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是一位普通的美国人，生活在1870年的乡下农场：如果你是男人，可能从十几岁就开始毕生从事的体力劳动，直到残疾或死亡；如果你是女性，则会把时间花在劳动密集的家务上。如果你是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你的生活就更艰难。

你与世隔绝，没有电话，也没有邮政服务，当夜幕降临，你只能点燃蜡烛，厕所在户外。

有一天，你睡着了，醒来发现自己身处1940年。生活完全不同。你的家是“基础设施网络”的一部分——有电、煤气、电话、水和下水道。你惊叹于新的娱乐方式，比如留声机、收音机和电影。帝国大厦耸立在纽约天际线上，周围是其他不可思议的高楼大厦。你可能有一辆车，即使没有，也遇到过有车的人。你遇到的一些最富有的人甚至坐过飞机。

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2016年出版的《美国增长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书中记录了这些转变，转变的出现要归功于1870 年至1970 年间经济异常高速增长的“特殊世纪”。

这不仅仅是美国的故事 ——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初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变。

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世界进步的速度都是缓慢的。文明起起落落。人们积累财富，也挥霍财富。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极度贫困中。数千年来，全球财富——至少以最佳估计值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但从150-200年前开始，一切都变了。

世界经济突然开始呈指数级增长。全球预期寿命从不足30岁上升到70多岁。识字率、极度贫困、婴儿死亡率，甚至身高都以类似的方式显著提高。或许并非所有人的经历都是积极的，利益分配也并不平等，但从很多方面来看，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已经改变了数十亿人的生活方式。

如何解释相对财富和技术力量的突然激增？如果增长放缓或停滞会发生什么？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能做些什么吗？

这些都是“进步研究”的关键问题；这门学科是一种新生的学术领域和知识运动，旨在剖析人类进步的原因，以便更好地推动人类进步。

这个领域由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一位亿万富翁企业家创立，他们倾向于用科学或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来定义进步——他们的想法和信仰并非没有受到批评。进步研究运动相信什么？他们希望看到未来发生什么？

“进步研究”

要理解进步研究运动，首先要理解它的恐惧。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研究人员和经济学家担心，科技进步可能正在放缓，他们担心这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戈登邀请读者反思20世纪中后期到21世纪20年代之间的进步速度。想象一下，作为前文所述的那个普通美国人，你在1940年醒来后又再小睡，第二次醒来时已经是21世纪20年代了。

现在，冰箱里有了冰柜，新出现的微波炉可以重新加热剩菜，空调使你精神焕发。你现在更有可能拥有一辆车，而且车子更安全，更容易驾驶。你有电脑、电视和智能手机。

这些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发明，有些看起来像魔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意识到，你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像1940年醒来时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戈登声称，1870年至1970年美国发生的惊人变化是建立在变革性的、仅此一次的创新之上，因此，美国人不能指望很快恢复类似水平的增长。他写道，值得注意的“不是增长在放缓，而是在这么长时间内持续迅速增长”。在戈登看来，经济增长放缓不是任何人的错：“1970年之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不是因为发明家失去了灵感或缺乏新想法，而是因为当时现代生活水平的基本要素已经在很多方面实现了。”

戈登的观点建立在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2011年出版的《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一书所说的那个恐惧之上。考恩同样认为，美国吃掉了大部分“低垂的果实”，这些果实使美国收入中数持续增长，但美国不能指望像过去那样增长。

那么，所有容易到手的果实都没了吗？“创意”越来越难找到了吗？一些来自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在2020年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们发现，研究和开发工作显著增加，但每个研究人员的生产率下降了。换句话说，我们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换来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少了很多。他们估计，每一次技术进步翻倍所需投入的研究努力是之前翻倍的四倍。

为什么？来自进步研究阵营的一些人指出，资助研发一方的僵化的官僚主义吞噬了研究人员近一半的时间，并产生了不正当的激励。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下降的原因，但论文作者发现，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研发界的效率下降了40多倍。美国科学资助的效率下降了这么多，这合理吗？

两位作者更倾向于赞同戈登和考恩的“易得果实”论点：我们找到了容易发现的事物，现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剩余的事物上。例如，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专利局工作时的见解，或玛丽·居里（Marie Curie）在简陋实验室中解锁的见解，与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或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等数十亿美元的巨型项目进行比较。

