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知识界的研究已相当深入系统；对大学教师的来源、结构、流动、成果及待遇等问题，都已涌现一系列成果。然而，对其年龄问题，却迄今鲜有关注。其实，年龄不止是生理现象或个体问题，更是生命的刻度和社会的年轮。它隐含着核心的生命信息，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意涵和政治意蕴。因此，学者群落的年龄结构是极为关键也极为隐秘的信息，是打开中国知识界深层次的制度、结构和生态及其变迁的重要密钥。

　　▍问题的提出：一个普遍的“共识”？

　　近代中国，少年得志、少年成名的现象非常普遍。许多人年纪轻轻便已负有盛名、身居要职。在知识界，全国各地二三十岁的教授更是比比皆是，可谓“少壮派教授”。在这一大批人物中，20出头便任名校教授、30来岁主掌名校者大有人在。例如，陈大齐于1912年留日归国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年仅26岁；林风眠任国立艺术院院长时仅28岁；周诒春1913年出长清华时不足30岁；胡仁源1913年代理北大校长时（翌年转正），年仅30岁；罗家伦出长清华大学时仅31岁。即便相对当时国人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来说，如此年龄，仍属相当年轻。20世纪上半期，中国乡村人口中50岁以上者仅占14%，城市人口的情况也与此相近。在全国总人口中，未成年人占比较大，老年人则占比较小；青壮年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诚可谓“少年中国”。一般人到50岁左右，就普遍被认为是老年人，即便是经济条件稍好的知识阶层也是如此。如朱自清在33岁时就以中年人自居，“入中年以后……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十年前自己还是个“年轻的学生”，现在则已“到中年”。40多岁时，他就自觉已近“夕阳”之年。

　　此时中国学术界，充斥着一批二三十岁的教授。如此学界可谓年轻。这不仅与今日之中国迥异，当时在全球也是异常醒目的。所有这一切奇异现象，都交织在近代中国，催生了许多纷繁乱象和奇人异事。这一问题有深刻的原因，也对当时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年龄结构与其他问题密切相关，并产生一系列连带后果。然而，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研究者却往往视而不见，深入研究更是迄今阙如。只有个别论著曾对此一笔带过，但也只是点到为止，对其成因、意涵及影响等，均未予深究。

　　迄今，有极少数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述评。有人在研究民国大学时指出，罗家伦时代开始，清华经常破格取材，少壮派学人甚蘩。清华所聘多为“处于三十岁左右的黄金工作期”的少壮派教授，建成了一个富有活力的学术集团。

　　陈平原教授通过老北大早年的文献，“明白了何谓‘新青年’”。在北大1918年的“现任职员录”中，发现黄侃33岁、钱玄同32岁，“陶孟和三十一岁，王星拱三十岁，何炳松二十九岁，胡适二十八岁，刘半农二十八岁，朱家华（骅）二十六岁，梁漱溟二十六岁，徐宝璜二十五岁……管理层中，校长蔡元培五十岁，文科学长陈独秀四十岁，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三十岁。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这是一个何等年轻的学术队伍！可正是这些‘新青年’，开启了政治、思想、学术上的新时代”。此说后来被各方普遍征引、反复称许。郜元宝便称：“从清末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这二三十年，‘少年’无疑是文化新潮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当时的‘少年’‘幼者’，其主体相当于今天的‘青年’，也包括今天所谓少年”，《新青年》汇聚的是“一帮自称‘少年’的新派知识分子”。《青年杂志》创刊时，“主编陈独秀三十六岁，鲁迅三十四岁，周作人三十岁，钱玄同二十八岁，李大钊二十六岁，胡适、刘半农同龄，才二十四岁。据1918 年的统计，全校教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少数仅二十七、八岁”。

