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中有关家庭的矛盾

工人运动对家庭的导向具有两面性。对男性养家糊口模式的范式性追求，和另一种与之相反的驱动力构成了张力，而后者形塑了工人运动在性别方面的斗争。工人运动认为，社会主义平等基于无产阶级化的共同经历，这为通过女性就业和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主动废除家庭的主张，提供了内在依据。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与普遍就业的平等性之间的张力，形塑了工人运动进程中有关家庭的辩论和斗争。

无论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们对妇女就业的立场如何，他们至少完全放弃了废除家庭的呼吁。欧洲最大的大众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解释说，尽管资本主义正在破坏工人阶级家庭，但人们可以确定社会主义者绝不会在政治上攻击家庭：

一个最常见的反社会主义的偏见在于这样个观念，即社会主义提议废除家庭。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会有一丁点想废除家庭，也就是在法律上强行解散家庭的想法。只有最严重的歪曲才会给社会主义安上这样的意图。【33】

女性是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和效力的核心。她们也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积极的志愿组织者建设起它在社区的基础架构。在世纪之交的德国，最畅销的社会主义书籍不是《共产党宣言》，也不是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Erfurt Program），而是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妇女与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书中，倍倍尔讲述了性别压迫的漫长历史，并预言了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主义未来。性别压迫是第二国际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的群众基础的主要关切点，因为性别恰恰是无产者理解资本主义压迫和社会主义解放的主要形式。

女性在社会民主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其中包括克拉拉·柴特金（Clara Zetkin）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爱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在第二国际的英国分部也很受尊敬。尽管在社会民主党应该如何关联女性议题这一议题上，存在许多大的分歧，但女性们对女性平等的研究很有热情，并成功说服社会民主党加进了一个立场坚定的女性权利平台。女性就业问题是个核心议题。第二国际的女性倡导者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辩论：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女性进工厂工作是否对对阶级事业有害，家庭主妇是否了构成组织运动的重要部分，以及妇女就业是否对她们的平等来说至关重要。

罗莎·卢森堡把她对女性权力主张，完全落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上。女性是政治主体正是因为她们工作。罗莎·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女性的权利在根本上取决于她们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

如今，数百万无产阶级女性和男性一样创造着资本利润——在工厂、车间、农场、家庭工业、办公室、商店……因此，每一天、每一点工业进步都为女性平等政治权利的坚实基础增添了新的基石。【34】

其他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依靠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来实现平等的代价太高了，他们主张社会主义者对女性的有薪工作进行限制。克拉拉·柴特金在文章中反对女性就业：“需要建立新的壁垒，以反对对无产阶级女性的剥削。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需要得到恢复和永久的保障。”【35】

家庭主妇型家庭的体面性，深深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社会的想象。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以及与之相随的邻里关系，承载着使社会民主党声称自己适合执政的社会声望。许多工人运动的报纸都赞美“社会主义好妻子”养育“社会主义好孩子”【36】。女性的社区组织，是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基础扩展进范围更广的工人阶级生活政治的主要机制。有关女性的社会主义辩论和宣传，强调得最多的是家庭主妇面临的问题，包括消费品价格、社区条件、住房、学校教育、与丈夫的权力动态、家庭内部的工资分配、工人组织内部的决策以及妇女选举权。工人阶级核心家庭模式及其与之相伴的稳定的工人阶级社区，成为把工会权力扩展至社会生活的主要机制，构成了工人运动及其身份的深度。

俄国革命中的家庭

在工人运动期间，“废除家庭”的要求有了不同的新含义；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为废除资产阶级社会而进行的斗争，而是通过再生产劳动集体化，实现全面无产阶级化的社会主义愿景。俄国革命期间，工人运动的逻辑中确实包含着真正的废除家庭的努力。

俄罗斯的小工业工人阶级甚至还不曾像德国和英国的一些同志那样，过上体面的家庭主妇的生活，而且布尔什维克起初也没想鼓励这种家庭形式。相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开始相信，充分动员女性对俄罗斯革命的成功和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实施了一套涵盖广泛的支持女性的政策，远远超过了欧洲的现有政策。布尔什维克推出了简易离婚、法律上的性别平等，以及堕胎的机会。在进步的性学（sexology）的启发下，布尔什维克还实施了一套类似的支持同性恋的全面立法，包括废除所有反鸡奸法，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举措。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革命后的苏俄在女性平等方面领先于世界。

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在早期苏联政府的多个职位上工作，包括领导社会福利部门和妇女工作。科伦泰敦促国家机构承担起抚养孩子、养活工人阶级、洗衣服、打扫房间等各种形式的家务和代际再生产的全部责任。她呼吁通过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废除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

共产主义经济废除了家庭。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社会向单一生产计划和集体社会消费的过渡，家庭失去了作为经济单位的意义。家庭的外部经济功能消失了，消费不再以单个家庭为基础进行组织，一个社会厨房和食堂网络建立起来，衣服的制作、修补、洗涤以及其他方面的家务劳动被纳入国民经济。【37】

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是废除家庭的实际物质性机制，对于家庭的废除十分关键。通过逐步扩展幼儿园、儿童聚居地和托儿所，“工人国家”甚至在儿童抚养方面也将取代家庭【38】。科伦泰把这种再生产劳动的转变看做是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性别和性关系、建立全面性别平等的一种手段：

