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外省市挂职锻炼或出国参加培训，对机关干部来说并不新鲜，但去外国政府部门挂职，此前则很少听说。北京市东城区首次公布20年人才发展战略规划，提出要分期分批选送优秀人才到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挂职。此前东城干部国外挂职的主要目的地是韩国，今后打算增加去美国挂职锻炼的机会。此外，东城区每年为人才“投资”将不少于5000万元，七成以上的国企领导将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并将加大公务员考核日常工作业绩的权重。

党政人才 当一年美韩公务员

东城区提出了包括“文化名家聚集发展工程”、“技艺大师培养带动工程”、“党政人才素质提升工程”等“十大人才工程”。

其中党政人才素质提升工程提出，将分期分批选送优秀人才到世界一流大学学习，到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挂职，逐步扩大处级领导岗位公选比例，机关科级领导岗位和事业单位中层实行竞争上岗。到2030年，东城区希望党政人才中，具有海外培训经历的人才达到两成。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干部急需扩大国际化视野。到国外挂职，比到国外大学单纯的理论学习效果更好。近几年来，东城区一直都选派优秀人才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习，并选送干部到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挂职。下一步考虑要选送人才到美国的科技、城市建设、规划和管理部门挂职，目前我们正在积极联系，一般挂职一年。

东城区和韩国首尔市钟路区是友好城区，从2003年开始，东城区和钟路区都会定期选派公务员到对方的政府部门挂职。截止到2009年，我们已经有3名公务员到钟路区与城市管理、民生等方面相关的部门挂职，每人挂职时间为半年。从今年开始，双方交换挂职的人数增加为两人，挂职的时间也增至一年。

人才基金 每年投入最少5000万

规划还提出，将建立东城人才发展专项基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每年投入资金不低于5000万元，并随经济增长逐年增加。提高人才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加强对优秀人才的宣传与奖励力度，对区域内的优秀人才给予一定的政治荣誉。

此外，将打破人才的身份、单位、部门和所有制限制，扩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跨部门交流任职范围，加大政府职能委办局和街道基层部门之间的人才交流力度，完善单位部门内部的轮岗制度。

技艺大师20年内后继有人

此外，规划中还提出，东城将大力发展版权交易，强化对创意成果的奖励，提高知识和智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比例。对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文化人才进行个性化跟踪培养。到2020年，世界文化名家达到30名；2030年，文化名家高度聚集。

技艺大师培养带动工程中提出，将建立非遗传承人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人才培养导师制，完善技艺大师带徒传承制度，支持和鼓励技艺大师建立工作室。到2020年，在区内外建成约20个技艺大师工作室，建立3至5个技能人才实训基地。2030年，达到技艺大师后继有人、传承有序。

相关评论 1：干部到美国“挂职”有必要吗？ -《检察日报》

日前，北京市东城区首次公布20年人才发展战略规划，提出要分期分批选送优秀人才到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挂职。据介绍，此前东城干部国外挂职的主要目的地是韩国，今后打算增加去美国挂职锻炼的机会。此外，东城区每年为人才“投资”将不少于5000万元。

挂职锻炼，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培养方式，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以前的挂职，主要是机关干部到基层、企业或偏远地区挂职，这对他们了解中国国情，体悟民生疾苦，帮助基层解决问题，是有好处的。但如今挂职居然挂到美国去了，这就令人费解了。

东城区组织部负责人提出的理由是：“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干部急需扩大国际化视野。”“国际化视野”就得眼睛直勾勾地盯住美国？为什么不到非洲、拉美、东南亚去挂职呢？以国情而论，印度和中国最相似，去学学他们如何“管理”街头的小贩，如何拆迁，如何对待边缘化的城市贫民，不是更有利于对北京的管理吗？难道这些地方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吗？

