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哲学部主任的徐飞对此表示：“诺贝尔奖里最有含金量的还是科学奖。我现在丝毫不怀疑，中国科学家随时都有可能获诺奖，并且很可能不止一位。” 徐飞长期研究科技史与中国科技制度，从中国科学发展目前的总体水平来看，无论中国科学家获还是不获诺奖，他都不会吃惊。

果然，三年后的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国内科学界却并不能都像徐飞这般淡定。时任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教授、如今已是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的曹聪当时就指出，“在实用主义的氛围里，中国科技界可能会面临这样的质疑：文学创作没有花费国家太多资助，但得了奖；而相比之下，国家长期投入大量研发经费的科技领域，却至今在诺奖上未有斩获。”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曾说，“诺贝尔不可能预见到他所设置的科学奖会成为科学家获得杰出成就的最高象征。” 作为朱克曼的学生，曹聪认为，“近20年来，中国在科技领域启动了各种计划、工程、基金，这些项目虽然不会直接声称以诺奖为目标，但是很明显，它们都包含了这样一个潜在的意图。”

“冲击诺贝尔奖此其时也”

在对诺贝尔奖的研究中，有一项根据统计数字得出的结论：一个国家一般在立国30年左右便会诞生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例如，前苏联1917年立国，39年后获得了第一个诺奖；达到这一目标，捷克斯洛伐克用了41年；波兰用了46年；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花了29年和30年。新中国已建国60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中国籍的科学家摘取诺贝尔奖。诺奖几乎就像一块心病，以至于诺贝尔奖的颁布期，也成了中国科学界一年一度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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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和1998年，美籍华裔科学家朱棣文、崔琦接连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中国造成一波较大的震动。有记录可查、最早公开提出 “向诺贝尔进军” 的言论，出自1998年8月4日的《科技日报》。这家国家科技部的官方报纸邀请多位院士撰文，刊出一组文章，大标题为《冲击诺贝尔奖此其时也》。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张存浩院士在文中说，中国现在就应明确提出在21世纪初叶夺取诺贝尔奖的奋斗目标。

2000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院士向媒体宣称，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科学家有望到2010年至2030年左右在数学、纳米科学、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领域取得诺贝尔奖级的科学成就。2002年6月，中科院又发布消息称，为力争在2025年之前做出国际一流的研究工作，将把基础研究的目标瞄准诺贝尔奖。

在这些“助威”声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在2000年的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路甬祥以一篇7000字的学术文章来昭示中国最高学术机构对诺贝尔奖的重视。在这篇题为《启示与规律——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20世纪重大科学成就看科技原始创新的规律》的报告里，他全面总结了近100年来诺贝尔科学奖的情况，剖析了21个经典获奖案例，总结出科技原始创新的11条规律。

中国科学界领导人物对诺奖的 “苦恋” 并不仅仅停留在喊口号上。其实，在他们发表公开言论之前，就已展开了行动。根据曹聪的研究，实际的努力从1994年开始。这一年，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每年遴选约百位45岁以下的科学家，让他们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科研；中科院开展了当时资助力度最大的 “百人计划”，用以吸引那些海外优秀科学家归来报效祖国。由于诺贝尔奖主要面向基础研究，1997年，科技部启动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与发展规划”（即 “973” 计划），宣布在5年时间内用25亿元支持50个左右的课题。1998年末，中科院又启动了 “知识创新工程”，教育部则开始推行 “长江学者计划”。

1999年10月，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宜瑜在接受来自他故乡的《福建日报》专访时就表示，“知识创新工程” 与 “百人计划” 皆是 “中国为在下一个世纪在中国的土地上摘取诺贝尔奖” 所作的准备。当下，中国科学界乃至全社会对诺奖渴求情绪的升温，与中国持续上升的国力也不无关系。1990年，中国的GDP总量开始进入世界前10名。在百人计划开始的1995年前后，这一数字上升至第7名。

曹聪认为，增加科研经费、吸引人才，这两项做法本身并无不妥，从现在来看，也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了作用。但中国的科技投入，只注重了硬件方面，却对科学精神、科学制度等软环境的营造，“根本就没有投入”。针对中国科学界进军诺贝尔的种种努力，诺奖得主、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曾说，“获奖不是目的，做科学工作才是目的”。

“能不能成为一门诺贝尔学？”

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退休教授杨建邺在大学里讲授物理学，但在课堂上他讲得最多的却是诺贝尔奖。1984年，杨建邺就写了他的第一本有关诺奖的书《火星来客？——诺贝尔奖与犹太人》；2001年，他主编的《20世纪诺贝尔获奖者辞典》一书出版。这本书总结了诺贝尔奖的各种数据，对获奖者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

在科学界对诺奖发起冲击时，像杨建邺这样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对诺奖的研究也开始形成一种潮流。2001年，为纪念诺奖设立100周年，复旦大学联合上海市科协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这是中国学界在诺奖研究领域的一次大事件。

伴随着冲击诺贝尔奖的持久热情，中国的诺奖研究也不断升温，各种研究成果也可谓五花八门。比如《诺贝尔奖得主出生月份的统计分析》一文的结论就是：无论哪个月份出生的科学家都有同样的可能得诺奖。

2011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汪前进对这些研究做了一次总结，结果发现：虽然自1979年以来，国内有关诺贝尔科学奖的研究文章已有近6000篇，书籍也有数以百册，但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文章加专著也不过100来份，可见国内诺奖研究的水分很大。