我们通过增加用于研发的人口比例，部分弥补了这种生产率下降，但这肯定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全球人口增长可能有所帮助，但预计这一增长将放缓，并在本世纪末前逆转。人工智能（AI）也有可能帮助扭转这种衰退，甚至开创爆炸性增长的新时代，但一些研究人员担心，超级智能 AI 可能会带来其他风险，损害进步，甚至更糟。

有关停滞的假设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创意可以被组合、再组合，创造出新的创新组合，这种效果可以对抗人们对唾手可得的果实之饥渴。一些人指出，如果以不同的方式衡量研发活动的生产力和效益，情况会乐观得多。

尽管如此，进步研究阵营中许多人的主要动机是对停滞的恐惧。但与戈登不同的是，他们对自己改变现状的能力持乐观态度——这让我们看到了进步研究运动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进步研究的起源

2016年左右，考恩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爱尔兰亿万富翁帕特里克·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的电子邮件，科里森对他的书《大停滞》很感兴趣。几年前，科里森是在线支付公司Stripe的联合创始人，现在他想谈谈更大的问题。两人在旧金山共进几次晚餐，聊得很投缘。

考恩和科里森对咨询的胃口都极大。科里森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近800册藏书（他承认只读过一半）。考恩无情地搜罗书籍中包含的信息价值，随之将它们抛弃——有时仅仅五分钟，这种做法可能会让一些完成主义者不寒而栗。

考恩生产的信息几乎和他消费的信息一样多。这位60岁的经济学家撰写了近20本书、40篇论文、6年的彭博专栏、150多集的播客，以及近20年来在他广受欢迎的经济学博客“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上发表的博客文章。在谈话时考恩的声音沙哑，因为他为宣传自己的新书而进行了马拉松式的采访。2020年，考恩在100位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中排名第17位。

科里森比他年轻近30岁，经营着全球市值第四高的私营创业公司。他写的文章较少，但仍有时间发布一些文章，涉及空气污染、文化、增长、硅谷历史等话题，当然还有关于进步的话题。在线支付公司 Stripe 估值近1000亿美元（830亿英镑/950亿欧元），意味着科里森的净资产超过110亿美元（90亿英镑/105亿欧元）。这家公司将硅谷初创公司改变世界的豪言壮语和基础设施公司平凡而有能力的管道建设结合在一起。

在两人的会面中，考恩告诉我，“我们都在谈论这些，我们有着共同的想法，不知何故想出了一个概念。”因此，2019年他们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合著了一篇文章，提出“一种新的进步科学”的主张。

“没有一个基础广泛的知识运动专注于理解进步的动力，或针对加速进步的更深层次目标。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他们写道。“我们建议成立‘进步研究’这一学科。”

他们的文章招致批评。古典主义者艾米·皮斯顿（Amy Pistone）在推特上说，这只是硅谷重新发明轮子的又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发明出来的是人文学科）。历史学家莫妮卡·布莱克（Monica Black）在推特上表示，他们忽视了“进步”的危害，这个词的主观性意味着它折射了提出这个概念的人的偏见。

哲学教授香农·迪阿（Shannon Dea）和历史学教授泰德·麦考密克（Ted McCormick）写道：“‘进步’是一种对人类努力前进的客观而有趣的说法，而不是一种自然之善或神圣的礼物。它需要批判性的评估，而不是盲目的热情。”

但进步研究在考恩的才智和科里森的财富之间停滞不前。他们认为，与过去的学术领域不同，进步研究应该以行动为目标。他们写道，“它更接近医学而不是生物学：目标是治疗，而不仅仅是理解”。

进步研究相信什么

自从考恩和科里森开创这一领域以来，人们已经详细阐述了进步研究可能是什么情况，以及它的核心原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企业家杰森·克劳福德（Jason Crawford）。他在“进步研究”这个词出现之前就一直在写有关进步的文章。他的博客“进步的根源”（Roots of Progress）探讨了科技发展的例子，比如为什么内燃比蒸汽更有效。他还对为什么进步研究是一种“道德义务”，以及为什么人们比祖先更“聪明、富有和自由”等观点发表了看法。

