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洛杉矶加州大学周敏教授受“广西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活动”之邀，为广西民族大学师生进行了题为“美国华人与唐人街——兼论田野调查的方法”的线上讲座。
周敏教授在国际移民社会学、种族与族裔关系、新移民第二代、海外华人研究、亚洲与美国亚裔研究以及城市社会学皆有深耕与造诣，出版了《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美国亚裔成就的悖论》《美国移民第二代的崛起》《当代海外华人社会》《长为异乡客？当代华人新移民》等19本学术专著，并在著名学术杂志和刊物中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此次讲座，周敏教授从美国华人社会的现状、关于美国唐人街的社会学研究以及田野调查的方法三个方面，来阐述她耕耘近三十年对美国华人整体概念所形成的见解。
一、美国华人的社会现状
周敏教授首先带大家回顾了美国华人移民的历史。华人是美国最大的亚裔族群，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已经有大批量的华人移民美国，此时华人的来源地比较单一，主要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集中在今广东江门市下辖的五邑地区，其中来自台山市的移民数量较多，一般去往美西、夏威夷等地。1848年至1869年间，大批华工应美国西部开发急需劳工这一现象移民美国，当时华工去到美国的目的并非移民，而是抱着衣锦还乡的愿景，去到美国西部的加州做矿工。1865年至1869年间，有大量华工前往美国参与修筑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铁路建成后的1870年至1943年，华人在美国受到法律上和社会上的种族歧视，成为被排挤的对象，因此华人群体一般都聚居在唐人街。周敏教授指出：“这个时候，美国大环境对华人有制度上的排挤，因此不是华人抱团不愿意融入美国社会，而是美国社会不允许华人的融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人街其实也是美国种族歧视和法律歧视的产物，如果没有法律歧视，唐人街可能会像‘小意大利’这类欧洲移民社区一样，慢慢弱化甚至趋于消失。”周敏教授研究唐人街也是源于对唐人街存在一百多年依然欣欣向荣这一现象的好奇。周敏教授对比了1840年至2018年一百多年间中国和日本移民到美国的趋势，结合美国对华政策，清晰呈现出华人移民美国和日本人移民美国的时间差距，直观地说明了美国排华法对华人社会自然增长的抑制，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排华法得以改革，华人移民的热潮以每年七万人左右的速度增长，近两年受疫情影响，移民人数有所减少，但实际人数并没有显著变化。据统计，美国华人人口数量大约在五百万到五百四十万不等，跟过去相比，现在美国华人社会的性别比例趋于平衡。美国华人数量从1960年的二十多万到现在的五百多万，呈现一个快速增长趋势，究其根源是因为移民而非自然增长，华人社区从总体上看，其经济背景和居住模式是较为多元的，既有高技能高教育人群和中产阶级，也有低收入家庭，既有居住在传统华人街的华人，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居住在白人中产阶级的郊区。从社会地位上来看，华人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社会地位也较高，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正面的刻板印象，社会仍带有对华人的隐性排斥。周敏教授总结华人社区的发展，指出二战前的唐人街以男性劳工为主，美国既不允许女性移民进入，也不允许家庭团聚，因此虽然很多男性劳工已有家室，但在美国初期的中国华人社区依然是一个“单身汉”社会。就美国族裔社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而言，族裔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社区组织的巩固和新社区组织的建立无疑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这也使得唐人街成为一个既能自我循环又能沟通外界的族裔社会。此外，现在美国华人社会流动模式的多样性也要求学界在研究华人移民或国际移民时应该关注他们的移民动机，其中，周敏教授采用SES指标（即教育、职业、收入水平）来对比非裔、拉丁裔、欧裔与华裔的社会流动结果，由此也佐证了上述“华人社会经济背景多元”的观点。在对美国华人向上社会流动缘何成功这一问题的解释上，周敏教授认为族裔文化因素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是结构因素，正是由于结构和族裔文化相互作用，才促成了美国华人社会的向上流动。与此同时，华人社会结构的探讨还牵扯到国际移民筛选对国际移民社会融入和向上社会流动的影响，对此，周敏教授强调超高端筛选有起点的优势、文化资源的优势以及族裔社区资源的优势。
二、美国唐人街的社会学研究
周敏教授分享了自己在社会学研究的缘起、美国唐人街的社会学研究和唐人街的后续研究三个方面。周敏教授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英文系，起步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助教，当时适逢中大社会学系正在重建社会学，请来许多国外的老师为当时的第一批研究生授课，周敏教授也因为时任授课翻译而接触到社会学学科知识。1984年，周敏教授到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留学，随即先后在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社会学系、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亚美研究系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任职。