　　有极个别研究学者还对此现象的成因和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有人指出，由于当时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学术生态，大学有相当的办学自主权，而且时有破格现象，几乎一度成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大学呈现“高少壮派教授率”的特征。“这种宽松的制度足以保证多数教师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跻身教授：一般教师所需不超过10年”，许多海归派学人“30来岁跻身教授……二十余岁的教授大有其人”，全国“形成了一个30来岁少壮派的洋派名教授群……其时绝大部分学者的整个学术黄金时期都可以在教授平台上度过……这种由中年‘老教授’和青年少壮派教授组成的学人群具有极大的活力”。并指出，清华系学人普遍极为年轻，许多优秀学人“大都成为年约三十的教授”。而“一旦评上教授，学者便无太多职称、生计之忧，便于专心教研”。“因此，在全国范围来说，‘清华学派’拥有一批最年轻、敬业的实力派教授，这就类于‘五四’前后的北大，拥有一批年轻才高（平均三十来岁、有留洋背景）的教授，当是最有活力的”。稍后，有人还对物理、史学等具体学科进行了考察，并指出，清华历史学人成长强劲，全国最年轻的一批少壮派史学正教授中，相当一部分出自清华系，如皮名举（29岁，北大）、张贵永（28岁，中央大学）、邵循正（27岁，清华）、王信忠（28岁，清华）等。虞昊等人则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清华校内形成了以叶企孙、陈岱孙、叶公超等为代表的“少壮派”教授集团，推动了清华的改革。不少研究者论及这一时期时，往往动辄称某人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如刘婷即称“齐思和是民国史坛的少壮派学者之一”。事实上，许多当事人对此已有所论列。许德珩即认为，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聘请教师坚持“人才主义”，打破年龄和资格的限制。“据1918年的统计, 全校200多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甚至有26、27岁的教授”。无疑，这是“新青年”的时代。罗家伦曾回忆道：自己“做校长时不过三十岁左右，自己很年轻，所以请的教授们，也都不过和我上下的年龄”。罗的助手冯友兰也表示，当时清华“不太喜欢请初出茅庐的人”，而是偏好那些已有学术成就和教学经验的年轻教授。清华毕业、日后于27岁成为浙大教授的王淦昌，当时亦被普遍誉为“娃娃教授”。

　　总体而言，学界对近代学人年龄问题的研究，迄今仍极为有限。这些有限的研究几乎完全是从颂扬的角度进行评述，而且基本限于现象层面或制度表层，对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内核及限度，还挖掘得相当有限。从理论上说，激励青年、保持队伍年轻化，无疑是必要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给天才创造空间、让少年英才脱颖而出，当然最称理想。然而，当时的实情绝非如此简单。

　　▍“少壮派教授”：一种不寻常的“常态”

　　细究中国学术史，不难发现近代中国的教授普遍非常年轻。这在当时绝非个例，而是常态。有关各方对此也习以为常，甚至习焉不察。年轻名流甚众的现象绝不限于个别头等名校，其他高校亦无二致。从清末出现新式大学开始，一批批20余岁的海归派学人就持续涌入大学，且往往占据要职。他们在学术体制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影响力日增；那些旧式学人则日渐边缘化。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海归人才的持续增加，这种现象进一步凸显，“少壮派教授”的队伍更是蔚为壮观。此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即便是在此之后，依旧不绝如缕。举隅如表1所示。

　　表1  近代中国少壮派教授谱系举隅

　　其中，部分名校的情况如表2：

　　表2  部分名校教员结构一览

　　这批少壮派教授群体呈现显著特征：1.从出身看，他们绝大部分有留学背景，通晓新式学术。2.在院校方面，他们分布甚广，从顶尖大学到普通院校，无一例外。当时几乎所有高校的教授都以海归派为主。相对而言，新兴大学的新聘教授大都相当年轻，如1920年以前的北大、金陵大学、南高师，20年代的南开、清华等。高校每次进人的高峰期，往往都是少壮派教授大量涌现的时期。其中，实力稍逊的地方院校或私立大学的聘任门槛显然更低，少壮派教授比例因之更高；国立名校则更乐意从已成名的学者中选聘教授。3.在学科分布方面，新式学科、特别是理工科优势明显。相比老牌学科而言，新兴学科因人才紧缺和社会需求迫切，学人往往更容易获得教职、也更容易跻身教授。例如，在外文及新兴的航空、原子科学领域，涌现了大批少壮派教授。4.教授年龄、学历呈现明显的提升趋势。在1916年前，获得硕士以上学位的归国人才极少，因此，大量仅有国外本科学历或留学经历者能轻易地成为名校教授，许多人还不足25岁；此后，新聘教授的学历明显升级，年龄亦随之有所增长。到20世纪20年代末，长期的留学热潮的效应日渐彰显，归国博士成为名校新聘教授的主要来源。这一点，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体现得非常明显。而在1941年之后，新聘教授几乎都在30岁以上，25岁以下者已不复见。至此，由于人才日渐密集，学术独立的条件也日臻成熟。