克劳福德试图将进步研究的意义系统化。他认为，该运动有三个前提是正确的。首先，这一进展是真实的。在过去200年左右时间里，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有些事情显然非常正确”。第二，进步带来的好处是用人文主义的术语来定义的：“帮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更长寿、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让生活中有更多选择和机会；让我们茁壮成长的生活。”最后，社会有能力加速或减缓它：“持续的进步是可能的，但不能保证。”

被这样描述时，进步研究的信念似乎变得广泛，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罩在它的大伞下。毕竟，许多运动都声称支持改善人类福祉。

那么，进步研究到底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虽然还处于早期阶段，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共同的主题。

首先，进步研究并不想要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正如克劳福德所写的：“人文主义说，当改善人类生活需要改变环境时，人性在道德上优先于自然。”

其次，它并不一定想要一个减少不平等的世界，更愿意把更多精力放在如何“把饼做大”上面，而不是去谈如何分配。

最后，它也不太关心那些阻碍（它所设想的）进步的社会规范——即使是所有文化都共享的社会规范。例如，研究人员阿里亚·巴布（Aria Babu）最近在《进展中的工作》（Works in Progress）杂志上提出了一个通过人造子宫研发来结束怀孕这一繁重常态的设想。

虽然克劳福德和进步研究团体的其他领军人物小心翼翼地在他们对进步的定义中加入了诸如道德进步这样比较含糊的东西，但实际上，组成这个团体的成员和写作者几乎完全专注于物质进步，比如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和加速科学研究、增加住房供应和移民（特别是“高技能”移民）。

进步研究团体的世界观不仅可以从他们关注的事物推断，还可以从他们关注的地方推断出来。进步研究放在优先位置的往往是美国等富裕民主国家的技术前沿增长，而不是使穷国变得更富裕的追赶型增长。

这似乎与该运动对增长停滞和人类繁荣的担忧相矛盾：毕竟，世界上大多数最贫穷的人生活在无法增长的经济体中。到目前为止，对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巨大经济增长该运动也相对不太感兴趣，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长让八亿人摆脱了贫困（但值得赞扬的是，考恩把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增长作为了一项优先任务）。

典型的进步论追随者目前住在旧金山湾区，可能在科技行业工作（Slack在旧金山湾区的进步研讨会会员数量是其他城市的三倍）。投资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曾有一句名言：“我们想要飞行汽车，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符”，这些人的影响力在这些社区中非常重要。

考虑到这一点，进步研究团体对科研拨款的变革，比深入研究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为什么一些国家仍然贫穷的内容更感兴趣，也许就不足为奇了。

进步研究团体的两位主要学者，克劳福德和考恩，分别崇尚客观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传统。

在“安·兰德研讨会”（AynRandCon）的一个小组讨论会上，克劳福德将进步研究描述为接近客观主义的哲学体系，这是20世纪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在小说中概述的哲学体系。客观主义认为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人生应有的道德目标，提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克劳福德还希望，进步研究将导致“以进步和增长为框架的政治辩论，而不是主要或专门以再分配为框架”。

克劳福德和考恩对于通过进步来鼓励幸福也有特定的观点。不是追求快乐——也不是追求可以量化的“生活满意度”指标——相反，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均GDP”。

考恩在2018年出版的《顽固的依恋》（ Stubborn Attachments）一书中指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世界文明的北极星。正如进步研究人员经常指出的那样，人均GDP与他们认为可取的各种事物呈正相关，比如消费、休闲、长寿，甚至道德进步。

这一说法忽略了一点，即人均GDP一直是政府的目标。正如批评人士经常指出的那样，它还与不太理想的变化有关，比如化石燃料和肉类消费量的增加。

此外，虽然人均GDP一开始确实与自我报告的幸福感有关，但在全球和国家内部，随着国家变得更富有，平均幸福感水平一直保持不变。

总之，进步研究为进步部署了一种框架和语言，似乎是全球性的，包罗万象的，但在实践中，它由一套特定的社会和政治世界观支撑。这只是进步的一个概念，也是人类繁荣的一个概念。

进步和风险

进步研究团体的另一个基本信念是，技术进步越快越好。但如果不是呢？

人类在自然灭绝的威胁下生存了数十万年，直到1945年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之后，理论上才获得了终结人类这个物种的能力 —— 原子弹及核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破坏突显了进步的阴暗面。