对于唐人街的研究动机，周敏教授坦言是出于自己朴素的感性认知和现实层面的考量，想要探知它在美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当时，周敏教授的导师认为美国对唐人街已有定论——唐人街是一个光怪陆离、藏污纳垢的罪恶温床，是寄生在现代化大都市中的贫民窟，是阻碍移民与主流社会联系的文化落后、自我循环、自我生存的封闭社会，但周敏教授对这一定论提出了质疑，同时挑战了经典同化论的观点，她认为移民的同化过程或者融入过程有其主观能动性，可以推动移民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基于对移民聚居区的了解，周敏教授逐步探索了自己对唐人街研究的基本思路，她认为移民聚居是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一种即普遍又独特的形式，因族裔特性、移民历史和移民筛选性的不同而异，移民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和结构局限也应该被纳入考量，同时，移民聚居区与主流社会的整合程度取决于内外两种因素，移民聚居区也不完全是新移民为生存而暂栖的避难所或为过渡移居地的临时性落脚点，反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移民向上社会流动的“平台”和“发动机”。对此，周敏教授围绕“族裔成员如何在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经久不衰的移民社区里，在保留自己文化传统和族裔身份的前提下，通过个人和群体的努力，最终“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取得向上社会流动的成功”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假设：唐人街是美国社会的组成部分之一，它自身孕育着能够为移民落地生根起到积极作用的机制和潜质。最终，周敏教授得出结论：居住在唐人街里的华人移民大多是新移民，缺乏相应的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语言沟通上也存在障碍，与主流社会相对隔离，但这并非是传统语义学上的城市贫民；唐人街也不是传统语义上的城市贫民窟，它深具发展的潜力，为移民创造生存、就业、创业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和族裔资源；此外，唐人街和华人移民聚居郊区依然为华人移民提供了切实的支持和关键的立足点和社会空间，使他们能有机会与其他华人移民重新建立联系，建立起有利于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社区组织和人际关系网，也为大多数华人移民，尤其是中下层社会经济地位的移民提供了一条能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周敏教授对唐人街的后续研究采用了社区的视角来剖析族裔特质与移民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及族裔聚居区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族裔特质及其相关概念的理论、族裔资本的再生产以及聚居区族裔经济的非经济影响力。这些后续研究现在也有了部分结论，首先，虽然地域相同甚至区位重叠，不同族裔聚居区内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因族裔特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次，一个族裔聚居区的活力尤其是其社会资源的再生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族裔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的有机互动，造成族裔差异的结构因素体现在族群层面上；再次，不同的移民族群有着不同等的人力、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物质资源以及资本再生产的能力，物质资源的分配受族裔特性的限制；最后，族裔聚居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会生成一种独特的族裔社会环境，族裔聚居区所推崇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直接影响成员的社会流动方向。
三、田野调查的方法
周敏教授以自己博士论文期间对唐人街的田野调查为例，介绍自己所运用的混合性方法。混合性的调查方法基于调查者本身有语言上的优势可以进行深度访谈、随机访谈和实地观察，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学对定量研究的重视也促成了混合性方法的成功。同时她指出，我们做田野工作应该将自身放置在自然环境之中，进行原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其主要方式有实地观察、访谈、小组座谈以及文献与文物汇集与内容分析，其中实地观察包括参与和非参与观察、定点、追踪系统记录，访谈则包括个人深度访谈、问卷访谈、口述史和随机交谈。进入田野后也有一些事项是我们作为外来者应该重视的，譬如应当有充分的事前准备、可以依靠人际关系、要为访谈营造氛围、注重倾听、注意提问、注意伦理和敏感问题、事后应有跟进、注意人身安全等等。讲座结束后，周敏教授与同学们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的线上交流。在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之余，周敏教授还希望同学们在做研究时具有问题意识，带着问题进入田野，应该有所侧重有所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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