　　由上可见，少壮派教授现象起自清末，而迁延数十载，涉及几乎所有高校，部分院校和学科尤为突出。越是新兴的大学和学科，教授的年轻化就越明显。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前，20余岁的教授在中国在在皆是，不胜枚举。国内高校新增的教授职位，几乎就是为招揽留学生归国而预备的，诚可谓供不应求。这种现象有其原因，也造成了复杂的后果。看上去，这乃是教授年龄问题或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问题，其实质则显然更复杂。在某种意义上，这关乎教师评聘的程序、资格、标准和导向等问题，更重要的则是中国学术的独立性、自主性问题。当时，在全球各国中，大概极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拥有一大批如此年轻的正教授、一个如此年轻的知识共同体。至少，在几个主要大国里，这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中国教授出国交流时，常被西方名教授视为儿孙辈；后者还常常非常诧异地以为中国没有中年以上的学者。

　　▍何以致此？

　　在学术场域中，学者的年龄结构绝非孤立的自然现象，而是有着特定的学术意涵。多大年龄的人适任教授职位？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诸多问题：什么样的人适合担任教授？需要什么资质、经由何程序、根据何标准可以获聘为教授？为什么是这类/部分人成为教授而不是其他人？因而，这个问题无疑关乎知识生态、学术制度、学术评价和学术自主权等一系列重要议题。

　　“教师质量是保持学校名望和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教授就是大学本身”。要实现大学的高水平，就必须维持教授的高水准，也就必须维持教师评聘的高标准。大学教师的年龄有所差异，出现个别少壮派教授，亦属正常；但大量青年学人在缺乏相应考核的情况下轻易地跻身教授、形成过高比例的青年教授群体，这显然未必合理。在一个大国的学术体系中，如此长时期、大面积地存在着一批如此年轻的教授，殆非偶然。这其中必有文章。从当时情况看，这种现象的长期、大面积存在，无疑有着多方面原因。举其要者，或有如下几方面：

　　（一）不合理的年轻化：制度缺陷

　　“少壮派教授”的大量存在，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大学令》，以规范大学各项管理。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后又公布《私立大学规程》十四条。前者规定“凡具下列各款资格之一者得充私立大学教员；具有下列各款资格之一，且曾充大学教员一年以上者得充校长：（1）在外国大学毕业者；（2）在国立大学或经教育部认可之私立大学毕业，并积有研究者；（3）有精深之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者。如校长教员一时难得合格者，得延聘相当之人充之，但须呈请教育总长认可”。显然，如此规定可谓粗糙，操作空间极大，教授评聘自然也相当随意，师资质量参差不齐。1914年7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出台了文件，但仅明确大学教员分专任与兼任两种，教员种类与等级有待进一步修订。1917年，当局颁布新的《大学令》，其中《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标准》对大学各级教职员的薪俸重新作出了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国立大学教员的薪俸分为六级。文件还规定：正教授、教授、助教非连续工作一年不得进一级。教员晋级与否由校长参酌以下条件考虑：（甲）教授成绩；（乙）每年实授课时间多寡；（丙）所任学科性质；（丁）著述及发明；（戊）在社会之声望。此外则有兼任的讲师。据此，北大也出台规定将教师分为正教授、本科教授、预科教授、助教、讲师、外国教员。1927年7月，时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刘哲主政“京师大学校”时，该校颁行职员薪俸规程，取消了正教授，专任教员分为本、预科教授和助教三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曾在1927年6月颁行《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该条例将过去的正教授、教授、讲师和助教的划分，调整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四级。随后数月间，随着大学院取代教育行政委员会，这一规定又有少许修订。