不再有对女人的家庭束缚。不再有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女性不再需要担心失去生活来源，独自抚养孩子。共产主义社会的女性不再依靠丈夫，而是靠自己工作。【39】

柯伦泰对于这样一场家庭生活的社会革命之后性和性别问题会如何变化，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高度平等的性别关系、性少数群体的权利的提升，以及组织亲密关系和浪漫的新形式。如果所有的再生产劳动都完全集体化，家庭就不再有任何经济功能，而完全成为个人的选择。

但这种解放是有代价的，这也是工人运动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的必要要求：国家权威下的有薪劳动的普遍化。科伦泰明确表示，家庭必须被废除，正是因为它消耗了工人本可以投入劳动的社会资源：“国家不需要家庭，因为家庭经济不再有利可图：家庭分散了工人对更有用的生产性劳动的注意力。”【40】在柯伦泰的设想中，工厂作为再生产的社会统一体取代了家庭，工作和国家的新的专制取代了父权制。

很少有关于俄罗斯革命中女性（如柯伦泰倡导的那样）住在在集体住房里、共享儿童保育、在食堂吃饭的文档记录。然而，中国农民在大跃进期间的经历表明，其中的矛盾可能不容忽视。在中国，国家主持的项目同样用住房、食品和儿童保育的集体化取代了家庭。毛泽东曾呼吁通过集体化废除家庭：“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的产物，在未来，家庭的一切痕迹都将被抹除……现在，工人家庭已经不再是生产单位。”【41】尽管这些食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却也成了强制规训的工具，由于政治偏袒，厨房管理者面临着食物配给越来越少的状况。国家政策加剧了饥荒，农民也不再有独立的谋生手段。1958年至1962年间有超过三千万人挨饿，集体化厨房似乎是罪魁祸首之一。1961年一名政府官员写道，“群众对公共厨房深恶痛绝……他们说：‘跟食堂经理交朋友，你就再也不会缺馒头和粥了……刀挂在饭勺上。’”【42】

作为在内战期间生存的直接手段，列宁支持科伦泰废除家庭的努力，但柯伦泰是唯一一个渴望永久改变俄罗斯家庭的人。随着1922年战争的结束，布尔什维克政府取消了对家务劳动集体化努力的支持，只保留了像日间托儿所这样能让女性在工厂和田间工作的设施。到了1933年，斯大林重新将同性恋定为犯罪，也收回离婚的合法权利，引入了鼓励形成核心家庭的生育政策。1940年代科伦泰在瑞典担任大使，在那里度过了晚年，安静地接受了苏联性别不平等的重新出现和核心家庭的巩固。

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工人运动中有关家庭的核心矛盾：一方面是通过无产阶级化实现社会主义平等和进步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依靠核心家庭提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后者，而俄罗斯革命从前一极摆向了后一极。

吉姆·克劳法（Jim Crow）

在工人运动期间，美国沿着一条与欧亚对应但不同的轨迹，巩固了工人阶级家庭的范式，这条轨迹与吉姆·克劳法、白人财产所有权和郊区化（suburbanization）交织在一起。19世纪末的大多数美国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从事农业。美国东北部正迅速工业化，制造业蓬勃发展，白人劳动力主要凭借他们的欧洲移民身份组织了起来。中西部则是白人家庭经营的小型独立农场的所在地，这些农场是在对美洲土著种族灭绝式的驱赶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19世纪中叶从墨西哥夺取来的西南部地区，在铁路建成后开始与美国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涌入了许多从事采矿、农业和畜牧业的白人定居者。1890年代，南方白人土地所有者击垮了黑人的重建运动，重新确立了一个新的白人至上主义政权，实行隔离法律、剥夺公民权和持续的种族恐怖，把非裔美国人困进佃农制农业中，并阻止他们从工人运动中获益。美国工人运动是由这种白人至上的逻辑塑造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跨阶级的白人种族身份阻碍了大规模劳工运动的联合。殖民者对西部荒地的掠夺为白人工人提供了阶级流动的机会，也提供了逃离雇佣劳动、获得独立的可能性。即便是对无产者来说，白人身份也是由拥有财产的可能性以及对国家主要的土地所有者的认同构建的。

美国工人运动的这些种族动态关系形塑了工人阶级的家庭模式。对于白人工人来说，工人运动使之得以可能的父权制家庭，是由社会地位、财产所有权和体面性构成的。黑人工人被排除在这些工人运动的核心位置之外，但他们在此期间也遭遇了家庭范式极剧窄化。对黑人家庭来说，父权制范式不是通过体面性，而是通过佃农制的限制强加的。黑人佃农要被迫结婚。白人地主只会把土地租赁给已婚夫妇。棉花农业的范围正在扩大，每块土地都很小，新的黑人家庭只要结婚就可以获得土地，但单身黑人成年人或那些家庭安排方式不按常规的人却无法获得土地。一旦黑人能逃离佃农制时，他们的结婚率就急剧下降。【43】随着黑人进入工业化城市，他们似乎抓住了逃离异性恋、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范式的机会。吉姆·克劳法强加于黑人的不仅是贫穷、种族主义恐怖、政治排除与法律上的次等，也包括一种十分刻板的父权制家庭。因此，后吉姆·克劳法时代黑人的低结婚率（后文将会讨论）或许不仅是贫穷、缺乏稳定工作和无法从工人运动中获益导致的，也是对佃农耕作制度下的家庭制度的抵抗与逃离。

