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上海在1843年开埠之前，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当时的上海县很小，人口也很少。答案是：80%的上海人，是从江苏、浙江两地来的。其中，宁波人最多，其次为绍兴人、苏州人、苏北人、安徽人、广东人，等等。1948年上海总人口有498万，其中宁波人有100万，占比20%，也就是说在1948年，每10个上海人有2个宁波人。然而，这还不算，在过去这70多年来，又源源不断有宁波人迁入上海，所以一般认为，在今天的上海人当中，大概有30%左右是宁波人或者宁波人的后代。这个毫不奇怪，它符合经济规律：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多数都是就近谋生的，80%的上海人来自于毗邻的浙江、江苏，和80%的香港人来自于广东省，和80%的湖南人来自江西省等等类似的现象，其实是同一个道理：经济规律使然。总之，上海人的祖先，80%是江浙两省的人，其中又以宁波人为最多。这个，就是结论。
而在事实上，不但上海人是外来的，就连“上海”这块地皮，也是比较新的。是的，上海这块土地，在远古时代，原本是没有的，其实是比较晚近的时候，才逐步形成的。在6000年以前，上海只有今天的青浦、松江、金山这三个地区，基本成陆，注意：是“基本成陆”。也就是说，即使在6000年前，青浦、松江、金山这三块地皮，仍然有一部分，处于海水浸泡、半浸泡的滩涂状态。
直到3000年以前，也就是我们的周朝时期，嘉定、闵行、奉贤这三个地区，也才逐渐基本形成陆地，注意是“逐渐基本形成陆地”，也就是说，即使在周朝时期，嘉定、闵行、奉贤这三块地皮，也仍有一部分处在滩涂状态。而在我们周朝的时候，宝山、长宁、普陀、静安、浦东、徐汇、虹口这些地方，还在海平面之下，也就是说，还是浅海，换句话说，如果你穿越时空，回到周朝的上海市中心，你会发现，这里其实是一片浅海。也就是说，上海市中心的这块土地，其实是在过去这2000到3000年间，逐步形成的。
那么，也许你会打破沙锅问到底：为什么会“逐步形成”呢？是什么推动了上海市区这片土地的形成呢？是的，就是因为长江淤泥长年累月的堆积，把上海市中心的土地，“拱”了起来，说穿了，是长江水的力量。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跟大家分析过，因为上海是长江出海口，英国人控制了上海，就间接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的物产贸易的主动权。然而，这只是一个很笼统的分析，今天，老冯跟你讲两个具体的原因，帮助你加深理解。具体原因之一：清末时期，大清主要供出口的生丝，是产于浙江省湖州南浔镇附近的“辑里丝”，这里离上海显然更近（南浔到上海只有120公里），交通更方便，生丝从湖州南浔到上海，到达很快，节省运费、时间。
具体原因之二：当年英国人从大清采购茶叶，主要是采购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茶，这几个都是长江流域的省份，茶叶从水路运到上海，非常方便，比广州方便多了。而以前那个外贸老中心广州，相比之下，实在是太太太太太不方便了，运输成本高昂，旷日持久，这就是为什么当年英国殖民者不惜发动战争，也要迫使大清废除“广州一口通商”的国策，因为它直接触犯了英国人的商业利益。上海有一些老人家，应该都还记得“一市三治”的说法。是的，在清末民国时期，上海长期处于“一市三治”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旧社会的上海，同时存在三个政府，它们是：第一个政府：法租界，由法国殖民者统治，通行法国殖民者的法律，由法国巡捕房管理治安。第二个政府：公共租界，由英国殖民者组织的“工部局”统治，通行英国殖民者制定的法律。
所以在清末和民国，上海其实是一个畸形的城市，它同时拥有三个政府，是个很复杂的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上海，存在一些这三个政府都不愿意管的灰色地带，这些灰色地带，就产生了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黑帮势力。鲜为人知的是：我们今天的上海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广东人的后代，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是多方抽样数据显示，今天的上海人祖籍广东的，应该在5%到9%之间。读到这里，历史爱好者可能会很敏感地想起以下这些人：阮玲玉：民国时期上海影星，籍贯广东香山（今中山市）。
刘丽川：清末时期上海小刀会起义领袖，也是广东香山人。郑观应：晚清时期居住在上海的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也是广东香山人。
胡蝶：民国时期上海影星，籍贯广东鹤山，也是广东人。