　　综上可见，尽管中国在19世纪末已开始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但直到1927年以前，始终未能形成比较规范合理的高校教师职称制度。这一系列制度设计尽管各有特点，但都存在两个普遍缺陷：一是缺乏明确的学术成果的标准，二是可操作性明显不足。在实际执行中，遂出现两大弊端：一是初级教师升等过于艰难，二是高级教师聘任标准偏低。事实上，许多高校把教授职位直接绑定于国外博士学位，这无疑造成一系列制度性失范。不少高校的教职实际上只有教授和讲师/助教两三等，前者由海归学人或本土名家担任，后者则针对本土的普通学人。二者之间若有鸿沟。教师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学历。初级教师一般极难通过后续努力实现内部升等成为教授；其近乎唯一的渠道，只能是如其他人一样设法留洋，“曲线救国”。

　　直到1927年，中国才开始正式确立高校教职分等制，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逐步形成，教师的纵向流动渐趋畅通。至此，中国高校教师制度基本成型并延续至今。——当然，文本规定和制度设计是一回事，而制度执行和实效又是一回事。后者往往更复杂。

　　初步的谱系梳理表明，这些少年得志的人，绝大部分属于海归派学人。因此，教师评聘的不平等问题，隐含着土与洋的问题，而这又涉及学术独立的问题。在民国前期，多数博士回国就任名校教授；至20世纪30年代，多数博士归国任副教授，二年内升教授，此时亦不过30来岁。因此，在同一所大学内，往往有的人年纪轻轻就平步登云跻身教授，也有许多人苦熬多年仍挣扎于底层，由此造成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这无疑与当时的制度设计有密切关联。崇洋抑土的制度取向人为地造成了学术体制上的差别待遇，为害甚烈。有关各方对此多有质疑与抨击，但情况长期未有大改。——从理论上说，学术（特别是科学）领域是最好地践行了人类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理想的领域之一。学术共同体以普遍主义为最高价值之一，职位则是最切实的认可形式、最重要的控制器。而当时中国学术界在职位授予时仍存在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不能不说严重悖离学术精神。这也正是中国学术病态和“未上轨道”的突出表现。然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不得已的妥协。

　　早在1927年以前，学者已对此多有批评。如毕林一表示：“我国的大学校校长和大学教授，不是刚从欧美或日本回国的留学生或外国大学毕业生吗？要是都是高材生或高材毕业生，已经不配做我们大学的校长或教授，因为他们所读的是大学，那有刚才在大学就学或刚才读完大学课程的学生，就可充大学校长或教授之理。”张乃燕也说：“一个外国大学刚毕业的一个学生……都可以当大学教授。我国大学所以没有多大精神，没有多大成绩，这就是最大的因！”1932年，国联教育考察团亦批评中国大学教师资格太随便，教授头衔只意味着高薪，并不代表高水平。及至1934年，周先庚仍撰文批评：“在欧美大学中，教授的等级很多，大家也能相安，而在中国教授犹如‘上将’，人人皆是。一个刚得博士的留学生一回国即与以教授之名。”1941年，仍有论者批评：至今“但凭留学资格即可取得大学教授资格”。

　　评聘标准过低甚至没有标准是当时教师评聘中的突出问题，由此衍生出诸多问题，如门槛不合理、准入标准过于随意、缺乏过程考核、升等缺乏章法等。如此情境下，少壮派教授的大量涌现，也就并不意外了。

　　（二）不得已的年轻化：人才紧缺下的崇洋抑土

　　在教师评聘问题上，许多方面各有诉求，由此形成了多重的复杂张力。主管部门三申五令要提高教师聘任标准；但在才荒现象极为严重的当时，几乎所有学校都饥不择食，破格聘任非常普遍，使许多教师过快、过于容易地成为教授。

　　就主管部门和学界领导者而言，其初衷无疑是希望宁缺毋滥、坚持高标准；希望中国学人成为世界杰出学者之时，就是成为中国名校教授之日。但现实并未如此。晚清以降，新式大学大量涌现，数量和规模都持续猛增，教师队伍迅速扩张（1912年为2,312人，1928年为6,218人，1946年增至16,317人），每年新增教授职位数以百计。然而，符合需求的优秀新式学者增量有限，远远供不应求。在此情况下，各高校都不可能严格按照理想目标或官方标准（原则）聘任教授；不得不降格以求，直接延聘归国学人填充缺额。作为权宜之计和过渡阶段，这未尝不可。问题在于，应当如何过渡、过渡期应该有多久，当时显然难以顾及。于是，形形色色异常年轻的教授依旧层出不穷，顶尖名校亦难例外。