与此同时，白人工人阶级家庭逐渐从主要依赖自家农场，转向了有薪工业劳动。家庭经营的农场依赖于长期的夫妻关系。整个19世纪，美国白人占据的土地边界和新的定居地的不断扩张，都允许并鼓励着稳定的家庭的形成。其中许多农民家庭都被吸引到社会主义党和其他左翼平民主义政党中，但这些运动依然无法把他们的阶级意识从对财产所有权、定居者殖民主义和白人自主的坚定捍卫中分开。19世纪末的以技术行业为主的白人工会，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资本家和独立农场主的性别保守主义。和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这些白人技术工人也努力追求——并在19世纪末大部分人得以享受——以确保家庭主妇型家庭结构的家庭工资。

和欧洲一样，这种发展中的家庭模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陷入了危机。两次世界大战首次为许多非裔美国人和女性提供了非农业的就业机会。军事和战争工业施行性别隔离，对同性恋较为温和，首次形成了大规模的美国地下同性恋社区。【4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经历了一种与早期苏联社会相当的性别秩序：在组织上施行完全的无产阶级化、家庭解体、同性恋和女权的空间增加，以及大规模的国家控制。新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被整合进稳固的、异性恋本位的工人阶级身份，他们在战争年代新的工业雇佣劳动的暴政以及国家的控制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性自由。

美国工人运动的这种种族化分层一直持续到20世纪。1930年代，一场产业工人运动最终获得力量，它却无法在白人至上主义暴力尤为突出的政权下在东南、西南部各州站稳脚跟，如今这些州成了没有工会斗争的法律保护的“工作权”州。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随着非裔美国人离开农场，进入雇佣劳动领域，他们发现美国工人运动在各地被接受的程度并不均衡。反种族主义的工会试图实现对战后美国的另一种设想，在主要的工会化工厂周围建造种族融合的郊区住宅。但是美国白人工人在跨种族团结方面的利益并不一致；许多人倾向于通过本土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捍卫自己的利益。

3.对工人运动的反对以及工人运动之后

到20世纪60年代末，全球无产者开始大规模反抗。内战、街头骚乱和大规模学生工人罢工席卷了每一个大陆。这些叛乱是多重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种族隔离、国家压迫、性别主导和资本主义的斗争重叠展开。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成功地推翻了由法定的低等和暴力恐怖构成的环环相扣的种族体系——正是这种体系推出了吉姆·克劳法。通过暴乱、黑人权力组织、激进抗议和制度化的政治阶级宣传，无产者进一步反抗集中化的城市贫困，无法从工人运动中获益的状况，以及国家的警察暴力与监禁的状况。到了1970年，一种新的反叛形式出现了，它借鉴了黑人解放运动的策略和分析，如今正对工人运动的性别和性制度发起挑战。这些女权主义者和酷儿激进人士试图废除男性养家糊口的异性恋核心家庭模式，以便实现全面的性和性别自由。

这个时代出现了对工人运动中的性别和性规范的三重反叛：激进女权主义、同性恋解放和黑人女性组织。他们反对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及其暗含的性别和性制度，通过三项主要的质疑拒斥工人运动的性政治：质疑左翼信奉的男性气概、异性恋核心家庭和郊区生活的痛苦，以及工作本身。

反对家庭

1960年代末，男女同性恋爆发式地以激进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野，发起了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性别越轨和爱欲的激进政治组织。1970年代，同性恋解放团体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主要城市迅速发展。他们共同致力于爱欲愉悦的解放力量。意大利的马里奥·梅里（Mario Mieli）、法国的盖伊·霍奎恩（Guy Hocquenghem）和英国的大卫·费恩巴赫（David Fernbach）等同性恋革命者都把性爱视为人类自由的潜在的解放源泉，这反映了同性恋解放主义者圈子中的一种普遍情绪。爱欲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抑和贬低了，被异性恋和郊区核心家庭严格限制，而在越轨潜能中被释放出来。比起各种共同的本质性身份，爱欲的团结更能为同性恋共产主义提供实例。

跨性别和非常规性别的有色人种，尤其是流氓无产者性工作者，在1966年旧金山康普顿自助餐厅的暴乱以及1969年纽约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中发挥了引领性的斗争作用，随后又通过街头异装行动革命（STAR）等团体，在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中突现出来。在政治酝酿和社会动荡的时期，拉丁裔和黑人跨性别女性发挥了尤为戏剧化和有影响力的作用，为正在形成的酷儿政治构建了叛乱和造反的一极。玛莎·约翰逊（Marsha P. Johnson）、西维亚·雷·里维拉（Sylvia Ray Rivera）和少校女士格里芬·格拉西（Miss Major Griffen-Gracy）等跨性别性工作者，都成了石墙起义中的传奇人物，她们也是1970年代同性恋管控政策的激烈反对者。里维拉后来反思了石墙叛乱中跨性别人士的边缘性和好战性：