关于挂职所需的费用，“负责人”未置一词，但这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挂职期间的工资按什么样的标准开呢？按照中国的标准开，则挂职官员在美国如何生活？按照美国的标准开，则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字，2009年联邦政府全职雇员的平均年薪是74403美元，按目前的汇率计算约合50万人民币，远高于国内，官员在美国挂职期间一定是要为美国市民服务的，中国纳税人为什么要花钱让中国的官员为美国人民服务呢？

就整个挂职工作的安排看，在程序上也让人多有疑惑。比如整个行动是否经过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和同意？我们知道，从逻辑上说，干部是人民公仆，缺少了人大同意这一环节，简直就等于一位保姆不经过主人同意，就自作主张到隔壁一户富人家里去“挂职”，同时他的工资还要让主人照发一样，这是十分荒谬的。

其实，有关方面认为干部有必要“去美国挂职锻炼”，已经隐含了一个前提，即这些干部离建设“世界城市”的需要还有距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什么人天生就应该当干部，不称职就让贤，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具有“国际化视野”并且愿意当干部的人才应该如过江之鲫，为什么不吐故纳新，直接聘用他们呢？保姆不称职，主人不能解聘，只能出钱让他去挂职锻炼，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最后，去美国挂职是不是真的就能够提高干部的素质，有关方面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其种种“好处”不过是“负责人”想当然耳！事实上，对挂职官员来说，不过水过地皮湿，看个西洋景而已。就干部个人而言，是镀金，对主导其事的部门而言，则是政绩，唯一受到损失的，就是供养他们的纳税人了。

相关评论 2：美国“挂职”派谁去、学些啥（金苍）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公布20年人才发展战略规划，提出要分期分批选送优秀人才到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挂职。此前，该区干部国外挂职的主要目的地是韩国，今后打算增加去美国挂职锻炼的机会。为此，该区计划“投资”不少于5000万元。

　　从理论上说，这样的挂职，肯定会有好处。开阔视野、提升理念，“道”的层面不用说。即使是从“器”的层面，学习学习人家办事的方法、管理的方式，应该大有收获。从该区之前的实践看，去韩国挂职的干部，一般是在城市管理、民生建设等部门，这些正是现代政府基本相通的应有职能，肯定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然而，从理论落到实践，却可能有不同结果。挂职肯定会有“不适症”，别的不说，光是语言，就够折腾一阵儿了，等听明白了、看明白了，挂职估计也就结束了。而且，体制机制、发展情况的不同，也确实是挂职取得效果的障碍。

　　之前曾“流行”过干部到新加坡学习。但很多人在那里转了一圈回来后，只得出三个字——“不适合”。他们国家小，我们国家大，不适合；他们经济发达，我们欠发达，不适合；他们法制完备，我们还在完善，不适合……如果重金送出去学习，换来的结论只是一堆“不适合”，那这钱花得自然没有意义。借鉴新加坡学习的情况，去美国挂职也有同样的问题。怎么学？学什么？如果这些都没有搞清楚，去了以后，像“去沙漠考察海洋”一样，只是走马观花，就毫无益处了。

　　正因为此，赴美挂职的事情，才遭来各方质疑。从这一点看来，好事要办好，确实还需要程序的支持。

　　按程序办，是合理合法的基础。实际上，仔细分析，赴美挂职一事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关键还是在两点：一是“国家干部”，涉及权力；一是“花钱选送”，涉及程序。权力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程序更是涉及到每个人。而且，这二者的合理运转，可说是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工程”。这样一来，此事就不免变成人人有份的公共事件。试想，如果是私企老板让员工出国培训，肯定不会有这么多议论。

　　所以，在出国挂职之前，东城区政府是不是先要回答好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决策是如何做出，有没有经过调查论证？这5000万有没有列入预算，是不是人大审议通过？选派的干部以什么标准选拔？如何保证这些挂洋职的干部能真正学好、干好？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程序工作，自然会有“拍脑袋”决策之讥，会有“浪费公帑”之疑。

　　而且，也只有程序的支撑，才能打消公众对此事效果的疑虑。在选拔上，语言、能力、岗位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标准、走什么程序、由谁来操作；在挂职时，去哪些部门，干什么工作，以什么方式工作；在监督上，如何让挂职者有约束，能按照我方和对方的要求完成工作；在回国后，如何考核学习效果，学来的经验如何落到实处……

