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心理健康干预系统建设越来越健全，本是一件好事。但在一些大学生眼里，这个本意是“帮助”的系统，如今却越来越像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

这双“眼睛”涵盖了“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四层“预警系统”。从开学做的第一份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开始，它似乎就注视每一个“状况异常”的学生，关注着他们的情绪、变故、挫折。等达到某一阈值，有的大学甚至会向学生发出警报：“你的情绪一直不太好，是否该考虑休学了？”

经过封校的余波，心理干预系统这双“眼睛”的存在渐渐被学生们感知——

有人发现，开学做的心理健康筛查量表，让自己成为辅导员眼中的“重点观察对象”；有人暴露出心理疾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叫家长”；还有人因为一时冲动在社交媒体上流露“自杀倾向”，会被学校保卫处轮番上门询问，“要么休学，要么陪读”……

安全感的缺失在学生群体里蔓延。甚至有学生问：在这个学校里，是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还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要被解决？

在大多数高校中，现行的心理健康干预系统并非凭空而建，其大多数演变自80年代的德育体系，这就导致其无法摆脱“行政化”的束缚。调查显示，高校中有84%的心理咨询机构挂靠在学工部（处）等部门，11%挂靠在院系，5%在思想政治教研室。

一位高校心理健康系统中的负责人员说，学校不是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而是帮助学生度过校内生活。“只要确认这个人不出事，危机就解除了。”

“眼睛”的一头是背过身，偷偷在日记里写下困惑与悲伤的大学生；另一头是伸长了手臂，企图一点点挽回学生们信任的高校心理咨询师。但在“眼睛“的注视下，他们似乎谁也拉不住谁，谁也找不到谁。

是筛查，还是举报？
李舜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试图帮助别人心理健康问题的行为，竟成了“举报”。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他在某社交平台上偶然看到一个女孩匿名发求助帖：“想自杀，有没有什么方式推荐。”

看到这句话的李舜瞬间清醒了。主修心理学的他，本能地感到一丝不妙。李舜装作同样想“自杀”的学生在帖子底下留言：“我也想自杀，要不聊聊？”

没过多久，李舜的手机弹出一条消息：“好。”女孩简短地回复道，同时私聊他了一个微信号。

女孩是一位国内名校的大学生，没经历过创伤性事件，但因为抑郁症导致情绪低落，悲观厌世，也没有动力就医服药。这是归国不久的李舜第一次面对与他专业高度相关的求助样本。他感到雄心勃勃，认定自己能帮到女孩，并准备将自己从国外大学里学习到的经验应用到女孩身上。

“一般高校都会有成熟的心理干预流程，”李舜自信地回复女孩。“比如，带你看病、学业减免、每周1~2次免费心理咨询等。”

这是李舜在国外生活中了解到的经验。他记得，自己学校在开学初就会有类似的流程教育。班上有个同学被确诊了抑郁症后，甚至不需要特别询问和申请，学校就会有人向他对接学业减免、心理咨询等资源和服务。“一旦确诊了，这些东西都会自己送上门来。”

李舜问女孩，是否愿意让他代替她向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汇报，帮她“对接资源”？

女孩同意了，并把自己的学生证发给了他。李舜照着学生证上的信息打电话给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这个事情我们了解了，你还挺有爱心的。”电话那头的老师夸他道，“我们会去核实一下。”

还没等李舜沾沾自喜，女孩就生气地在微信里质问他，到底在跟谁“汇报情况”：“大半夜的，怎么学校保卫处来了两拨人找我？”

原来，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将事情告诉了保卫处，保卫处立即把女孩的情况报告给了学办主任，学办主任又通知了辅导员。第二天早上，女孩告诉李舜，辅导员不仅跟她室友“核实情况”，同时还联系了她的家长。辅导员把学校的条例列出来，告诉他们不建议让女孩继续上学，“让我出去就医，如果就医后需要住院就住院，不需要住院就建议休学。”

李舜一头雾水……学办主任是谁？为什么通知的不是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为什么要和室友核实情况？

