。以前大米储存是掺药的；土榨油黄曲霉素超标很多倍；用人粪当肥料，导致大规模寄生虫感染；用头发做酱油。正是很多人觉得不天然的工业化生产，使得中国人的食品越来越安全。

有观点认为，即便添加剂本身没有问题，但海天双标，中国的产品有添加剂，卖到日本的产品没添加剂还更便宜。这触发了朴素的民族感情，引来愤怒。

那么，真的是海天对中国消费者不公平，歧视中国消费者吗？海天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多人没有说出来的答案，或者说，说了自己也不信的答案是：海天是精神日本人，仇恨中国人。但这实在太荒谬了，以至于没人这么说，只敢隐约暗示以激起民族情绪。

从纯生意角度，没有厂商会对某个国家的人特别好，也不会对某个国家的人特别坏，企业哪有那个闲心。其实，海天在国内也有零添加产品。

至于定价问题，则相对复杂一些，影响因素很多。比如，出口有退税；国外的税更低；国内渠道费用可能更高；国外食品进口商回款快，不赖账；国外进口商采购规模大；国外销量更大；打开新市场等因素，都会导致不同的定价策略。比如，很多人指控联想在美国卖得便宜，那到亚马逊上跨境电商去买不就好了，显然，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税分割了市场。

销量也是影响定价的重要因素，假如海天零更贵的零添加产品，中国超市一年只能卖100瓶，但日本的经济水平更高，一个超市能卖10000瓶，分摊下来的费用能一样吗？日本酱油大国，其产品享誉全球，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品牌为打开市场，采取低价甚至赔本策略，也是很正常的。中国鞋卖到美国，也比卖到国内便宜，也是基于同类原因，难道那么多鞋老板也恨同胞？

所以，不同市场会导致不同的竞争策略、价格策略，简单的对比不同市场的价格，是不专业的，不客观的。

质疑双标的有很多媒体人，不妨再打个比方，人民日报署名社论，不要稿费你也会写。但一个自媒体编辑来声讨你：你给我们写稿，居然要稿费，但你给人民日报改稿8次，分文不收，你这是搞双标。那么，你觉得自己是双标吗？

二、标准不是越高越好

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公共品，即监管，主要靠舆论、公共投入。另一方面，是消费品，是要靠钱买的。缺一不可。一个竞争足够，且参与竞争者的产业链都具有一定规模的情况下，主要是后者起作用，也就是说，主要靠钱买。当消费者都买更贵的产品，有添加剂的酱油就会被市场淘汰，乃至添加剂都自然消亡，就像现在用蚊香的人越来越少。但实际情况是，很多超市不卖这种产品，是超市和中国人有仇吗？不是，是因为消费者普遍买便宜的。的确，谁都买得起30元一瓶的酱油，但舍得买，才是真的买得起。

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场讨论背后，是上中产的呼吁遮蔽了普通人。对标日本欧美，恰好证明，舆论遗忘了大多数中国人，把北上广深当作了中国常态，啥都要和发达国家比一比。

中产觉得，一年食物支出增加1万，挺好，更安全。但国标一味的高，消费者给的价钱不足，供应者就会造假。上中产不断在生活方式上“拖拽”普通人。上中产要吃三文鱼，去开市客、盒马生鲜买，普通人受影响也要吃，开市客、盒马的太贵，去菜市买，结果买到淡水三文鱼。

不要农药化肥的大米，一亩只产两百斤，一个农民纯手工种十亩，2000斤。一年算收入3万块，成本就是15一斤。运费、渠道、商场广告，占另外一半，最后价格30元一斤。如果非要说食品安全是基本民生，有机大米是基本权利，但却只出五块钱一斤去买，这个时候农民就会造假。

政府制定标准，但标准不会自己去生产。还是得靠厂家，消费者拿钱买品质。国家把标准制订得很高，价格不到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就会出现假冒伪劣，产业链末端的小农生产者，就会造假。当年奶业标准定得高，价格不足，小农生产达不到标准，最后就加三聚氰胺。

所以，食品标准涉及专业、市场、技术，需要通盘权衡，要法律上可执行，经济上可持续，并不是越严格越合理，越正义。美国有瘦肉精，中国禁止加，很多人嘲笑美国农产品标准比中国低，但美国肉便宜，美国人每年的肉食量比中国老百姓多很多。