　　这些，都需要有科学的、专业的设计，需要有一整套的程序规范。否则，一件初衷是好的事情，到最后也有收不了场的可能。总之，目的的正当，不能保证结果的合理，说到底，只有科学、公开的程序，才能保证好事办好。

　　因为质疑而取消一项可能办好的工作，没有必要；但对质疑置若罔闻，则更不可取。赴美挂职，本是开阔胸襟和眼界的做法，或许，在程序的公开透明与公正上，决策部门也该有眼界和胸怀。

相关评论3：“派干部到美国挂职”值得商榷 （邓为）

北京市东城区首次公布20年人才发展战略规划，提出要分期分批选送优秀人才到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挂职。据介绍，此前东城干部国外挂职的主要目的地是韩国，今后打算增加去美国挂职锻炼的机会。

实事求是地讲，美韩等发达国家在科技、城市建设、规划和管理方面确实有值得学习的先进之处，派遣相关人员到这些国家学习这方面的先进经验，进而为我所用，加快我国在科技、城市建设及规划等方面的建设步伐，有一定合理性。不过，采取何种方式学习，却值得研究和商榷。

根据“挂职”的含义，即担任一定的职务，拥有一定的职权。问题是，这种中国特色的挂职方式，到了美韩等国能否取得实效呢？由于制度、人员设置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所谓的“国外挂职”可能不会像国内挂职一样，担任相应的职务、拥有相应的权力，说不定，就是一个升格的“参观访问团”。这样一来，其挂职的意义和收获就会大打折扣。

出国挂职是为了学经验，如果只是在国外学了个皮毛，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或即使学到了相关经验，但回国后因为国情不同，这些经验和优点被束之高阁，这样的挂职，又有何益？

另外，北京市东城区选派的学习挂职人员一般都是公务员，不否认公务员在公共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但如果是要学习美韩等发达国家在“科技、城市建设、规划和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公务员由于其自身的知识局限性，明显就不如相关方面的专家。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学习科技、城市建设和规划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倒不如派相关专家去，他们学习和理解这些先进经验恐怕会更快、更好。

干部挂职是个好事，但国外挂职的目的和方式一定要和国内有所区别。可以这样说，如果真有这样的机会和资金支持，派相关专家交流无疑是个更好的选择。毕竟，国外的学习除了专业知识外，还有外语等方面的限制。再者，专家学习、吸收也会较公务员更快，而且，可以避免出现公款旅游、公款消费等方面的弊端。

为了促进干部国外挂职，每年投入至少5000万。这样的投资，必须要保证学习有目的、挂职有收获、归国有用处，否则，这样的挂职，不仅名不正言不顺，即使学习到了一些先进经验，因为与国情不符，也容易成为“屠龙之术”，一定程度上还易助长公款出国、变相考察的歪风。要知道，那5000万可都是纳税人的辛苦钱啊！
 
相关评论 4：官员赴美国挂职锻炼有何不可？（王石川）

到外省市挂职锻炼或出国参加培训，对机关干部来说并不新鲜，但去外国政府部门挂职，此前则很少听说。22日，北京市东城区首次公布20年人才发展战略规划，提出要分期分批选送优秀人才到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挂职。据介绍，此前东城干部国外挂职的主要目的地是韩国，今后打算增加去美国挂职锻炼的机会。此外，东城区每年为人才“投资”将不少于5000万元。（11月23日《北京晨报》）

官员到基层挂职，并无新意，早已形成了成熟的制度性安排；官员到美国挂职，听起来新鲜，这显然与以往的官员出国培训不一样，培训是被动接受，挂职则可以一试身手。不过，此举并不受老百姓乐见，比如有网友认为这是劳民伤财。