没有时间给李舜懊恼。微信上，女孩反复告诉他，自己受到了各方的压力，非常绝望：“烦死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她质问李舜，为什么要跟学校说这个事，让事态“完全失控”。李舜只能不断道歉，向她解释，自己的出发点真的是帮助她去争取资源。“我以为我对流程是了解的。”他说。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对方回复。

李舜很自责。他将事件的经过告诉了几个朋友，结果“没一个人说我做得对”。他清晰地记得，有位朋友甚至直接跟他说：“你这不是向学校举报她得了抑郁症吗？”

后来，李舜从女孩处得知，经与学校协商，通过“家长陪读”的方式继续留在学校里上学。

李舜意识到，自己成了让事态失控的“始作俑者”。但他也很疑惑，“为什么学校没有遵守心理干预最基本的隐私保护原则？为什么要让这么多不该知道这件事的人，知道这件事？”

当冷静下来，他觉得这所学校的心理健康干预流程过于简单粗暴：“这套流程的出发点是免除责任，并不是真正想解决问题，因此对这个绝望的学生缺乏人文主义关怀，也让学生对心理干预流程变得不信任了。“

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医疗管理与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蒋锋认为，现阶段的高校心理健康干预流程中，“隐私保护”未得到应有重视。

“一些人缺乏这种应对能力和辨别能力，只知道动员力量阻止事件的发生就行了，而这本该是个专业的干预过程。虽然跟以前那种不闻不问的状态相比已经进步很多，但过程可能比较简单粗暴。”

某大学心理委员刘天认为，高校心理健康干预流程实际操作上出现的问题，可以归结于干预流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不让学生在在读期间出事，进而影响学校。所以有些学校不太注重学生隐私，“我们专业的同学比较羞于去找老师，怕自己的事情传出去。”

在某些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会影响到其社交生活，甚至是选举、评优等。

刘天曾经参加过一个社团，在选举主席时，有一位候选人由于当时的心理状态不好，“吃了很大的亏”。老师在确定最终人选时，也因为其情绪状态不佳而将其排除在外。

“评优评先时，在心理层面上，辅导员如果知道学生心理状态不佳，总归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觉得这个学生至少会比别人心理更脆弱一点。”蒋锋说，“作为健康状态来说，Ta的心理健康的素养可能要稍微欠缺一点点。”

此外，刘天还发现，在学校里，心理状态不好时，除了好朋友会关心一下，其他人知道了，“多少会觉得你这个人稍微有点不正常。”

与八点健闻分享个人经历的近20位相关学生中，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的心理状况除了身边极个别好友知道外，“没告诉任何人。”

粗暴的干预和保密的形式化背后，高校里的心理支持系统，似乎逐渐在学生眼中变成了一套“检查”系统。这套系统，隐秘又众所周知。

有些学生不禁问：在学校里，究竟是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还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要被解决？

被行政化的高校“心理救援”
无论学生们如何看待，高校“心理健康干预”仍是流程清晰，规划明确的。

从入学的“心理健康筛查”开始，整个系统就慢慢展开，编织成一张透明的网，渗透进校园生活里，覆盖住每一名学生。

被“筛查”出有异常状况的学生，会被辅导员户或是班委“关注”。辅导员会建议学生前往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或学院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来做针对性的咨询等。在危机情况下，某些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也有权力将事情绕过学生，直接“上报”至辅导员、年级指导甚至是家长。

“筛查-关注-检查-上报”，这套看似完美的系统，在一些学生眼中，却并不好用。

首先是班级的心理委员。在不同的学校和学生眼里，他们似乎成了两个极端——一些学生认为，心理委员像辅导员的“心腹”：“他好像老师的监控，跟老师打小报告。”

而更多的同学发现，心理委员是每个班上存在感最低，却又非常行政化的班干部。

小杨当过心理委员。相比起班里的同学，她接触更多的，是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帮学校做一些活动和科普教育，或者在群里转发学校的活动通知、推文。

小杨平时工作的受关注度不高，班里的同学碰到心理问题也不会找她咨询，“不过倒是会有几个男生，闲着没事的时候来找我，嬉皮笑脸地说，‘心理委员，我有心理问题，你帮我解决一下’。”