我和其他许多跨性别人士都投身于各种斗争。但是在这些斗争中，无论是民权运动还是反战运动、女权运动中，我们仍然被排斥在外。其中一些运动容忍跨性别群体的唯一原因在于，我们是狂热的前线分子。我们不从任何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我们没什么可失去。【45】

1950年代末起，在美国大城市的酷儿群体中最显眼的是有色人种的跨性别女性，这使她们最容易遭遇街头骚扰和暴力。他们一向是警察、主流同性恋者和性别激进者眼中偏异酷儿的代表。有色人种的跨性别女性几乎完全被排除在正式的雇佣劳动之外，通过街头性工作和犯罪维持生存。她们在美国的许多大城市可能只占数百人，但在更广泛的地下世界中却是核心人物，这个地下世界中有成千个混杂的流氓无产阶级酷儿，各色各样的无产阶级同性恋者，包括其他非融入的（non-passing，译注：指并不被旁人视作变性后的性别的跨性别人士）性偏异者、无家可归的同性恋者、吸毒的酷儿、性工作者和同性恋罪犯。

这些性别和性激进人士尝试了一系列新的方法获得性快感和家庭安排，包括独身、自由恋爱、排他性的同性恋、集体生活、开放关系、禁止一夫一妻制、性快感平等化等等。类似地，1960年代末的青年反叛者哪怕不是女权主义者或者酷儿，也提出了一种对（在工人运动逻辑以及在它的帮助下建立起的社会之外的）非规范性性快感的激进承诺。这种性和性别实验是一些男性主导的极左组织项目、早期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团体、男同性恋解放主义团体以及相关的酷儿亚文化圈子的一个特征。大学生对于禁止男性在女生宿舍过夜的规定的反对，引发了法国1968年5月的叛乱。自由恋爱、非婚的随意性行为和节育，是1960年代反文化嬉皮青年运动的核心，这体现了对异化社会的彻底拒绝。以核心人物为基础的激进的反帝国主义团体，如气象员（Weathermen）和后来的乔治·杰克逊军旅（George Jackson Brigade），都强烈反对一夫一妻制范式，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46】从那个时代激进的回忆录和短命的公社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性作为快乐、自由和联系的源泉的生机勃勃的发现。

这些性别和性激进人士一致认为，异性恋核心家庭是一个恐怖和专制的场所。女权主义者和妇女解放运动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坚决反对作为女性受统治的症结的家庭主妇的境况。女权主义各个主要趋势，因其对家庭形式的特殊批评和提出的解决方案而异。最主流的自由女权主义者追求劳动力平等，以便让女性能摆脱不良的关系，他们倡导家庭中的平等，这与几代人之前的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要求相呼应。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家庭是性别社会化、父权专制和性别暴力的主要工具，他们把彻底摧毁家庭作为实现真正自由和解放的必要步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就家庭主妇的角色与资本主义积累逻辑的关系问题展开详尽的争论，他们在究竟是发起主妇的自组织还是着眼于组织雇佣劳动中女性方面（这也是工人运动中的常见矛盾）上有分歧。所有人都认为做家庭主妇是一种可怕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家庭主妇具体体现了在压迫性的社会中做一名女性意味着什么。

激进的女权主义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家庭的暴行的最深刻、最彻底的讨论，指出了家庭的直接主导、暴力征服和根本异化的性质。是他们首先认识到性暴力在性别关系中的核心位置。他们认为，家庭的隐私性使它免受考察和反抗，这助长并维持了核心家庭中的特殊的恐怖：儿童虐待、亲密伴侣暴力、婚内强奸、原子化隔离、反酷儿的恐怖以及强制的性别社会化。艾莉森·爱德华兹（Alison Edwards）认为，女性易遭强奸的直接原因是男性养家糊口的关系对于家庭主妇的无薪劳动的依赖：

许多妻子都是她丈夫的老板的无薪雇员。劳累的家务劳动反过来又塑造了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依赖的性别，柔和的性别、愚蠢、无趣的性别，容易到手的性别。正是这些因素形塑了强奸的政治。【47】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的这些性别及性运动，既继承了共产主义遗产，又挑战了工人运动的性别保守主义，它们重新提出了废除家庭的呼吁。就这一要求来说，这些运动都认识到家庭在性别和性别暴力制度中的核心性，也对历史上的工人运动与资产阶级家庭理想的共谋提出了质疑。许多人认为，压迫是通过核心家庭所强加的规范性性别角色建立起来的。1970年，第三次世界同性恋革命运动（Third World Gay Revolution）在1970年的纽约政纲中写道：

我们希望废除资产阶级核心家庭制度。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核心家庭通过塑造性别角色、定义性别和性剥削，使同性恋与异性恋的错误类别经久不衰。作为资本主义基本单位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创造出了压迫性的角色。这一系列压迫都源于核心家庭的结构。【48】

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主义者的批判，与他们对美国郊区的原子化、孤立化及社会状况的拒绝是分不开的。他们所批判的家庭的阶级特征是模糊的，因为正是工人运动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稳定、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而郊区的建设模糊了白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形式的区别。1963年一部受众广泛的女权主义经典之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把家庭主妇单独作为分析的核心。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书从对郊区生活的描述开始：

