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2023年度峰会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突然“加入”而被抢了风头，整场峰会的核心临时转换到乌克兰战争议题，导致美国及东道主日本原本希望在此次峰会上重点讨论的问题受到淡化。

就更谈不上峰会期间举行的一场会晤及通过这场会晤所要达到的下一阶段目标了。

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七国集团峰会的间隙，举行了三方会晤。

美日韩三国首脑在这次会晤中“讨论了如何将三边合作推向新高度”，但缺乏细节，重要的是，拜登在会议中向日韩领导人发出邀请，前往华盛顿进行“正式的三方会谈”。

言下之意很明显，此次会晤及之前的三方会晤具有“非正式性质”。

这个动作搞得有点大。可以说是美国正式确定大国竞争战略，并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以来所要举行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根据韩方消息，美日韩三国首脑首次“正式会议”最早将在今年7月举行。

此次会议之重要，关键在于它的三个重要背景：

首先是美国的对外战略从反恐向大国竞争转型，并将中俄认定为主要战略对手，而俄乌战争的进行迫使俄罗斯提前“出局”，变成“现实威胁”，而中国被描述为美国的长期“挑战”。

其次是韩日进行了历史性和解。尹锡悦当局在历史问题上作出决定性的让步促成了韩日关系根本改善，两国首脑两个月内三次会谈，时隔多年“穿梭外交”得以恢复。

而韩日关系的根本改善是美国所乐见并积极推动的。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2022年9月底在访问韩国期间向尹锡悦强调，韩美同盟七十年来发展成为维护朝鲜半岛、印太地区和全世界安全繁荣的轴心，并与后者在公开会议之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谈”。事后白宫发出声明说，两人讨论如何应对未来的“潜在挑衅”——与朝鲜核导威胁相区别，包括通过与日本的三边合作。

重视重振联盟的拜登政府成立以来加紧了对韩外交，包括在2021年派遣外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联袂访韩，重启搁置达11年的双边“2+2”会晤。

美国防长奥斯汀在会上说得很直白：面对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空前威胁”，美韩同盟比任何时期都更重要，强调美日韩安全合作对于防范朝鲜核导威胁与构筑东北亚安全格局的重要性，强调韩日改善关系并促进美日韩合作以应对“共同安全威胁”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美方推动美日韩三国机制的动机除了朝鲜核导威胁，就是大国竞争的需要。

然而这场会晤时值亲朝的文在寅政府当政，美国出于特定目的的对韩外交受挫，然而随着尹锡悦入主青瓦台，问题迎刃而解。这位新总统十分重视韩美同盟，并有志于提升韩国的国际影响力，将韩美同盟推高到全球层次。

他在会见哈里斯时坦言，韩美同盟正从军事同盟升华为经济与技术同盟，并已跨越朝鲜半岛，发展成为全球级别的同盟。他将推动同盟关系“更上一层楼”。

事实上，尹锡悦政府自觉地配合和支持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在与哈里斯闭门会晤后加快了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步伐，直到今年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三次会晤。

第三是，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推行大国竞争战略缺乏有力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多边同盟支柱。

自特朗普宣布“轰轰烈烈的大国竞争时代正在来临”以来，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花了不少功夫，包括推动四国体制（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国与东盟的战略合作等，但美国在这一地区缺乏可靠的同盟。

在此情况下，拜登政府神秘地与英国和澳大利亚一起组建了“澳英美同盟（AUKUS）”，甚至为此开罪了其在欧洲的传统盟友法国——其余波迄今仍在荡漾，比如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叫板”，倡导欧洲战略自主，拒绝充当华盛顿的“附庸”，在国际事务中坚持走自己的路。

基于上述三大背景，美日韩三国机制显然雄心勃勃，其目标并非单纯的朝鲜核导威胁，从一开始其思路，就是美国为大国竞争所进行的更深远的战略设计。

组建聚焦新战略任务——大国竞争——的美日韩三国机制的重要意义是，它是美国在AUKUS以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推进的首个“本土化”的战略同盟，这一同盟的成员均是其在地区可靠的伙伴。相比较而言，澳英美同盟（AUKUS）的主要成员英国是域外国家，而澳大利亚从军事体量到地缘地位都不能与韩日相提并论。

从根本上来说，美日韩三国机制的形成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更广泛的以军事政治为核心的轴心同盟开辟了道路。这一机制将成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实现宏大愿景的最初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