那么，这就有趣了：广东离上海一千多公里，交通非常不方便啊，不符合经济规律啊，为什么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会有那么多的广东人呢？原来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对外实施的是“一口通商”政策，也就是说，所有的外贸交易，都限定在广州，这就是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之前，几乎所有的买办，都是广东人。说到这里，顺带科普一下什么叫“买办”。买办就相当于今天外企里的中国籍经理。在鸦片战争之前，外国商人在广州聘用了大量懂英语的人，帮这些洋商购买物产、办理各项事务，所以，叫“买办”，也就是今天的外企员工。好了，我们言归正传，鸦片战争之前，外贸限定在广州，洋商的买办，几乎清一色都是广东人，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洋商们认为：上海的贸易便利度，比广州高太多，于是，洋商如过江之鲫，纷纷迁徙到上海去了。可是，洋商们多年合作的广东买办，彼此早已建立了信任，合作又愉快，割舍不下，怎么办呢？于是，洋商们把这些广东买办，拖家带口的，带到上海来了，继续雇佣。在开埠之初，上海的人口，主要是这三个地方来的人：宁波人、江苏人、广东人。安徽人那还是后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开埠后，随大流从广东迁徙到上海谋生的广东人，并非个个都是买办，还顺带了许多生意人。例如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广东香山人，他原本是做糖茶生意的，他是跟着洋商和广东买办的大潮，去的上海。此外，还有一些“十三行”的广东商人，也跟着去了上海，再者，还有一些潮州商人，他们也去了上海，而且还垄断了上海的当铺业。史料显示，开埠头10年，上海已经有广东人8万，其中，香山籍的，就超过了2万。说到最后，老冯再补充点有趣的：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起义领袖刘丽川是广东香山人，而刘丽川的敌人：当时的上海道台，吴健彰，也是广东香山人。吴健彰本人其实就是广东人移民上海的缩影。这人很有意思，他不是读书人出身，吴健彰早年在省城广州卖鸡，后来学了英语，给洋商当买办，上海开埠之后，吴健彰随大流，去上海做买办，此人在上海官瘾发作，花钱买了个“候补道员”，当时叫做“捐官”，然后，小刀会起义，刘丽川把这个吴健彰给逮了，关押起来，戏剧性的是，吴健彰越狱成功，搬来救兵，打败小刀会，杀了刘丽川。
假设我们穿越时空，回到1842年的上海，和上海县的老百姓，讲上海话，人家其实基本上是听不懂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吗？答案是：因为在1842年当时，根本就没有“上海话”这个东西。原来，上海话，也是在上海开埠之后，在岁月的长河里，逐步形成的。鲜为人知的是，上海县在开埠之前，上海百姓讲松江话。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大量的宁波人、苏州人涌入上海，彻底颠覆了上海的人口结构，几股移民同时到达一个地方，方言发生“杂交”现象，所以呢，上海本土的松江话，和宁波话、苏州话等江浙方言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上海话。举个典型的例子，上海话的“阿拉”（我），其实就是来自于宁波话。
所谓“洋泾浜”，就是上海开埠初期的一条河，这条河在上海县城以北，曾经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界河，后来这条河在1914年，被租界当局填平了，变成了路，哪条路呢？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
好了，这就是“洋泾浜”，曾经的一条河，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填平了，变成了马路（延安东路）。
其实就是因为在清末时代，“洋泾浜”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界河，这里的洋人最多，和洋人打交道的上海人也最多。当时上海人从小也没学过英语，所以依照上海话的语法习惯，拼凑英语单词，生拼硬造出来的一种“上海式英语”，因为在“洋泾浜”附近讲得最多，所以叫“洋泾浜英语”。Twenty dollars one month, eat you, sleep you.其实上海人想表达的是“24块钱一个月，吃你的住你的”，也就是“24元/月+包吃包住”的意思，但是从英国人听起来，好像是要吃他、睡他。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只不过当时的英国人也习惯了，能懂，能理解，也就算了，他们来中国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纠正上海人的英语，他们才懒得纠正你，所以，他们也不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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