一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埋藏在美国女性的脑海中，说不出口。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女性忍受着一种奇怪的激动，一种不满、向往。每个郊区的妻子都独自在这种感觉中挣扎。【49】

那个时代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和酷儿在抵抗的实践与分析中提出的对家庭的废除，至今仍有回响：它体现在对替代性的生活安排和浪漫形式的尝试、对一切郊区同化的渴望的拒绝、对屈从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要求的拒绝、对约束性的性和性别角色的拒绝，以及把人际关系彻底看做政治的态度中。第三世界女性联盟（Third World Women’s Alliance）呼吁建立一种基于性别平等的扩大的共同家庭结构：

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家庭制度被用作一种经济和心理工具，而不是用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我们声明，我们不会和任何人对人的私有制扯上关系。我们鼓励并支持共同家庭的持续发展以及大家庭的理念，鼓励父权制家庭以外的替代形式，呼吁男女共同分担包括家务和儿童保育在内的一切工作。【50】

这种集体生活安排有时可以把公寓变成无家可归的跨性别有色人种工人的非正式互助庇护所，有时是精心安排的、有领导的、高度自律的集体住房，有着对男女同性恋的严格着装规范，有时是农村的嬉皮社区。

黑人女权主义者试图解决作为白人规范性机构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历史问题。自1930年代起，随着大量移民来到北方城市，非裔美国人一方面进入了蓝领工薪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又被排除在日益增长的郊区白领就业部门之外。许多人发现自己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集中了贫困、暴力的种族政策、不合标准的住房和不平等的工资就业机会的社区。20世纪60年代中和后期，随着民权运动成功拆除了美国南部的吉姆·克劳法的法律体系，150余个美国城市的非裔美国青年发起了骚乱。这些起义促成了黑人组织重要的重新定位，并引起了联邦政府的密切关注。

政府一个回应是1965年美国参议员兼社会学家帕特里克·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的一份报告，报告认为黑人城市生活的社会混乱是由女性主导的家庭直接导致的。这份报告题为《黑人家庭：国家诉讼案》（The Negro Family：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被称为《莫伊尼汉报告》（Moynihan Report），它做出的评估在种种伪装下指导了许多自由主义社会学家、政策制定者乃至于性别保守的黑人民族主义者的思考：黑人失业率高、犯罪率高和其他社会功能失调是黑人社区中女性主导的家庭过多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黑人母权制”；黑人妇女的婚姻和生活方式选择，包括高比例的有薪工作和相对较低的结婚率，都使美国黑人在更广泛的、期待家庭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被边缘化，并造成了黑人的男性气概危机及犯罪的不当行为、破坏性的社会抗议和失业的危机。在这里，美国黑人被排除在工人运动特有的家庭形式之外的现象，被归咎于黑人妇女，与此相反的异性恋本位父权家庭模式则被当做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中期恩格斯以及资产阶级评论家对工人阶级生活的道德失调的恐慌的回响，工人阶级为了适应物质方面的约束，采取了新的家庭形式。

尽管大多数黑人都无法选择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但黑人避免结婚的做法也可以被看做是对性自由的积极主张，对父权家庭规范的拒绝，以及对其他形式的家庭结构的提倡。上文提到，逃离了吉姆·克劳法的强制婚姻的非裔美国人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选择不结婚。在种族主义劳动力市场排斥下，黑人男性的周期性失业也是阻碍婚姻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在吉姆·克劳法时期，被排斥在雇佣劳动之外的黑人无产者也被排除在工人运动之外；随着大迁徙（Great Migration）和吉姆·克劳法的废除，黑人无产者开始从事雇佣劳动，但他们通常都没有办法（无论他们愿不愿意）建立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黑人女性不愿意牺牲独立来换取对一种不可能体面的无望的、半途追赶的追求，她们通常选择和朋友或女性亲戚一起抚养孩子，而不是和丈夫。弗朗西斯·比尔（Francis Beale）在“双重威胁：做黑人与做女性（Double Jeopardy：To Be Black and Female）”中写道：

想让黑人女性按照中产阶级白人的模式简单地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是一种白日梦。大多数黑人女性不得不靠工作维持家庭的居住、吃饭和穿衣。黑人女性在黑人劳动力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对于最贫困的黑人家庭以及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都是如此。【52】

《莫伊尼汉报告》促成了一些为塑造黑人性别的福利项目。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骚乱极大地增强了政府对“反贫困战争”的支持，美国福利制度开始扩大并把贫困的非裔美国人包括在内。美国的大部分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都是从1930年代开始实施的，当时美国南部的大部分白人地主仍然依赖着从属于他们的黑人家庭的劳动力。各种福利制都有意把家庭佣工和农业工人，也就是把大部分非裔劳动力排除在外，并在白人至上主义盛行的地区设置许多政府层面的控制权。1940、50年代，黑人基本上被排除在政府福利支持之外。为了平息和控制1960年代的动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开始向失业的单身非裔女性开放机会。