所以，制订标准，需要几方博弈。大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是正常的，试图降低标准也是正常的。反对把标准提高的人，很可能是真讲良心；赞同提高标准的人，很可能是贪图名誉。打个比方，质疑为什么汽车安全国标不是标配L3级别的自动驾驶，是哗众取宠；而如果当年有人呼吁调低牛奶蛋白质含量标准，反而可以拯救无数家庭免于大头娃娃或者孩子肾结石。

实际上，参与指定标准的企业，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些企业希望提高标准，有些企业希望降低标准，他们的竞争中，随着经济发展，标准自然会逐步提升。其实这波舆论，很可能就有这个因素。但标准应该是市场的结果，而不是舆情的结果。觉得标准能解决一切，本质上是不相信市场经济。

三、食品安全是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带来的，而不是标准制订出来的

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大企业是提升安全的有效方法。实际上，中国食品安全得到提升，不是因为有重罚，而是因为市场在不断演进，规模越来越大，通过规模效应压低成本，提升安全。

家乐福、沃尔玛、开市客、盒马、社区团购的菜安全比小贩的菜更安全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他们对供应商有严格的约束，也有完善的检测设备、制度，有能力去约束。消费者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要求也更高。土豆保质期，过了一天，消费者都要投诉。对菜贩来说，土豆不发芽，就是没过期。

大规模生产能提高食品安全，却必然会消灭小农生产，消费者选择之下，菜贩竞争不过，语文老师就出来写悲情文章，控诉资本作恶，消灭菜贩、抢农民生计。同一群人，消费行为与舆论上持有的观点，就割裂了。

舆情是虚幻的，购买行为才是真正的态度。

然而舆情势大，一时呈汹涌之势，群情激愤，讨厌规模，因为规模效应背后是资本。情绪上头，资本被锤，菜贩又回来了，那就还是买菜贩的菜，走小农经济的道路。

菜贩的菜，是1万个分散农户种的，然后通过1000个菜贩运进来，然后通过100个小店卖出来。这些零散的经营者，没有长期商誉，也没有规模效应，也没有能力去检验，去约束，连需要开票的常识都不知道——前不久小店被罚正是因为进货没有发票，可菜农哪有发票可开呢？而且，各个环节赚得都很少，各环节都有动机为了降低成本、多赚一点，那么，自然只有靠造假、用农药、掺入化学物质等等。于是，食品安全问题又出来了，消费者又不满意，舆论又起来了。

舆论又一次提供了虚幻的态度。

很多人认为，房子、车子、衣服可以分层，但食品不能分层，酱油、米、不能靠钱来分层。

其实，车子分层也关乎安全，顶配的汽车，肯定比电瓶车安全，但仍然有很多人，会选择电瓶车而不是汽车，即便购买汽车，也未必多掏钱买安全顶配的车型。中国人对于安全和自由有不恰当的权衡。用安全诱导，可以放弃一切，特别是当他们以为安全没有代价的时候，但最后既没有安全又失去自由。

甚至时候安全是没有代价的——在舆论中要求重罚。

群众喜欢重刑主义，要求严立法，喜欢入刑，酒驾入刑、超载入刑、农药超标入刑、火锅老油入刑。这必然导向一个结果，赋予政府更大得权力。立法会响应，会非常严格，预防式立法，认定式立法。不管是否有危害，达不到门槛就重罚。

立法有了，皮球就到了市场监督部门。市场执法部门就“以罚代管”只负责罚款，不负责追溯，谁被罚谁倒霉。

市场执法部门除了以罚代管，也没其他办法。因为溯源去查，要人力，要资金。大超市、大平台式有规模效应。与供应商长期合作，约束好了，1000吨菜，集约化生产，标准统一，执行平均下来很小。但如果是菜贩、菜农，执法部门面对的是一万个菜农、几千个小店，追溯一起食品安全问题，就能耗掉执法部门几万的检验、人力成本。那么，执法部门也只能是重罚，于是，不合情理的重罚又出来了，拍黄瓜罚五万，卖农药超标的芹菜罚5万。群众同情又上来了。但是，这个伦理难题的始作俑者，不正是情绪化的舆论吗？

当然，舆论也是市场的一部分。我赞同推动消费者意识，但不要民粹、反市场、反科学，煽动情绪的方式去做。但令人遗憾的现实是，价格民粹再加上重刑主义，成了一个解不开的乱麻。有办法解开这个难题吗？其实，市场提供了最高效、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偏偏不要，哪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

（刘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