一些学生认为，心理咨询室的老师很多“不够专业”。在一些学校，辅导员们甚至会被安排去心理咨询室轮值。

陈老师在某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工作。她认为，在一些学校里，“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更加专业：“我们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老师，一定是学心理学相关专业出身，除了有比较丰富的咨询经验，也会更加体谅孩子的处境。”

归属于“学生处”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虽然独立于各个学院的管理，但仍然有其“局限性”。“学校之间的心理工作程度差异较大，”陈老师说。“一些师资力量薄弱的高校，顶多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1:4000配齐心理咨询师。但学校领导如果对心理工作不重视，会让这些老师去兼职一些行政工作。”

在一些高校里，由于“学生处”的工作繁琐而辛苦，学校领导会认为从事心理工作的老师“没那么多活儿要干”，就要求他们承担一部分“学生处”的行政工作，如资助、思政之类，占用他们在心理咨询上的精力。

马钟范等于2007年发表的《大学生心理咨询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调查发现，部分高校的心理咨询机构挂靠在团委、学生处等机构。而《高校心理咨询发展现状调查研究》指出，被测的高校中有84%的心理咨询机构挂靠在学工部（处）等部门，11%挂靠在院系，5%在思想政治教研室。

另一方面，有条件的保密机制，也让学生们对心理咨询望而却步。

梦琪作为学生心理咨询师，在“朋辈小屋”中工作。她的心理老师告诉她，学生心理咨询师处理的，应该是更轻的案例。“但实际上，我们可能遇到的是比那些走进心理咨询室的人情况更严重的个案，因为他们可能不信任学校的机制，或者没有意识到要去找正规的咨询师咨询。”

当她想要将处理不了的个案通过“危机转介”机制转移到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时，对方就会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感”。

但就算是朋辈小屋，也有“突破保密”的机制。梦琪在接待同学们时，会事先告诉对方：“我们聊的东西会保密，我们互相不知道身份，但如果你有自杀或者伤人的倾向的话，我仍然会把它上报。”

在2021年发布的高校心理咨询中心规范化常用文件《高校心理咨询知情同意书》中，在“心理咨询师的责任和义务”里，“保密例外”的情况包括——1.来访者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时；2.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等受到性侵犯或虐待时；3.法律规定需要披露时。

部分高校的心理健康干预流程，就像一栋打错了地基的房子，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规避风险，而不是给予帮助与支持。它将学生们圈在高校里，企图将一切掌控在手中，防止意外发生，但并没有想过要将墙上的漏洞补上。

某高校辅导员说，导员只是发现问题上报，至于后续心理咨询室如何干预，“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反正你只要留过你做工作的记录，比如谈话记录等，就不会追你的责。”

某高校心理咨询师说，社会中的心理干预是自愿的，“不求不助”，而在高校中，心理咨询师同样也承担着“老师”的角色。他们需要通过更强劲的干预来维持学生生活的稳定、解决危机：“我们先是老师，才是心理咨询师。”

蒋锋认为，站在高校的角度看，不愿看见这种现象出现，是毋庸置疑的。“学生在学校里面自杀了，学校也肯定脱不了干系，这是毫无疑问的。谁都不想担责任，谁都想消灭危机，但处理方式仍然是可以商榷的，它应该有更科学更人性化的处理方式。”

而在某辅导员看来，这种“不想承担责任”的想法则更为直白：“归根结底，学校不是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的地方，学生是来学校读书的，学校帮助学生顺利度过校园生活即可。”

不被看见的“隐秘角落” 被看见后的“无处可去”
从进入学校开始，无论是在教室上课，还是在寝室休息，或是在食堂吃饭，一天24小时，学生们时刻被包裹在一种社会性之中，是事实意义上的群居动物。

因此，心理问题也不简单是一名学生自己的私事。一旦曝光，很可能成为他/她在众人眼中的标签——你知道吗，XXX得了抑郁症。

这种标签对一个人的印象概括程度，甚至足以超越其身上的任何其他属性。为了避免接受“被标签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非议和无济于事的担心，一些大学生开始有意避免自己的心理问题“被看见”。