这些妇女在福利部门居高临下的社会控制模式中遭遇了许多挫折。她们很快组织起一个项目网络，也就是之后的国家福利权利组织（NWRO）。该组织由接受现金拨款福利的非裔母亲组成，在1960年代末发起了许多场运动，显著改善了领取福利者的机会和待遇，组织的终极目标是争取数额可观的联邦全民基本收入。她们组织的其中一项很有名的运动旨在挑战对黑人性别的强迫。福利部门不给有“男人在家”的女性提供福利，认为母亲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为了落实这项政策，福利部门和警察部门合作展开“午夜突袭”，在深夜进行检查，以评估福利领取者是否与男性同居或者有性活动，从而没有资格获得福利。NWRO通过动员和诉讼成功废除了这些做法，捍卫了黑人无产者的非婚性关系权利。

反对工作

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性别激进人士的第三个要点，对我们这里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开始拒绝工作。许多女权主义者仍然停留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国家干预设想平等的框架内，但我们将关注工人阶级女性中的两例更自觉的反工作斗争：美国福利权利运动（American welfare rights movement）与家务工资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国家福利权利组织（NWRO），是贫穷的非裔美国人对工作的反叛。【53】黑人工会运动呼吁充分就业和工作机会，而这些工作需求对NWRO激进人士来说几乎没有吸引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毕生辛勤工作，却发现自己的工作是没有成就感和异化的。NWRO的资料提供了一个历史论点，即好几代非裔美国人用受奴役的、低下的劳动建立了这个国家，他们已经工作够了。NWRO组织起来反对低工资和无工资的“工作福利”方案的剥削与残酷。有些NWRO成员强调她们作为母亲的角色就是对社会作出生产性贡献的一种形式，其他人则反对这种说法，而是主张把“生命权”与工资、工作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区分开。这些激进人士静坐示威，占领福利办公室和政府大楼，在法庭上动员起来，鼓励福利接受者争取尽可能多的福利，试图把福利系统推向危机，以迫使整个系统大规模重组，结束美国现金拨款福利的繁琐的经济状况调查、行为规范和督促工作的做法。NWRO的一项核心运动是争取由联邦提供的年收入，或称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在许多支持者看来，这是一种结束长期被迫从事不满意的工作的手段。通过切断工作与生计的联系，福利权利活动者要求结束强迫工作。

这种主张与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福利的理解相比，有了根本的转变。欧美的战后福利项目主要是作为充分就业的补充而设计的。老年护理、儿童护理、失业保险、残疾保险或公共医疗，都是对终身雇佣劳动的补充。NWRO所面对的扶贫项目的用意，是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福利通常被设置为远低于最低工资的水平，经济状况调查试图排除有就业能力的人，福利领取者会在不同程度被督促着投入工作岗位。在美国南部，一切福利的获得都仅限于满足农业劳动力的季节性需求。现金拨款的福利额度接近低工资，只有在失业率高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才被视为合理的。而对于NWRO和1960年代的其他福利权利激进人士来说，福利不仅是对雇佣劳动的补充，也是逃离雇佣劳动的一种手段。

工人阶级女性运动中的反工作态度不仅限于非裔美国人的福利权利运动。家务工资运动有条理里阐述了无薪家务劳动之苦（作为有薪劳动之苦的反面）。1970年代初，意大利工人起义愈演愈烈，家务劳动工资运动也应运而生，并很快蔓延至英国和美国的一部分地区。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的《女性与社区的颠覆》（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一文认为，妇女受到的压迫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总体所产生的，这为后来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奠定了概念基础。这篇文章做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它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同时依赖于有薪工作场所劳动与无薪的家庭再生产劳动，同时由工人运动的激烈反抗和对它限制塑造。达拉·科斯特写道，家庭结构“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支柱”【54】，它构成了有薪活动和无薪活动之间的鸿沟：“家庭结构使男性成为工资奴隶，它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把这些服务分配给家庭中的女性，与此同时也对女性流入劳动力市场加以控制。”【55】

随着以家庭主妇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出现，女性被安置进家中，造成了工人阶级中的性别分工。女性的斗争必然要拒绝家庭，与再生产护理行业从业者联盟，发起一场革命性的叛乱：

我们必须离开房子，必须拒绝家庭，因为我们要和其他女性团结起来，与一切认定了女性应当留在家里的状况作斗争，与那些住在贫民窟的人的斗争联合起来——无论这贫民窟是托儿所、学校、医院、养老院还是收容所。废除家庭本身已经是一种斗争的形式了。【56】

这种反对家庭的斗争在根本上针对的不是雇佣劳动，而是要拒绝工作本身：

女人必须完整地发现自己的潜能——既不是补袜子，也不是当远洋船长。更准确地说，我们可能想希望做这些事，但现在这些活动不能存在于任何地方，而只能在资本的历史中。【57】

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的说法也呼应了家务劳动工资的反工作维度：

从这个分析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要求家务劳动工资的革命性意味。通过这种要求，我们的“天性”终结了，斗争开始了，因为要求家务劳动工资就意味着拒绝这种被当成我们的天性的表达的工作，因此恰恰也拒绝了资本给我们发明的女性角色。【58】

