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1889—1976），纳粹校长
做老师的最高境界，据说是帝师。修齐治平，自古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若能当上皇帝的老师，那就等于实现了大跃进。比如，康有为就是这么想的。但他头脑混乱，戊戌变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弟康广仁说他“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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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老师的最高境界，据说是帝师。修齐治平，自古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若能当上皇帝的老师，那就等于实现了大跃进。比如，康有为就是这么想的。但他头脑混乱，戊戌变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弟康广仁说他“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有人劝他先办教育再变法，康答：局势严重，来不及了。他的底气在于，“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一反掌间，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文人涉政无可厚非，但喜欢上天入地的文人，其浪漫主义往往容易转化为巫婆神棍。看不到光绪缺乏实权，看不到宫廷里的运作套路，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最终，战友丢命、光绪囚禁、帝国搁浅，中国一场大好的翻身机会被活活葬送！商鞅用20年时间两次变法，户籍、军功、土地、税收等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使秦国从落后变得强大。商鞅的目标是如何实现的？“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用严刑峻法整治人民，此即商鞅的改革内涵。商鞅的改革目标，是为了实现霸业而建立军国主义国家，真正的底蕴是“弱民强国”。得罪人民，对商鞅来说并不足惧，但“刑无等级”，却得罪了官僚阶层。有人会说，革命就不能怕“得罪人”，难免要有牺牲，但商鞅的“牺牲”不可避免：他虽主张刑必上大夫，却又认为刑不上君主。跳不过君主专制门槛，其法制仍是人治，导致孝公死后，秦惠王听信他人诬陷，而商鞅根本无能为力，最后举家被灭。然而，考虑到“国家利益”，秦惠王报了私仇后，政策还是商鞅这一套。惨死的商鞅，岂非一个货色十足的牺牲品？商鞅遭到的祸殃，百姓遭到的祸殃，源自他所建立的政法体制中的君主专权。刘军宁先生说：“为天下不必为帝王，为帝王不等于为天下”，而在商鞅的理念中，帝王就等于天下，所谓的大公无私，其实是集天下之公于一人之私。当法治成为人治，这样一个“大公无私”的人物，其悲剧下场已经注定。万历10年6月20夜，北京大明相府哭声震天。张居正死了。朝野流传，“在其位谋其政，为官当学张居正”。张居正想不到，自己刚死不足月余，就成了言官口中的巨奸，“擅专独断，专横跋扈”。从股肱之臣到“社稷毒瘤”，变化的突然让人咋舌。谁不知道，从万历元年始，张居正新政经万历帝下令实施，对巩固大明朝廷立下头功！然而，万历11年3月，同样是万历帝，下令追夺张居正一切荣衔，家产全部抄光，子孙被关在屋子里饿死十几个，惨状朝野惊悸！万历12年8月，万历下诏宣布张居正罪状，其活着的子弟统统发配边疆。时光倒流，因果不难寻觅。万历登基后，张居正感觉时机到来，改变积弊以延续国祚，在他看来是天授之命。为此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实施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二是培养接班人，这两件事既让他名冠天下，也为明日埋下了祸根：前者，撼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导致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张居正一直处在群起而攻之的态势中；后者中的“接班人”就是万历。张居正将政治理想寄予万历，亲自编写教材给他。但除了爱，更多的是严厉，其最常强调的一句话是，你是皇上，一言一行都要有帝王风范，切不可自降于凡人。按理严师出高徒，但张居正忽略了，他教的不仅是一个学生，更是九五至尊，授课时是先生，更多时候你是臣子。严格的管束，使万历对他从尊敬到畏惧，近乎野蛮的强硬，更是伤了小皇帝的心，慢慢又从敬畏转变为怨恨。两股仇恨交织，张居正在劫难逃。万历12年，明神宗朱翊钧终于逃出老师给他的心理阴影，用实际行动交了一份答卷：这就叫说一不二的帝王风范。我们不妨再深入思考一层：正值可以有番作为的年轻皇帝，要想掌握充足的话语权，必须走出张居正的阴影---任何一个政策的推出都是承上启下的，在别人看来都会是张居正的功劳。只有把张搞臭，聚光灯才会重回万历身上。反张派的嚣张声势、张居正的私德不堪，其实，无非是万历的借口。清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明只一相，张居正。尽管张居正对大明有再造之功，然而，用自家几十口人的生命来交换，这样的代价不是沉重，而是根本划不来。张居正如果真能看透，当初李太后让小万历去读《霍光传》时，他就应该能预判到自己的明天！也有人说，如果张居正身为清官，万历就算想倒张，也没有借口了，那么，张居正必将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帝师。清官就一定会善始善终？未必。比如下面这位蒋介石的御用文胆。1927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此前，三十几岁的陈布雷已誉满报界，被为“如椽巨笔，横扫千军”。此后他开始追随蒋介石，号称领袖“文胆”，更是实际的国民党军机大臣。
蒋介石对他向来尊重，进言多有采纳。抗战时期，陈布雷起草的文告传颂一时，蒋介石那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民众皆有守卫国土之责”的著名演讲，就出自陈布雷。然而，为蒋捉刀的二十多年，一种隐痛一直折磨着陈布雷。1937年，为写《西安半月记》，陈布雷不知戳断多少毛笔，心情烦躁到无以复加。1948年10月下旬的一天，陈布雷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对儿子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笔在他的手中，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他无一日不想着退出，但终于退不出。这当中，包含着他对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身上有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观念，正如他在写给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1948年，在感叹“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之后，结局向他大踏步走来。1948年11月2日，陈布雷建议国共之间应停止战斗，和平谈判，被蒋介石在党部会议上严斥。陈布雷回来后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猛抽烟，来回踱步，长嘘短叹。此时的蒋介石，对经济形势不满，对军事形势不满，对外交不满，对陈布雷的宣传工作也极为不满。此前，因推荐翁文灏任行政院长而随后发生金圆券垮台，国民党经济体系整体崩溃，作为举荐人，陈布雷的心理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948年11月12日，深夜，陈布雷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5日，陈布雷遗体在南京大殓，殡仪馆中央，高悬蒋介石亲书匾额“当代完人”。陈布雷一生清正廉洁，生活极其简单。1947年，国民党强迫民众把真金白银换成金圆券，他和夫人把仅有的一公斤金银全部兑换，不久就成了一堆只能买几斤面粉的废纸。陈布雷死后，连这样的金圆券，身边也仅有700元。然而，人品与人格是两个概念。著名报人王芸生评价陈布雷：“他的‘忠’，并非‘忠’于国家，更非‘忠’于人民，也非‘忠’于他的党，而是‘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这样的‘忠’是‘妾妇之忠’。”“士为知己者死”，59岁的陈布雷自觉油尽灯枯，对恩主再无用途，欲退隐而不得，更不便尸位素餐，只好一死了之。刻薄一点说，这岂非就是“愚忠”？公元前208年，秦始皇的爱卿、大秦帝国的“法制奠基者”、丞相李斯被判腰斩。在奔赴刑场的路上，73岁的李斯，回头对同判死刑的二儿子李由说：“我真想，和你再牵着咱们家的大黄狗，去上蔡东门外追野兔。但是，还能吗？”贵为“帝师”，究竟是一种“高大上”的风光生涯，还是所谓“伴君如伴虎”的江湖险路？读完本文，答案显而易见。那么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职责应该是什么？
真正的教师应该是以思想之火，真理之光，去启示人们，并照亮众人的人，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燃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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