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五个韩国年轻人，就有一个在炒币。

面对炒币亏损导致的各种闹剧和悲剧，时任FSC主席恩成洙曾怒斥：“政府没有义务保护他们，如果他们犯错，我们大人必须警告他们，他们正在犯错。”

第二天，接近10万民众杀到青瓦台请愿，要求他下台。

现场有人质问： 如果余生要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正值盛年的韩国年轻人，到底还要不要活下去？

质问背后，是越来越多韩国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他们已经无法通过正常打拼，实现艰苦命运的改变，炒币、炒股乃至赌博，因此成了一些人改变人生的希望。

“不去冒险的话，我可能永远无法买房。”一个韩国年轻人说。

冒险的另一个极端是，越来越多人选择放弃努力，甚至彻底躺平。

最近这些年，韩国年轻人开始流行一种名为“YOLO”的生活方式，即You only live once。

人只活一次，要享受当下的生活。

这种思潮下， “N抛族”成为一些韩国年轻人的选择，而且抛得越来越彻底。

第一批是“三抛”，即抛弃恋爱、抛弃结婚、抛弃生子。接着是“五抛”，再加上抛弃人际关系、抛弃房子。然后是“七抛”，抛弃梦想，抛弃希望。

最极端的是选择自杀，抛弃生命。

目前，自杀已成为韩国10至39岁青年人死亡的首要因素。

2020年，韩国年轻人的自杀率大幅增长，10-19岁人群自杀率同比增长9.4%，达到每10万人中6.5人自杀；20-29岁人群自杀率同比增长12.8%，达到21.7人（每10万人）。到了2021年，这两项数据又分别同比增长了10.1%和8.5%。

首尔的中学生里，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因学业负担和对未来的担忧而想过自杀。

▲“自杀大桥”韩国麻浦大桥

包括一些韩国年轻明星，自杀事件也层出不穷。

仅在2023年的半年中，就有26岁的女演员宋宥贞、26岁的女演员郑彩率、27岁的男歌手金钟炫、29岁的女歌手海秀等先后轻生。

6月21日，韩娱又传噩耗，男歌手崔成峰在家中自杀去世，年仅33岁。

“对韩国人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出生。退而求其次，是尽早离开。”

这句韩国年轻人中的流行语，道尽了他们的辛酸，也点出了韩国严重人口危机的背后原因。

为了让年轻人结婚生子，韩国政府绞尽脑汁，生孩子发钱，孩子的医疗、教育免费等等，大招迭出。

但是，韩国的生育率仍然在下跌。

2022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0.78，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且连续第三年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韩国年轻人是世界倒数第一。

在生育相关的话题下，有一条评论被大量点赞： “奴隶能做到的最大复仇，就是不再生产奴隶。”

一个国家的许多年轻人自认为“奴隶”，放弃奋斗、纷纷躺平，畸形的生存状态背后，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金大轩是家族的骄傲，因为他考上了延世大学。

韩国有三所最知名的顶尖学府，被称为“天空之城”SKY：首尔大学（S）、高丽大学（K）以及延世大学（Y）。

普通家庭的金大轩能考入这个级别的名校，不亚于小镇孩子考上了清华北大。当时，整个家族的人排着队和他握手。

在韩国家庭中，学历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为了通过上学改变命运，有的家庭甚至举债也要读名校，出人头地，盼望孩子成为人上人。

这样的教育理念，让韩国成为全世界最卷的“补习大国”，也让现代韩国人，从小学就开始为人生拼命，且拼得令人叹为观止。

2016年播出的纪录片《学习的背叛》中透露， 每100名韩国学生中，就有6名在小学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学生大卷的背后，更是家世背景、贫富差距和教育资源的大比拼。

金大轩考入“天空之城”，在家乡人眼中已是鲤鱼跃龙门，但他要真正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跨越，仍然充满艰辛和不确定。

因为，卷赢学习成绩只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第一步，但真正决定命运的，却往往是成绩背后的第二步，而这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

以金大轩的大学为例，每年的愚人节，入学的大学生们会穿上自己原来的高中校服，在大学寻找同伴。来自名牌高中的学生很快会抱团，而来自普通高中的他无伴可寻。

这些学生本身就来自生活优裕、社会资源丰富的家庭，抱团在一起，更进一步筑高了圈层的门槛，也加大了普通人命运进阶的难度。

以至于韩国很多大公司招聘，不仅看大学学历，还要看来自哪所高中。

来自上等阶层的“继承者们”，通过抱团将各种资源垄断在自己手中。比如韩国的权势圈，尤其是法律界，已基本被外国语高中、特目高中的人占领。

所以，“寒门之子”金大轩想要向上突破困难重重。

但相比韩满吉，没有负债上学的金大轩还算是幸运的。

在韩国，抚养一个孩子读完大学，平均花费人民币约185万，很多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孩子，不但要自己打工赚学费和生活费，而且打工都还要负债，让家庭被打入所谓的借贷教育贫困层（“edupoor”）。