无论这对许多读者来说多么反直觉，费德里西讲得很清楚，对工资的要求也是对拒绝工作的能力的需求。对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拒绝工作不是个人对工作的有意逃避，而是大规模罢工行动和有组织的阶级反抗的可能性。在这里，他们的政策建议是一种揭露无报酬家务劳动暗含的动态关系的手段。在费德里西看来，对工作的拒绝是靠工资实现的：“从现在起，我们对每分钟的工作都要求报酬，这样我们就可以拒绝一部分工作，最终拒绝全部工作。”【59】

在这种反工作的视角下，可以把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看做是非计划性的（non-programmatic），把他们对补偿无报酬的再生产活动的经济补偿的要求，和他们对这些活动的价值创造属性的主张看做挑衅性的；他们真正的洞察在于其他方面。达拉·科斯特对“家务劳动工资”只是略带批判地顺带提一下。西尔维亚·费德里西对家务劳动工资的呼吁出自一篇名为“工资对抗家务劳动”的文章。包括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在内的许多家务劳动工资的提倡者，设想的可能是某种比较表面的东西。【60】

限制与矛盾

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黑人女性左翼分子、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者对性别自由的理解比以前的表述更深入了。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前辈不同，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家庭是个人征服、暴力、野蛮和异化的场所。他们把阶级本身的自我活动，也就是通过直接建立替代性的亲属关系和互助关系的活动，理解为废除家庭的主要机制。尽管还不够清晰，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帝国、郊区白人、制度化的工人运动和异性恋本位的父权制家庭的关联。他们渴望一种作为相互关爱、爱欲愉悦、共同斗争和个人转化的广大且公共的场所的家庭，而不是作为孤立与控制的家庭。

在对强制性二元性别表达和规范性的性别期望提出批判时，他们开始把性别和性身份的废除设想为废除家庭的完成。他们认为废除家庭的斗争需要个人直接改变他们对其他人的期待和举动，推进并加深之前关于男性沙文主义对阶级斗争有害的社会主义批判。1970年代的性别激进人士在处理经济生存和工作时，开始朝拒绝工作迈进，不只是想象通过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实现平等，而是渴望摆脱雇佣劳动的束缚。

然而他们的政治主张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主义者构建起的解放的愿景，已经不再能像它们在1970年代初采取的形式那样，激起大规模的性别反叛了，在之后几十年间的性别思想和斗争中，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即使是有效提出了在今天依然能引起回响的家务劳动工资运动，也是对一个已然变化的世界的回应。

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主义者从他们对原子化的异性恋核心家庭的批判中，推论出了对整个社会的整体理解。他们认为父权制是军国主义、独裁国家的巩固、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性暴力、性别规范和私有财产的根本基础。激进女权主义者把女性遭受的压迫放进一个性别种姓或者性别阶级体系中。认为女性构成了一个有一致性的社会群体，具有一套易于整合的统一利益——就像早期工人运动对工业无产阶级的想象那样——在家庭中遭受一种有独特形式的压迫。这种性别阶级分析一贯地反思了他们自己关于压迫的经验，主要是白人妇女对于受困于郊区家庭的抵制，但这种分析严重误读了家庭在资本主义中的位置。

尽管在封建制下，国家组织、经济和父权家庭之间曾经有同源且直接的联系，但在资本主义下，这些系统在部分程度上被雇佣劳动分割开了。也就是说，不再需要靠直接支配和暴力来从生产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从而政府事务和家庭的动态关系获得了相对的自律性。资本主义制造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真正分离，在家庭的私人墙壁内区隔出了一种性别主导形式；而政府或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男性主导形式，无论表面上看来与家庭的性别动态有多少相似处，依然呈现出一种在根本上不同的特征，这把作为一贯系统的“父权制”打散了。从对家庭的批判中做推论的做法，最终使激进女权主义者无法充分把握资本主义和种族国家的动态关系。

通过性别阶级分析来理解女性所受的压迫，会导致激进女权主义者陷入许多死胡同。事实表明，他们无法有效地解释或应对那些涌现出的关于女性之中的阶级和种族差异的辩论，因为他们的策略和视角都基于取消女性之间实质的阶层化。跨性别女性与激进女权主义一道投入政治，她们最初在女权主义阵营中很活跃，却很快遭遇了敌意，因为性别阶级分析显得是依赖于基于生物学或早期社会化的二元对立。激进女权主义者开始对产生那些内在地与父权压迫纠缠不清的性愉悦的敌意，这引起了1980、90年代爆发的所谓“性战争”的辩论，这一辩论在关于色情、性工作和性倒错（kink）的辩论中依然持续。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黑人女权主义者对性别阶级模型提出了初步的质疑，指出它无法解释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现实。然而，除了极少数情况以外，这些批判也无法为家庭中的屈从经验提供一种有意义的替代性解释。黑人女权主义写作通常把家庭定位为反抗的中心，而低估了性别胁迫的作用，正是性别胁迫的存在使得1960年代起的许多黑人女性开始避免异性恋夫妇家庭的结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要么于依赖理论上薄弱和矛盾的对于劳动女性所受的压迫的双系统的描述，要么则陷入一场关于无薪的家庭主妇的工作是否产生价值的广泛、无聊的辩论。在一些短期的自治项目之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最终重新回到了社会民主制或者列宁主义政治。1970年代初的黑人女性写作，同样深受民族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的影响，这些运动陷入了其他有迹查的矛盾之中。

