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理标准”取代“两个凡是”成为新的思想路线，邓公逐渐开始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这一切其实并不容易。组织内部就他是否应该来上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在一些老员工的支持下，他才得以回归。在支持邓公的人中，老将陈云功不可没。陈云是第一个顶住压力公开讨论康复相关事宜的人。他树立了榜样，加速了康复进程。

后来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后，陈云和邓公的合作也非常密切。两人对治国理政等方面的看法非常相似，私交也很好。他们是真正的同志。

然而，君子和而不同。老革命两国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分歧。邓公想严格执行禁令，但陈云强烈反对，最终不得不放弃。哪一种是正确的，哪一种是错误的，没有定论。

20世纪80年代，邓公在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实施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政治意义上，他取消了干部终身制、大幅裁减冗余组织机构、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完成新老交替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使人员年轻化、知识化，使管理团队更好地适应时代，让国家发展得更好。

在经济方面，邓公推动了著名的改革开放，这是中国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一切都有两个方面。大资金的涌入，导致一些人员脱离群众、专业化，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为此，邓公亲自推动引进《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

他经常在会议上说：“如果我们的同志太关心个人和家庭利益，他就没有太多的思想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他只能做一些正式的、需要做的事情。”事物。脱离人群、脱离工作人员、上上下下，破坏社会风气。”

“现在不是我们高级职员的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福利太优厚，这意味着他们会脱离群众、脱离工作人员，甚至可能吃掉自己的孩子，甚至吃掉自己的孩子。”家庭，导致了官僚机构无法消除的不良风气。”

邓公对高级干部的住房、汽车、食品供应、疗养出行、文化娱乐、遗属生活安排等都作出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有效地改善了党风。

同时，邓公的几次讲话表明，他希望老干部也能够约束自己的家庭和子孙，不搞专业化，所以他曾经想禁止红二代进入决策层。 。

然而，在争论中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一直支持邓公的陈云这次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给出的理由非常充分。当前，我国正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与外界交往频繁。除了资金的涌入，还会有不同想法的横空出世。此时，难保敌军不会趁机渗透。国家发展的前提是稳定。一个国家如果被这些敌对思想所困扰，怎么能够发展呢？因此，决策水平必须扎实。选人时要“政治可靠”、“红色根正”。红二代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邓公关心的是权力的垄断和秘密行动，而陈云则关心的是国家的稳定问题。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观点不同。邓公听了，觉得陈云说的很有道理，就没有强行推进。

当然，陈云也反对干部子女享有的特权。他在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时，发现一些领导人的子女在做生意、办公司，他感到无比愤怒。

于是，1985年3月，中央纪委提出一项政策，明确规定干部及其配偶的子女不准经商、办企业，凡是涉及的一律下台。

陈云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席。他看完后批示：请考虑是否可以更大一点的退出童干部的范围。邓公很快表示赞同，并要求尽快执行。同年5月，中央发出《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決定》，有效遏制了不良势头。

我们可以看到，陈云的思维是基于大环境的。他希望那些有能力登上领导岗位的人不要受到父母的影响。同时，要实行一些政策和严格的限制，使工作人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事实上，很多二代人并不具备多元价值意识。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与为革命做出贡献的群众是平等的。如果是二代的话，这些人的后代也是二代。他们更有防御意识。对革命成果负责。

例如，罗庆昌之子罗源少将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

毫无疑问，其中存在一些影响大局的害群之马，但总的来说，许多退伍军人的后代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将人员子女专门化是错误的。同时，歧视员工子女也是错误的。就业制度必须走向公平公正新常态。火是代代相传的。我们继承的是革命精神和美好传统，而不是特权。

古人也说，提拔人才，不应该回避亲戚。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把某件事做好，但却因为错误以外的原因而被拒绝，这不是也是一种人才的浪费吗？

正如罗援少将所说，干部子女特殊是不对的，歧视干部子女也是不对的。只要能够做到公平竞争、公平管理，那就一切都好。

一切都有其优点和缺点。邓公和陈云谁最初的提议更合理？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