据《学习的背叛》透露，韩国有超过60%的学生打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毕业时人均负债1589万韩元（约9.5万人民币）。

而到了2022年，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 15到29岁年轻人人均负债5000万韩元（约28万人民币）。

韩满吉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家庭拮据，考上了名牌大学的他，一天打三份工，好不容易读完大学，但却毕业很久也没在首尔找到工作，最终放弃挣扎，回了老家。

“追求幸福好像是奢侈，现在只是要活下去。”他说。

举债也要上大学，让韩国实现了70%以上的本科率，也让韩国大学生就业难上加难。

在首尔开炸鸡店的张先生，裁掉了店里唯一的打工学生，让他大学毕业的女儿来帮忙。

他女儿去年毕业于“天空之城”之一的高丽大学传媒学专业，家境平平的她先后向包括韩国三大电视台在内的多个传媒公司投简历，全部落榜。

无奈之下，她只能一边帮父亲做炸鸡，一边准备公务员考试。

顶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2020年，韩国统计局的一项青年层财富调查发现， 有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成为无业游民，要找到第一份工作，平均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

2021年，韩国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5.4%，其中300多万人长期失业，年轻人的经济痛苦指数达到六年来最高。

韩国夺奥名片《寄生虫》中的一段台词，把年轻人的求职状况展现的淋漓尽致：

“现在连招个保安，都有500个4年制大学毕业生来竞争上岗。”

公务员是大多数年轻人最理想的就业去处，也是韩国就业的卷王。

首尔有一处著名的考公基地，叫鹭梁津，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却容纳了50家考公培训机构、200栋公寓、共计1万名考生。

每天早上五点半，这里的街头就能看到一个个年轻人，行色匆匆，拼命赶时间。

三十岁的宋正彬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每天的学习时间，是整整17个小时。

但即便已经这么努力，他却连续考了8年仍一无所获。

2019年，20多万韩国人报考公务员，实际只有4953个岗位，录取率仅2.4%。美国《洛杉矶时报》说，“简直比哈佛大学还难考（4.95%）。”

公务员之外，还有一个韩国年轻人最渴望的去处，就是加入三星、LG、现代等财阀大企业。

但有限的职位，同样竞争激烈。

据咨询公司Korea CXO Institute统计， 韩国64家家族财阀企业的总销售额，占韩国名义GDP的84%，却仅贡献了11.4%的就业岗位。

所以，绝大多数年轻人注定只能选择中小企业，但韩国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大多熬不过5年。

姜基善在釜山开了一家小型机械厂，而即便身为小企业主，他也认为年轻人不应该选择朝不保夕的中小企业。

“不要子承父业，你们要么去政府（工作），要么去三星。”他经常对两个儿子这么说。

▲韩国十大财阀

韩国年轻人中流行一个词，叫“炸鸡猜想”， 即无论做什么，只要没混入上层，最后的归属就是回炸鸡店打工。

因为，韩国遍地的炸鸡店，已是吸纳年轻人的代表性产业。

即便在大公司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韩国的职场也不好过。如果说我们的“996”只是个别现象，韩国打工人面临的就是国家规定。

不久前，尹锡悦政府提出一个计划，要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调整为69小时。这意味着，韩国打工人 每天要工作接近14个小时。

韩国的年轻打工人经常把自己称为“宜家世代”：

高学历，工作经验丰富，像宜家产品一样，价格很便宜，可以随便被扔掉或替换。

这就像鱿鱼游戏，冲破重重关卡杀到最后，拿到的不过是一张向财阀卖命的工牌。而为了证明自己是最合格的打工人，也只能扮演好“社畜”这个角色。

不找工作，创业不可以吗？

答案是，真的不容易。在财阀公司的挤压下，韩国年轻人的创业热情不高。韩国贸易协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毕业后想进行创业的学生，韩国仅为6.1%，而中国则为40.8%。

就业挫折还只是让年轻人“头秃”，跌宕起伏的房价以及由此关联的昂贵生活成本，才是最重的一击。

2023年2月的一天，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31岁郑智贤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婚礼——单身婚礼。

他宣誓：“我将终身不婚，一生一世珍惜爱护自己。”