霍尔顿·卡尔诺夫斯基（Holden Karnofsky）领导的开放慈善基金会（Open Philanthropy）着眼于改善长期未来的工作。他认为，总的来说，在近代历史上，技术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但他“未必认为这也适用于未来”。他担心，加速技术发展可能会增加灾难发生的风险，这些灾难将彻底摧毁人类或使人类永久瘫痪（存在风险）。

卡尔诺夫斯基指出，暴力致死率实际上随着国家权力的崛起和技术的进步而上升，“可以这样说，事情没有好转，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坏事正在聚集而成概率较小的、罕见的、但非常糟糕的事件。”（据他统计，20世纪是过去2500年里第三血腥的世纪。）

卡尔诺夫斯基希望进步研究团体质疑它的一个基本前提。他说，重要的是要质问，“我们想要更多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吗？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进步？”（他从进步团体看到了对这些问题的大量参与，这让他感到鼓舞。）

克劳福德试图找到进步和它带来的风险之间的症结。他写道：“我的看法是，技术进步基本是好的，但我们应该警惕坏的后果，并应对特定的风险。”克劳福德将人类比作公路旅行中的乘客，“一辆汽车在进步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他假设存在风险研究人员认为，“汽车失去了控制，我们需要更好地把握方向盘”。

他还说：“在我们能更好地转向之前，不应该加速，甚至为了避免撞车而减速。”另一方面，进步研究认为，“我们已经在减速了，所以希望把重点放在重新加速上”。

“当然，我们可能也需要更好的转向系统，但这是次要的，”他说。

这种哲学上的差异具有实际意义。以生物技术为例，它或许是近期存在风险的最主要来源。

生物技术的进步，比如DNA合成成本的直线下降，使得疾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传播和致命。许多进步阵营的研究人员倾向于通过改革资助模式和放松对研究人员的限制，指出我们的新知识可以治愈哪些疾病，从而全面加速生物技术研究。

但这一领域快速发展的成果也可能有利于不良行为者，或增加灾难性事故的风险。

以风险为导向的生物技术方法，比如由开放慈善基金会资助的那些方法，首先关注的是发展防御能力，比如可以检测新病原体或更好的PPE的测试。或者考虑以进步为重点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这与环保主义运动有很大的不同。

克劳福德认为，“一些十分先进的纳米技术赋予了我们一些根本性的能力，比如改造地球的能力，气候变化将不再是问题。我们只要控制气候就行了。”然而，直到有人提出质疑，他才承认这项技术增加的风险可能大于它减轻的风险。

这种交流揭示了一些关于直觉的重要事情，这些直觉是在进步研究社区中许多思考的基础。企业家倾向于采取行动。一项新技术的潜在好处主导了对不良行为者潜在目的的考量。对错过的恐惧压倒了对失去一切的恐惧。

克劳福德认为安全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也是进步的核心部分。但是，他承认，有关安全和风险的想法最终是被附加到进步研究中，而不是嵌入到它的DNA中。

未来的研究进展

在《大西洋月刊》的宣言中，考恩和科里森巧妙地引用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名言：“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关键是要改变它。”

因此，尽管已进步命名，他们并不满足于仅仅研究进步；他们希望有行动。（考恩说，马克思“痴迷于进步研究”。）

2022年2月，克劳福德概要描绘了他对未来10年进步运动蓬勃发展的设想。他希望进步研究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跨学科领域，纳入世界上每一所高中的进步研究课程。

克劳福德认为进步研究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他告诉我：“我认为需要的变革是在更深层次的哲学层面上。”

最终，进步社区希望追随者相信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多个消息来源在我们的讨论中转述了“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这一口号。对克劳福德来说，那个世界的愿景激励着他：“我希望人类重拾自尊和野心，象征性地、实实在在地去触摸星星。我想让人类梦想坐上飞行汽车、聚变能源、纳米技术制造、地球化行星、探索星系。

所以这不仅仅是政策问题，而是人们对人性和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的基本态度问题。”

再回到前文所述的那个普通美国人，如果你再睡70年，克劳福德的世界会等着你吗？你会过上更幸福、更丰富的生活吗？也许是，但你是否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进步。

请访问 BBC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