类似地，同性恋解放主义者也无法提出一个在能在今天引起足够的回响的计划。在艾滋病肆虐之前的整个1970年代，一些大城市的男同性恋者几乎已经能自由地频繁获得情欲快感了。尽管人们可能会怀念这一时期的快乐和自由，但如今很少有人会设想它们提供了一条通向自由社会的道路。1970年代，酷儿和异性恋者的性规范急剧松懈，这表明性压抑实际上并不像早期的爱欲力量的捍卫者主张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凝聚力。新左翼重塑异性恋性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可以说是可怕的，激进人士奋力“粉碎一夫一妻制”，却让自己落入越来越复杂的厌恶女性和创伤。如今，性充斥着流行的消费文化，它既是自由的源泉，也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享乐的艰难命令。当同性性行为被严重地定罪时，认为追求情色可以凝聚起新的革命团结的想法可能还有意义，但现在它已经不再作为鼓舞性的政治产生而引起回响了。

激进的酷儿和女权主义者试图摧毁和攻击规范性的核心家庭模式，但他们从未能清晰地表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条理的设想。许多人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项目中进进出出，或者把他们的性别反叛当做他们反资本主义分析的直接拓展。那些完全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中的同性恋和女权活动者往往显得相对无能，无法把握住或参与进最具活力、最激进和叛逆的酷儿及妇女斗争中。比如，同性恋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同性恋者一道设计了基于权利的同性恋运动，而拒绝了作为亚文化的“性别互混（genderfuk）”同性恋解放政治，认为它属于极左。相比之下，1970年代早期女权主义和酷儿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图景往往相当模糊，它借鉴了反殖民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中的浪漫主义观念。

1970年代早期以来的运动中，这种有关性和性别解放的观点的不充分性也影响到他们废除家庭的设想的局限。他们设想的废除家庭是通过有意的亚文化刻意追求的一种活动。他们几乎看不到把家庭的废除普遍化，达到全社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重组的可能性。这一局限最终在于，工人运动的视角始终存在。即便他们试图避免工人运动的男性化，避免它对工资劳动的狭隘关注或者局限于无产阶级化的平等视角，他们也无法设想废除阶级关系本身。工人运动在雇佣劳动条件普遍化中寻找社会主义自由，而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家庭只能通过另一种非市场制度——国家——的大幅扩张来废除。这些年轻人试图逃离雇佣劳动，却无法想象除了各种形式的工厂以外还有什么共产主义集体再生产的方式。“理论共产主义”（Théorie Communiste）指出了这种反对并批判工作的政治，与对工人运动的克服之间的区别： “‘对工作的批判‘无法把结构重组积极地看做对阶级的矛盾关系的转变”，这使得五月风暴中的叛乱者陷入对他们本想拒绝的工人身份的肯定的逻辑中。“理论共产主义”的艰涩语言也适用于1970年代初的性别反叛的局限性：

对工人阶级境况，以及对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反抗，陷入了矛盾。它只能以背离了它自身的基础（也就是工人的境况）的方式表达自己、发挥效力；但它不是为了抑制这些境况——因为它没能在自身中发现那种本可以成为对这些境况的抑制的与资本的关系——而是为了把自己同这些境况区分开。因此“五月风暴”只能停留在反叛的程度上。【61】

新左翼中确实存在的性别与性关系中的许多错误，在后来的女权主义者、酷儿和反种族主义思潮中变得明显了。1980至90年代有关性别和性政治问题的思潮大多是学术性的，它们被冠以不同的名字，比如后结构主义、黑人女性主义、有色人种女性主义、性积极女性主义（pro-sex feminism）、后殖民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和跨性别研究。尽管今天的左翼对它们不同程度的理念论、缺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贯的论述、对个体经验的过度强调以及脱离群众运动的特点怀有敌意，但这些思想潮流实际上确实对性别阶级理论、革命民族主义和同性恋解放主义的失败提出了广泛、严格且在很大程度上有价值的批评。1990年代的艾滋运动（AIDS movements）借鉴了福柯和酷儿理论，21世纪以来的跨性别斗争受到了多种理论潮流的影响，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激进人士也被认为受到了与之交叉的黑人女权主义的启发，所有这些运动都在与学术思潮的密切对话中，取得了性别政治方面的重大政治和理论突破。对于关心共产主义革命的人来说，这些学术工作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尤其是它们缺乏对资本主义的连贯的批判。但今天我们的根本任务在于整合，而不是全盘拒绝它们对思考并超越1970年代的运动的性别政治的努力。

在当今提出废除家庭的呼吁，不能只是重复恩格斯、科伦泰或者第三世界同性恋革命的说法。无论这些历史案例多么具有教育意义，今天的人们依然需要一种能超越先前的反家庭运动的局限的共产主义女权主义。为了做到这一点，如今关于家庭的共产主义理论工作必须解释19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代际再生产的结构性转变，尤其是男性养家糊口的核心家庭的衰落，以及性别类别的碎片化。现在我将转向这种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