他还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叫《我的房子，遥遥无期》。

在韩国，男性买房是结婚的传统，而房价也是衡量居民生活成本的重要指标。

但是，不要说年轻人买房，就算在社会上已打拼20年的中年人也没这个能力。数据显示，40-64岁的韩国中年人里，10个中有6个没有房产。

在2022年之前，韩国房地产长期处于火热状态。

据韩国国土交通部的数据，2019年首尔市区的平均房价是每平1181万韩元（约7.3万元人民币），高出同期的北京房价，是韩国一般工作人员平均年收入的2.6倍。

为了控制房价，前任总统文在寅5年内进行了25轮楼市调控政策，但最终以失败收场。在他的任期内，首尔单套房均价从6亿韩元飙升到12亿韩元，成功翻倍。

为此，文在寅曾公开道歉：

“我为房地产政策的失败感到遗憾，这些政策没有为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和新婚人士提供足够的机会来购买自己的住房。”

文在寅号称“韩国最后一个硬汉”，连他对房价都束手无策，韩国年轻人又能怎么样？

靠工资，一辈子也买不起房，成了部分年轻人的共识。

于是，退而求其次，全租房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也成为房地产挖的又一个“巨坑”。

全租房是韩国特有的一种租房制度，租客按一定比例的房价（50%-80%左右），给房东一大笔保证金入住。住一两年后，租客退房，房东全数退还保证金。租约期间，房东可以用押金做生意、投资。

一些年轻人之所以热衷于全租房，是因为银行贷款的利息远低于普通月租房的租金。

韩国买房的首付比例约为20%，拿到巨额押金的房东能够继续买入新房，这种模式催生了大量的职业炒房客。

但是， 这种模式蕴藏着极大的风险。

2022年，韩国紧跟美联储步伐，连续加息7次，创纪录的将基准利率从0.5%调到3.5%。

韩国房价终于下跌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全租房市场开始崩盘。

2023年4月17日凌晨，31岁的朴熙顺自杀身亡，死在了自己的全租房里。

这名90后女生在韩国小有名气，曾是韩国最年轻的亚运会选手。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她还获得女子链球第五名的成绩。

退役之后，勤奋的朴熙顺依靠做教练和兼职攒下的全部身家，租了一套小公寓，押金9000万韩元（约50万人民币）。

但是，随着房价下跌，房东见势不妙带着押金跑路了。朴熙顺的房子随后被法院强制拍卖，将她置于绝境。

在朴熙顺的遗书中，她认为，自己的押金永远要不回来了。

在她自杀的4月，韩国已爆出17起全租房诈骗受害人自杀的惨剧，大多为刚步入社会的二三十岁青年人。

高房价时代，全租房是年轻人不得已的选择，房价下跌后，又成为了被收割的工具。

教育太卷，找工作太难，房子又太坑，好像无论如何，一些韩国年轻人都躲不开被收割的命运。在拼尽全力卷下来之后，越来越多的普通年轻人意识到：

随着阶层固化、贫富差距加大和竞争加剧，他们的人生早已被锁定。2019年韩国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88.6%的受访年轻人认为，父母的财富和地位决定了子女的未来，阶层跃升几乎无望。

拼自己不如拼父母的大势下，就算他们拼尽全力，也无法实现从小学就开始心心念念的目标，甚至还过不上父辈一样的生活。

因为父辈们要么拥有更多的机会，要么不会面临如此高企的生活成本，更重要的是，父辈们普遍没有为出人头地付出举债读书这样的代价，没有70%的本科率，也没有年轻一代的高期望、高欲望。

如果努力并不能改变什么，那还努力奋斗个什么？

如今，随着全球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韩国年轻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今年5月份，韩国出口已连续第八个月萎缩，持续15个月出现逆差。对重度依赖进出口的韩国来说，形势相当严峻，但另一边，却是生活成本还在增加。

今年5月份，韩国的炸酱面涨了12.5%，五花肉涨了11.4%，餐饮的涨价速度创下了1992年5月以来的最高记录。

吃不起饭馆的韩国白领们，只能开始自带便当。

2023年4月，韩国20岁至39岁的青年人群中，已有66万人登记为不工作，不考试，不求职，不生育的“休息人口”。

不少年轻人选择“出家”，韩国150家庙宇人满为患。此外，还有一些年轻人返回故土，啃老的“袋鼠族”在增加。

当一部分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陷入迷茫，不买房子，不要爱人，不生孩子，娱乐至死，还能指望他们继续贡献什么价值？

面对危机，韩国总统尹锡悦 提出重建中产阶级，恢复阶层流动。

但是，横亘在他面前的，是把持国民经济命脉、享惯了阶层红利的财阀、以及韩国并不乐观的经济环境。

这是韩国的问题，但也不只是韩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