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二人结构”中:只有面子,没有真实自我
在现代文明观念中,首先承认人本身就“是一个人”,进而发现人的存在和意义,摘下各种社会面具进行内省式思考,找到“真正自我”。然而,传统文化正好相反。
◎传统文化不承认一个人的本来面目
在传统文化中,大多数人只能去“做一个人”,靠他人定义自己。所谓“仁者,人也”,“仁”是“人”字和“二”字组成的,揭开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秘密——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定义一个人。
比如君臣、父子、夫妇、师生、朋友,然后被扩充为集体关系。 它把社会面具当做真正的人,压抑和消灭面具下的真实自我。
◎传统观念,只能通过“争取面子”来“做一个人”
在传统观念中,“为了自己”会让人羞耻。比如为什么努力工作,他会说为了这个家,为了子孙,就是不说为了自己。因为这挑战了二人结构,会被骂自私。
由于传统文化不承认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外在的身份和社会面具比真实的自我更重要,所以传统社会格外讲究“面子”与“门面”,一个人只能用这种方式取得“人的身份”。
▋“超稳定性结构”:两千年传统社会的 顽疾
现代文明社会鼓励一种不断超越、不断进步的动态发展。而传统文化则恰恰相反,是一个超稳定的静态社会。
◎人类历史上最牢固的保守社会
两千年来形成的文化,对个人讲究“安身”和“立心”,避免任何越界——即使越界意味着人的自由和开拓。对社会讲究“稳定”和“和谐”,不希望社会结构有任何变动——即使变动会带来进步。
因此,就有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古老格言,两千年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总是压抑一切问题,当问题无法掩盖时,则迅速跳到超动荡状态,很少有中间状态,也快到让人难以反应。
◎“超稳定社会”是平均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合谋
民众的平均主义观念让社会朝着更支离破碎、一盘散沙的方向发展,于是,社会就越来越需要一个更大的权力去组织它。
◎自由观念是对“超稳定社会”的挑战
自由观念鼓励社会的动态发展、强者的生长和社会自组织的形成,对“超稳定社会”构成了威胁。
既得利益者害怕现状的改变,权力害怕受到新生强者的挑战,民众担心和嫉妒身边出现强者。因此,传统社会即使出现自由观念,也难以传承。
▋交替与结合:“植物性人生”和“变色龙观念”
在现代文明社会和商业文化中,鼓励的是动物性的人,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行动力,崇尚一个人将自己的生命力不断展开,善于开拓外在世界,征服海洋和太空,提倡变动和挑战,来追求超越和进步。
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培养的人是植物性的,缺少目的和欲望,它产生了以下特点:
◎缺乏外向心态
传统的“天下”观念,总是要筑一道长城,将自己圈起来,拒绝去了解更大的世界,更要将外来事物挡在外面。
只有在“天下大乱”时,才会接受外来文化,印度佛教和乌托邦主义传入都是如此。 一直到今天,中国还未能真正融入世界,世界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他们”而非“我们”。
◎缺乏超越思维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有一些超越人世间之上的符号,而传统社会的信念却是“安身立命”,排除了信仰和灵魂在人生中的意义, 只关心活着。
讲究“虚其心,实其腹”,士大夫的观念只有“仕途”和“隐退”,没有“拯救”和“超越”,民众只有过日子的观念,缺少对更高问题的追问,和对信仰的寄托。
◎反省和批判官能的麻木
基于科学和理性的现代文明,崇尚毫不含糊、不留余地的批判,既批判社会,也批判自我。而传统社会讲究秩序和和谐,缺乏批判精神,对社会缺乏批判勇气,对自我缺乏反省能力。
相反,传统社会的臣民,要不断接受权力自上而下的规训:比如“安定人心,整顿歪风,加强教育”。最终只能形成“变色龙观念”来接受观念灌输,适应社会,求得“安身立命”。
以上观点,仅仅是这本书犀利见解中的几个片段, 最令人吃惊的是,这本书随便翻到哪一页,都可以见到同等精彩、甚至更让人惊讶的观点。如果说,精彩的洞见是人间罕有之物,但在孙隆基先生的思想体系里,仿佛信手拈来。
▋他的出现,弥补了中国文化视野中最缺的一环
更让人深思的是,传统文化结构产生了一个深远问题:当缺乏外部世界对照时,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无法看懂自身的问题,“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如孙隆基先生所说:“这是一个未断奶的民族”。
因此,我们要感谢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先生的出现,他的著作弥补了这一缺憾。先生的人生充满坎坷,生于重庆、长于香港、毕业于台湾大学,又赴美在斯坦福大学读东亚史,历经各个重大历史关口,可谓中西文化各个层面对撞中最有说服力的见证者。
而作为罕有的具备世界视野和文化洞察力的学者,他又能跳出中国视野,从文明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些总是看不懂的秘密,超越了体制和国民性的叙事。
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无情地把中国人赶出了几千年的精神温室,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重新审视个人观念、精神危机、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传统社会为何诞生这种文化?这种文化制造了多少无法挣脱的困境?又如何决定了每一个人的命运?
以上所有问题可在孙隆基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