　　不少高校也曾尝试激进的改革。如昔日北大的少壮派教授张乃燕就于1927年在第四中山大学严格执行《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对标巴黎大学推行改革，明确正教授须“在世界学术界取得声望后才能聘任”，结果全校无一正教授，许多曾任教授的名家也被聘为副教授，招致普遍不满。这显然亦非长久之计。果然，1932年，上述政策废止，该校又恢复旧观。其他高校亦曾尝试类似探索，皆因收效不佳而作罢，诸多痼疾并未根除。

　　客观说来，由于当时知识体系迅速转型，人才青黄不接，新式院校亟需师资，而本国培养的新式学人的数量和质量皆不敷用；再者，高级教职往往需要博士学位，而本国无法培养博士，亦鲜有硕士。如此一来，高级教师的来源无疑严重依赖于归国人才，甚至隐然被外国大学所绑架。1941年，陈东原批评中国大学教师评聘制度有着诸多弊端，其中第一点就是“忽略师资之培养”。他表示：“我国大学研究院，至今尚未十分发达，故大学教师之来源，向取材于归国的留学生。惟此只能初设大学时权宜之计。若长久如此，本国之大学师资及最高之学术人才，惟望外国人才为我培养，则本国之学术必永无独立发达之望。关于此点，各校所订教员资格，似多未曾注意……如北平师大所订，教授‘以国外留学在著名各大学得有学位者为主’，是明言须留学生方能充任。清华大学所订教授资格之一为‘三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博士学位’……各校所订国内外大学研究或毕业，何一非指的留学生？”这些问题长期备受质疑和批判，但当时从未获得根本改观。正是国内人才紧缺，造成绝大部分学术文教机构的评聘往往没有标准，局面混乱。

　　有论者指出：“由于人才缺乏，一般大学对教授资格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许多人只要大学毕业，出国游学，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或者仅是访问研究一段时间，回国后就可以出任大学教授。”即便是作为中国顶尖大学的清华，师资评聘要求“虽比一般大学严格，然而，在人才普遍缺乏的情况下，不得不有所迁就”。有人甚至戏称：“留洋回来，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这绝非虚言，许多回国留学生年纪轻轻便担任高级要职。由于当时博硕士归国即可任教授，因此，对许多学者而言，获得外国大学博士学位之日，就是成为中国大学教授之时；更有许多留学生尚未毕业，就已被国内许多高校竞相聘为教授。当时留学生博士毕业时多为25—28岁，故其跻身教授时也就只有20余岁。

　　留学生享受的待遇过高和教授聘任标准过低等问题，坊间早有积怨。1932年7月傅斯年猛烈抨击用人标准不严、风气不正的现象，对挟外国文凭回国迳任要职的现象痛加斥责：“只是所谓‘留学生’，便可为教授……学绩即非所论，大学中又焉有励学之风气？”他对国内势力盛大的“哥大派”大加挞伐，认为其对中国的“教育崩溃”负有重要责任。胡适表示，哥大毕业生在美国一般“做个小学教员，顶多做个中学校长，已经稀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或做教育部长”。关于哥大学生的出路，此说未必准确，但傅氏言论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邱椿则表异议，他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归咎于社会，并说：“留学生新回国即当大学教授本属不妥，但在文化落后的中国，除掉这些人又找谁来做教授呢？”

　　（三）不理性的年轻化：社会风气与民众心理

　　才荒推高了留学生在制度上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待遇，而这三者又共同助长着严重不良的社会风气，崇洋媚外之风愈演愈烈。在许多高校，外籍教师尽享特权，留洋学人其次，土著教师等而下之。外教备受尊崇、不可一世；海归教师自视高人一等，精神上依附于所留学国家，动辄宣称“我们西国”如何如何；本土教师则备受歧视，初级教师尤属于下层。1928年许寿裳去女师大当校长，就职演说被迫使用英语，“好像不用英语，就不足以压服学生。五四运动以后快十年了尚且如此”，此前更是可想而知。由于社会风气不良和民族心理极不成熟，时人容易不加分辨地对外教及留学生过高礼遇，同时压制本土派学者。

