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创始所长，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性社会学研究，主要代表作有《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等。

采访人：罗宇翔，学人Scholar志愿编辑，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下文简称“学人”。（特别感谢黄盈盈老师在访谈提纲、联系采访等方面提供的诸多帮助。学人Scholar团队成员王亮、李青聿、徐若然参与了前期讨论，在此一并致谢。）

《论方法》与性研究

学人：一直以来，大家对您做过的性研究更为熟悉，然而对调查方法的研究其实是您学术工作很重要的另一部分，从很多年前《论方法》这本书出版时就能看出这一点。首先想请问您，在您写过的书里，您会把《论方法》摆在什么位置？对您来说，这本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潘绥铭：我以为，除了性社会学之外，这可能是我足以留给学生们的最佳遗产了。这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论方法”是全新的实践出真知。非常适合触类旁通，很容易推广到任何一种社会调查之中。

其次，性社会学一直被同行们认为是“有趣但不重要”；现在有了“论方法”，而且是只有从性社会学的实践中才可能发掘出来的普适成果，就可以提高性社会学的学术地位。

第三，“性”可变，社会也可变，一切即时的研究成果都很可能瞬息即逝；但是调查方法却是人类认知之源，哪怕最时髦的“大数据”和“AI”，也必须先有人调查出数据，它们才能运转。

学人：自2011年第一版问世以来，《论方法》在同类的研究方法著作中都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存在，无论是结构安排还是论述风格，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于这种独特性，是您有过专门的构思吗？

潘绥铭：我并没有刻意为之，而是由于：

1.我的行文论说，一贯如此；

2.除此之外，我也不会别的写作方法；

3.本书的一切内容都是我们亲身实践中的感悟和升华，恐怕也无法写成那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玄文。（《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

作者：潘绥铭/黄盈盈/王东，出品方：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23-1

副标题：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

学人：当初想写这本书是出于什么原因？

潘绥铭：在研究方法方面，1996 年我发表了两篇标志性的论文 ：一是《性的社会调查，何谓真实？兼谈问卷调查法与个案访谈法的争论》，二是《阻碍中国人回答性调查的诸因素》（英文）。

那以后，我对于调查方法论的思考不缀，但一直都是小打小闹，所以举步维艰。中间我也曾向国家社科基金申请过一个方法论的课题，就是专门进行一次社会调查，不是为了摸清社会情况，而是为了通过实践来检验各种调查方法的优劣，我称之为“研究调查的调查”。评审反馈的结果 ：一位评委给了 92 分，另一位却只给 20 分。随着申请的落选，我也心灰意懒，金盆洗手。

时至 2006 年，天上真的掉馅饼了。郑杭生教授（1936-2014）接受了一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方法研究”。郑老师委托我来负责完成。就这样，在进行 20 年的问卷调查与10年的定性研究之后，我终于获得了一个“计划外”的机会，可以厚积薄发一展宏图，到 2011 年 9 月终于出版了专著《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第一版）。

学人：这次再版是出于什么考虑？

潘绥铭：这次再版是出版社主动找到我们的，而不是相反。这起码可以说明：本书在剧变的10年之后，在“短视频将要消灭一切阅读”的今日，仍然具有出版价值，还能卖得出去。从更加宽泛的社会背景上来看，也许可以说明：在“云山雾罩事，全凭嘴一张”的今天，还是有些人希望学习社会学的、实地的、可靠的调查方法。

学人：就像我们开头说到的，在您的学术工作中，性研究与方法研究两块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从性研究中反思方法，一方面从方法研究中切入对“性”的考察，这是否也是《论方法》的特色呢？

潘绥铭：这不仅是本书的“特色”，根本就是其主要来源。

例如本书提出的定性调查中的“求异法”，就是因为我和我的团队在全国各地的“红灯区”相处了上千位天南地北的、万紫千红的、老老少少的、千变万化的小姐，才可能发现个体差异的重要性，才可能领悟出“求异法”。如果是调查任何一个其他社会阶层，即使花费同样多的时间精力，大概率是遇不到如此丰富多彩的个体，也就很容易“错用阶层套个体”或者相反。

再例如，问卷调查本来就是国际社会学传输给我们的，如果我仅仅是调查一般社会情况，那么大概率是永远亦步亦趋，无从反思。恰恰是由于我去调查“性”，而且是调查被认为是“谈性色变”的中国人，才可能悟出：社会学调查的“元假设”是安身立命之本；才可能探索出那么多细枝末节却又不可或缺的具体操作方法。

更全面地来看，我和性社会学，一方面必须进行全国成年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才能揭示“性，中国人怎么了”这个人人感兴趣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做深入的定性调查，才能揭示小姐这个“性的异端人群”的真情实况，才能不落入“只见数字不见人”的陷阱。