尽管不少网友对此反对，但笔者认为，官员赴美挂职不妨一试，因为先进管理经验，确实可资借鉴。最关键的是，现实中不少官员确实应该设身处地地到外国体验一下。且让笔者稍费篇幅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某年，在中央电视台“让世界了解中国”节目上，山东威海市的崔市长利用越洋视频电话在现场和美国来特蒙德的女市长艾文对话各自城市的发展。当威海市市长邀请她来中国访问的时候，这位像家庭主妇的市长笑呵呵地说：“我这个市长要到哪里去，必须得到本地企业的赞助，他们是纳税人，他们很在乎市长是否会乱花他们的纳税钱，所以如果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我现在还不知道这笔钱从哪里来。”来特蒙德市是微软等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然而他们的市长仍不敢四处溜达——即使连发展经济、推销形象的大帽子也不敢乱戴。

“要知道梨是什么味道，只有自己亲自尝尝。”要真正懂得外国政府部门的运行逻辑，要体验外国官员的执政思维，要把握外国官员所遭遇的监督，就不妨实地挂职一番。到外国政府部门挂职，当然不止体验如何花钱，还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妙处”。比如，对纳税人负责，尊重民意，如果动辄挑战民意，官位一定不稳，会面临被弹劾的危险；再比如，不敢腐败，如果贪腐，就不止是下台了，还会深陷囹圄，此处的腐败不是大腐，在国外，官员有时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就有可能坐牢……

说一千道一万，挂职其实并不难，关键是，能否取回真经？能否念好经？简言之，挂职之后怎么办？挂职的官员个个掌握了先进管理经验，对管理制度了如指掌，能为我所用吗？

当然，最需警惕的是，挂职别成了出国游。据报道，仅北京市东城区一地，每年为官员挂职的投入将不少于5000万元。这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挂职官员应该对得起这些钱。为此，正如专家建议，官员挂职应该有个绩效评估，并配合相关的监督机制，这样老百姓才比较放心。

相关评论 5：京官来美挂职值得期待（钟海之）
治官场流弊，需要从制度和官员个人两个层面上作出改变。没有人只有制度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花点钱让官员到海外学习，这笔账划算。
北京市东城区近日公布的20年人才发展战略规划中提出，要分期分批选送优秀人才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中挂职锻炼。东城区组织部负责人表示，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官员急需扩大国际化视野，到海外挂职，比之前到海外大学单纯的理论学习效果更好。

事实上，派官员赴海外挂职锻炼，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早已启动。山东、四川、大连等省市就先后派官员来美挂职过。北京市东城区近年来也陆续选派了一些官员在韩国、香港等地带职锻炼。

中国现有的行政管理模式存在许多缺陷，官场生态浑浊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将公权力行为置于规范的制度流程和阳光监督中，则是中国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多年来的探索和追求。尤其是在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提升中国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的大趋势下，不改变官场风气、提高官员素养显然不行。

目前在中国政府的许多机构中，已有不少从海外学成归国的人士，有些部门甚至是清一色的“海归”。只是难令人如意的是，这些机构的行事风格、办事效率依然是浓郁的“中国特色”，这也引起外界对“海外学习效果”的质疑不断。

显然，造成这一状况的首因不是“海归官员”本人，而与中外政府的行政制度规范、文化生态的差别分不开。以美中为例，两国之间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到行政工作规范和流程完全不一样。而且行政管理学不同于纯粹的科学技术，科技无国界，管理却有国别差异、制度差异。另外，中国有句话叫：“独木难成林”，分散的少数人和少数机构当然改变不了一个整体，怎能与习惯势力抗衡？

这其实牵涉到人们“该如何看待学习”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以“学以致用”的标准来衡量，学不能用，学之当然无益。但要从开阔官员个人的视野、增进官员素养方面来说，学永远比不学好。更何况，官场生态的改变非一朝一夕之功，应从量变开始，最后实现质变。

笔者以为，中国政府要转变职能，根治官场流弊，既要从制度层面上进行改革，更需要在官员个人层面作改变，没有人只有制度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花点钱让官员到海外学习，这笔账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