　　是时，留学生无疑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甚至特权群体。这是不正常的社会心理的产物。在清末至北洋时期，许多人在日本混一年半载，混个“速成”文凭，回国便可入仕登云。时人指出：“吾国留学生，大都抱志不凡，多以领袖自居。故回国之后，无论有无学问，皆以取得领袖为志愿。”有留学生早就宣称：“留学生者，20世纪最美之名词也，新世界之主人翁也。”其中许多人事实上成为“高等华人”。由于留学生地位极高，有人甚至提出，不要对留学生过分仰重，不要把留学生当凤凰蛋一样捧来捧去，以便留学生的身价能够略加平抑。而且留学生在教育界的宠遇，使他们时有轻易致显之机，以致不少“留学生返国之初，往往以在大学教书为进身之阶”。正是由于这批留学生在学界拉帮结派，相互援引，在要职中安插私人，许多归国学人往往能很轻易地一步到位占据要职，巩固其在各界的特权地位。在此风气下，许多高校也疏于对海归学人进行资质审查和水平甄别。在此环境下，归国留学生显然更容易赢得优势，跻身少壮派教授，并继续维持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是时，中国高校中确有部分教师并无学术追求，有的教师虽有热情与能力，却苦于无条件。大量教师为了生计而四处兼课，学术上自然日渐荒废。有人质疑：“就全体讲起，北平大多数的教授，学问比法国的副教授差的多，而待遇则比他们优厚。”官方认为所说的“中国教授虽多”而“其中真能够称为教授的却不多”，绝不冤枉。对此，陈寅恪所谓“神州士夫欲羞死”也就并不意外了。

　　尽管大量海归派学人的加入并未直接提升中国大学的水平，但民众的心理却未因之改变。何廉注意到中国教育存在严重的食洋不化和水平不高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学，“所有的社会科学的教学都是可怜巴巴的……他们年复一年重复的讲义，还是他们在国外听到的以及他在大学中当学生时期从课本上得到的呢”。很多留学生归国后，不仅没有功夫专心研究，“没有功夫更新他所使用的教材，也没功夫想到学生”。故其学术失败率极高。何廉所在的南开，1924年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轮回教育”风波。有学生批评当时教育就是一种转圈子的教育：这些人都在一个圈子里转来转去，中学毕业者，可充任高小教员；“大学毕业的学生，则充当中学教员”；而归国留学生则充任大学教员，“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当年留学时的课堂笔记。上述现象虽略嫌极端，但无可讳言，当时该校“欧美化”倾向的确极为严重。类似现象在在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南方学人还痛陈：“现在的教育不是轮回教育吗？……我国教授之资格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即使天资聪明者，而其程度亦不过等于外国一个助教。”

　　对如此崇洋媚外、生搬硬套外国制度、缺乏创造意识的现象，日本人批评道：“中国留学生只会把人家的东西整个地搬来应用；至于适应国情与否，他们是不管的；日本留学生则不然。”对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的中国大学来说，这一观察无疑是比较贴切的。正是这种水平不足，加剧了学风的西化；而学风的西化，又进一步制约了学术水平的提升和学术的独立。由此形成一个难解的恶性循环。

　　——当时的许多做法，实则把学位标准混同于教职标准：前者是学生的标准，后者是学者/教师的标准。这无疑是学术制度很不成熟的表现。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制度，又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直接相关。在当时中国的土壤上，除了制度原因，人才供给和社会风气也是一个因素，它们深度影响着教师聘任的行情。制度设计、学术市场与社会心理等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深度交缠，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隐形的网状结构；而“结构制约行动，行动生产结构”，共同影响着中国的教师评聘及知识生产。因此，许多本土派人士备受歧视，实乃风气使然、制度使然、行情使然。当然，诸多因素中，核心或在人才供给。只有本土人才培养质量得到充分提高，才能根本地解决对留学生的严重的过度依赖——而这，也是胡适早年在《非留学篇》中业已申述的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