这就迫使我不得不“拆破春风两面开”，同时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相处调查。尤其是我在这两方面的调查方法，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都是顶流的。这就促使我在相互对照中，看透了两种方法的命门，探索出一些药方，才敢以“论方法”这样的大词来命名本书。

学人：豆瓣上有很多读者评价这本书“实诚”“接地气”，作为作者，您认为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潘绥铭：不是引进，不是介绍，不是汇总，完全是我们作者和我们的团队，在自己长期的、不断的、多方面的实践中的操作过程和心得感悟。我们摸爬滚打、跌跌撞撞的一路走来：

经验诚可贵，

教训价更高。

若为实践故，

玄学皆可抛。

学人：您最想向读者呈现的内容是什么？

潘绥铭：

1.问卷调查的“元假设”和“过程控制”。

2.定性调查的“最大差异的求异法”和相处调查法。

3.主体建构论。

学人：比起学院内产出的大量作品，您的文字多是生活化的表述，文风生动跳脱而富有灵气，一点儿也不晦涩难懂。您如何看待如今学术论文写作的“规范化”与“八股化”？

潘绥铭：物极必反。本世纪以前的学术成果确实需要加以规范，但是这绝对不等于“大一统”，而是同时也必须给一切异端、异已、另类开辟出新的空间，而且这两个方向的力度应该是大体等量的。否则学术就必然僵死。例如：任何一个学术期刊，在严格要求绝大多数论文必须规范化的同时。为什么不能创建出一个专栏来发表那些诗歌/散文化的、图像/影视化的、弥散/炫彩化的研究成果or异想天开？

最令人担心的是“大一统”思想的利益来源。学术发展已经到了狼多肉少的阶段。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起平等相待、自由讨论、鼓励异己的学术共同体，那么“规范化”就很可能变成一己之私的霸权与苛政。

学人：在您看来，与西方的性发展历史相比，我们中国本土的性发展脉络是否存在其他文化都很少见的一些特质？如果有，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潘绥铭：“性”从来没有作为一种行为和一个概念而独立存在过，仅仅是“家里”的一个隐秘的实践。

阴阳哲学（中庸与和合）是一切性道德的根基；但没有独立的性哲学。

肉体禁欲的宗教不占主流，也没有统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男性文化中的“君子人格”与“恐阴情结”。

《金瓶梅》里面的女性之间的性竞争。

（说明；这个问题太大了，具体请看我的学术自传吧）

不必非把苦难，说成是锻炼

学人：您这一代人在年轻时大多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现在很多人在回忆时常说知青岁月磨练了意志等等。对您来说，这段经历给您带来了什么？

潘绥铭：历史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过去的解释，无论民族还是个人都是如此。如果非要把过去的一段苦难说成是锻炼，那其实就是一句话：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那么傻，那么胆小。

对我来说，只有两个后果：一是耽误了上学；二是贪吃（总是担心挨饿）。

学人：您早年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后来转入社会学从事研究工作，用今天时髦的词来讲您也是有“跨学科”的背景。历史学的训练对您后来的田野调查有帮助吗？在研究性社会学的过程中，历史学的视角又能带来哪些不同的发现？

潘绥铭：我学历史学的那个时代，学术主流还是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就直接促使我从事实地研究，直接收集第一手资料来说明问题，而不是仅仅进行文本分析，更不是纯粹的思辨或推理。

历史学从方法论上来说，很容易倾向于采用建构论的视角，就是要求研究者把自己所调查到的一切情况，全都放到它自己的（而不是研究者的）发展过程中（而不仅仅是此时此刻）去考察。最典型的就是我所调查的任何一个小姐，都是一天天长大、一番番风雨、一步步走来；以后她们也必然会一次次选择、一场场辛苦、一分分升华。如果仅仅看到她们此时此刻的“做生意”，那么你研究的就是一个职业而不是那些人，那就是经济学或者兽医学。

学人：听黄老师说，您退休后在写作一本半自传性质的书，我很是好奇，您能透露一些具体的细节吗？

潘绥铭：我的学术自传《风痕：我和性社会学》大约在夏天就会出版了。它主要是叙述和总结了我从1981年开始的主要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还有2014年退休之后的一些新思考。我只是想留下史料：有人曾经做过这些研究。

学人：退休后，您关于退休生活的计划是怎样的呢？会不会有过去没有过多关注、现在反而有了兴趣的关注点呢？

潘绥铭：我很早就下定决心，完全彻底退出学术，开始全新的生活。这主要是因为我发现和承认自己的创造力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坚决不做后辈的绊脚石。

现在主要是“打鸟”。这是行话，就是去野外拍摄野鸟。但是完全是自娱自乐，没有什么艺术性。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出去走路。

学人：您认为，在现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从事性社会学研究工作，和过去是否有一些不同？就您来说，期待看待哪一类的研究工作呈现出来呢？

潘绥铭：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