杨建邺在研究诺奖的过程中则发现，国内对诺奖的研究非常零散，相比之下，国外的研究就很有体系，光是研究犹太人获奖者的英文书籍就有50多本。由此他提出，“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人、一本书都可以成为一门什么 ‘学’，如 ‘红学’、‘钱学’ 等等，那么700位获奖者的思想、经历和他们的著作、社会环境…… 等等这一整体，不能成为一门 ‘诺贝尔学’？”

徐飞表示，如果真有 “诺学” 这门学问，朱克曼当属这个领域的鼻祖。1977年，朱克曼写的《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书，是世界上第一本从学术角度对诺奖及其得主进行研究的著作。朱克曼是科学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默顿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妻子）。这本书正是在她师从默顿期间所作的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朱克曼指出，按照科学界分层的概念，诺奖得主就等于科学界的超级精英，往下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构成的科学精英，而那些拥有博士学位、正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群则构成金字塔的最底层——科学工作者。朱克曼访问了当时美国的56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的41位，在默顿的理论框架下，对他们的出身背景、师承关系、研究工作、获奖之后等多方位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其影响遍及科学的整个社会体系。

早在1979年，商务印书馆就将朱克曼的这本书引进到中国。但那时，获得诺贝尔奖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因此该书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不过，汪前进指出，时至今日，国内已有的诺奖研究者的研究取向或理论框架，皆遵循朱克曼的研究框架与取向进行。

曹聪依照老师朱克曼的路数，访问了中国79名中科院院士，编写了《中国的科学界精英》一书，但这本英文专著至今没有被引进到国内出版。徐飞认为，在对诺奖的研究上，朱克曼的这本书既可以说是开山之作，也可以说是终结之作。“因为从学术角度而言，诺奖值得研究的内容无非就是这几大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的学者们都已经把这些研究做得差不多了。但在中国，这些研究还非常零散，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徐飞认为，在对诺奖的研究上，朱克曼的这本书既可以说是开山之作，也可以说是终结之作。“因为从学术角度而言，诺奖值得研究的内容无非就是这几大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的学者们都已经把这些研究做得差不多了。但在中国，这些研究还非常零散，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如果不改变观念，研究诺奖再多也没有用。”

2004年10月，杨建邺与北大教授林毅夫做客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呼吁科学界关注诺奖研究，分析诺奖 “高产” 地区的地理、人文、社会条件，研究中国最有可能在什么时候、从哪个领域获得诺奖。杨建邺表示，这一部分应当成为 “诺贝尔学” 最重要的课题。

杨的想法反映了中国大部分诺奖研究者努力的方向。汪前进将中国的 “诺学” 研究分为五大类，其中第五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就是 “探寻中国如何夺取诺奖”。他指出，这是中国学者进行所有诺奖研究的根本动力与基本出发点，其他的各类研究多是为这一疑问的解答提供素材或是寻找解释体系的。徐飞并不专门研究诺奖，但他的一项研究却揭示了中国本土科学家至今未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深层原因。

在一项研究中国院士制度的国家级软科学课题中，徐飞发现，在新中国的前50年，由于种种原因，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一直在60岁上下，年龄老化，科技创造力不足。而在2001年~2010年的10年间，中科院的新增院士年龄持续下降，从2001年的60岁下降至2009年的54.1岁。与此同时，这10年来的76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却持续上升，从2001年的57岁上升至2010年67.8岁。不仅如此，相比过去，诺奖得主做出获奖成果的年龄段，也从过去的30岁~40岁上升至40岁~50岁。

对此，徐飞解释说，诺奖得主两项年龄指标增高的趋势说明，当代科学研究活动的某些规律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职业科学家需要更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进入角色，做出成果；另一方面，社会对杰出科学成果的评价也越来越谨慎和严格。
两者对比，这是一个好的变化，徐飞说，因为如果当选院士的科学家平均年龄已经大于或相当于诺奖得主获奖时的年龄，那这样一支科学研究的 “国家队” 无疑是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更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中国那些四五十岁的院士们，理论上正处于黄金创造期”。于是，他问道：“被遴选院士之后，这些年轻的杰出科学家将以何种策略继续其职业生涯？”

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以1955年~2005年间当选的中科院院士与诺奖得主的住职情况相比较为例：诺奖得主在获奖前后一直具有行政任职的只占总数的约19%；而中科院院士的这一数字高达63%。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兼职情况更不容荣乐观，据初步统计，在783名工程院院士中，共有5610个兼职，人均兼职7.2个。

曹聪说，“中国科学家没有足够的时间发起对诺贝尔奖的冲击。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在数量上如此之少，以至于被任命为各类行政职务而倾向于偏离研究事业…… 当他们淹没在各类行政事务的时候，科学研究水平下降的趋势也就在所难免。” 徐飞指出，除少数情况需要转向行政管理岗位外，绝大多数杰出科学家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资源和条件，趁热打铁，继续攀登世界科学高峰。

1930年代，默顿首次提出，“科学是一种体制化了的社会制度”。曹聪认为，时至今日，科学已经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但长久以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科学技术只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只是一种工具。中国人要彻底摒弃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科学观，对科学采取一种整体性的态度。他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观念，研究诺奖再多也没有用。”

徐飞则表示，“中国今后出现一位甚至两三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也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当中国诺奖级别的科学家们如群星闪耀般涌现时，我们才能说，中国已真正成为科技强国。”

10年过去之后，在今年诺奖揭晓前夕，当笔者询问曹聪对此话题有无新的评论时，他只说了一句话：“谢谢。当时的观点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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