主动向学生伸出援手的高校心理咨询服务，也会因为这种“病耻感”而不被选择。

大学生圆圆由于身体原因，经历了一次大手术，住院期间的恐惧、疼痛和对病情的担忧使她逐渐开始不受控制地胡思乱想，时常在深夜用力憋住抽泣的想法。由于曾经看过一些新闻，圆圆对自己的情况有了初步的判断，认为有必要接受一些心理干预。

即使学校公布了心理咨询师的排班安排和预约方式，经过反复考虑，圆圆依然没有选择前往学校进行咨询，而是挂了学校附近一家医院的精神科的号。

“因为我还是害怕，如果学校的心理老师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老师和家长，他们会不会担心？不希望在他们眼中，我还是一个脆弱的、有心理问题的学生。”

而对于那些选择相信学校心理咨询服务的学生们来说，如何不被身边的室友和同学看见，也是必须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

杨桃所在的学校开通了便捷的心理咨询预约方式，直接在公众号上简单操作就能预约。有一段时间，线下的心理咨询室没有开门，她便预约了线上的心理咨询服务。

然而，在哪里进行这场咨询，成了一个新的难题。

大学生活的场所，处处都有“他者”在，想要完全不被看见，属实难上加难。平时和家人打电话，直接在宿舍打就可以了。但涉及隐私内容的心理咨询，在宿舍进行，难免会被室友发现，然后迎来她其实并不需要的“关心”和“问候”。

南方的4月，春意渐浓。脑海中浮现过许多地点之后，杨桃最终找到了一个没有什么人经过的小花园。这是一个足够隐秘的地点。

一阵微风吹过，几篇黄色的树叶摇摇晃晃地飘落。杨桃发了一条微博：“他们在过春天，而我好像在过秋天。”没曾想到，这句话被室友看见以后，得到的评论是“你又搁这伤心是吧”。

好在学校的心理咨询老师足够细心。他让杨桃把摄像头打开，以便观察她的情绪反应。老师看见她不在宿舍里，很奇怪，问“你为什么在外面”，她只好回答说“实在找不到地方了”。

和杨桃不同，灰灰在一股勇气的推动下，选择了主动让自己“被看见”。

她大大方方地前往心理咨询室预约咨询服务，并且和身边的导师、同学交流自己的心理情况。但这种强烈的主动性和“被看见”的结果，并没有预期地导向被期待的轻松治疗过程。

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建议她一边服用心理干预药物，一边维持每周一次的咨询。为了开药，灰灰在网上仔细搜索过之后，确定了一名感兴趣的心理医生，并前往医生所在的医院就诊。

但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

有一段疗程里，灰灰每个月的药物费用需要1000多元，此外还有每次就诊的挂号费和诊疗费。她本科时问过辅导员，校外就医能不能医保报销，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报销，最多一年补贴几百块”。而到了研究生阶段，连这“几百块”都没有了——学校医保办告诉灰灰，她的抑郁症“是入学前就有的病，学校无法承担诊疗费用”。灰灰只能依靠父母支付这些看病的费用。

不同于大部分躯体疾病诊疗的医保报销机制，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常常是自费。对于原本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圆圆在决定自行就医后，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心理医生在咨询之后，针对性地开了一些检查和治疗，费用近千元。但在学校医保报销时，圆圆得到的答复是“你挂的是自费门诊，所以开出的所有诊疗，费用都是不报销的”。

由于不愿意让父母知道这件事，圆圆最终默默从每个月的生活费里拿出了这笔医药费，并放弃了后续的维持治疗，“感觉花这么多钱看病会让我心情更加不好”。

对于高校学生的心理问题，学校想“看见”的初衷是为学生好的。正如某高校心理咨询师陈老师所说的，在一所正常的学校，校方和家长的期望都是一致的——让学生能够在校园里安全、健康地成长，学到想要的东西，顺利毕业，然后进入社会。

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和辅导员们，也希望学生都能好起来，主动求助，毕竟免费的校内心理服务是更多的学生能够负担得起的。

但似乎，从不愿“被看见”，到决定“被看见”，仍不是一名大学生心理求助的终点。

被看见了，然后呢，路往哪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