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20日，秋收起义失败，此后，毛泽东开始思考起了一条与“城市革命”截然不同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此时，毛泽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国情与苏联的城市武装起义并不适配，照搬照抄只会水土不服。

1927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瞿秋白主导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又被称为“十一月扩大会议”。

会议笼罩在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视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慨之下，党内此时的“左”倾盲动主义已经发酵滋长到一定程度，此时，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与湖南省委委员之职被撤销。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政治上将毛泽东“神化”，提出“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此等浮夸的言论，这对于毛主席个人是一种过犹不及的污名化，像是过度崇拜情结造成的无心之举。

但事实是，在这段“右”倾与“左”倾思想像个不倒翁一般在党内荼毒思想建设与决策时，是毛泽东敢于破除苏共崇拜，大声喊道：“大城市不是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古田会议召开，会议颁布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文件，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此次会议解决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一系列紧要问题，标志着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初步形成。

王明的路为何行不通——浅析共产国际选择的背后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同时向当时的中共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王明不宜担当中共的领袖，理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那么，剖析深入，共产国际为什么支持毛泽东为中共的领袖呢？这其中，可以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根据进行一番解读。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王明在1931年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5年更是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与书记处候补书记，可谓是当之无愧的红人。

而毛泽东思想当时被许多党内留学苏联归来的人称为“泥腿子”治党——不解其“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之深意的都做此种解释。

首先，无论是将王明在1938年之前在共产国际的炙手可热看作是苏共在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代言人，还是将毛泽东思想当成“泥腿子”治党思想，其思想立场都是粗暴的，一元化的。

那应该如何去看待共产国际对于王明与毛泽东这两代领导人的更迭指示呢？

以史为证，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此时的王明本应是担负着作为“新生力量”推动中共施行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使命的。

并且此前季米特洛夫特意于1937年11月13日——王明启程前夕，叮嘱了他：“回国的当务之急是熟悉党内事务，团结党内同志，而领导权，就算是请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当。”

由此可见，将王明作为苏联与苏共利益的代言人，混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与苏联利益，这是不理智的。

但历史同样历历在目，1937年王明回国，一改在苏联勤奋机智的诚恳模样，不仅未听从季米特洛夫关于谦卑学习的意见，反而自恃留苏知识分子身份，与毛泽东等一干革命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分庭抗礼，并最终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

如果此等证据仍不能打消所谓“打着世界革命行苏联利益”的阴谋论，那便一同来翻阅一下，在王明短暂的领导人生涯中，那些个人主义极端膨胀的决策。

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于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王明、康生、王稼祥，他询问王稼祥彼时红军的规模，王稼祥说道：“在陕北地区约为3万人。”而话音未落，王明却突然插话：“是30万人才对。”

作为陕北红军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的统计显然更有说服力，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相信了王稼祥的数据。同时季米特洛夫在书面报告中针对王明不了解实际情况、夸大事实的行为做出了论断：

“鉴于王明在一系列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含混不清和可疑之处，再联系他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向领导人提供虚假情报，因此不建议中国领导人将王明放到党和国家最重要和主要的领导岗位上去。”

显而易见的，共产国际对于王明一心争权夺利的狭隘的“右”倾投降主义感到失望和愤慨，并明确表示中共应当“小心、谨慎王明”。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而王明主张“除掉蒋介石”，这在当时希望“联蒋抗日，逼蒋抗日”的中共和共产国际一度十分愤怒，斯大林表示:“应当采取自主的立场，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放，争取和解协同行动。”

彼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国内此时应当团结一致，打响反侵略战争，为的是牵制住日本这一条战线，为大后方争取充足的时间，这是世界革命最重要的一环。

王明本人，在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毋庸置疑的。而究其症结，与王明本人过度依赖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策略，奉行“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有关。

其次，王明长期居住于国外，未曾深刻体会中国革命之要旨，缺席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使得他对于红军与革命现状了解不够清晰深刻。

且王明自恃清高，对于蒋介石与国民党本着赶尽杀绝的极端态度，这直接导致了在西安事变中，王明忽视客观现实，主张“杀掉蒋介石，一除后患”的狭隘斗争观，在特殊时期，“安内”并不一定是“攘外”的前提，具体情况需得具体分析。

共产国际最终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共领袖，这其中离不开毛泽东卓越的政治才华与领导能力，但从反面着笔，王明的问题显然十分突出，最为重要的不是去纠结为何王明的道路行不通，而是应当认识到，王明那般投机主义的政治化，根本不能称其为一条道路。

历史与人民的选择——实至名归的毛主席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此次会议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被称为“毛主席”。

对于中共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共领袖，常有评论家以现实主义的视角进行评析，而往往得出的结论都是：毛泽东符合当时苏共的利益诉求，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

由此可见，这依然是采用了西方的“大国沙文主义”来评判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若以这等谬论，所有的国际主义、世界革命与世界利益都将被消弭，这是可怕的，在国际关系中，将只剩下尔虞我诈。

的确，“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如果做这句“金句”的奴隶，无疑是可悲的。

而且，站在上世界三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看，正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利益是一体的，彼时的苏共，其利益立场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相辅相成的。

理应明确的是，尽管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之上，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其领导，但在根本立场上，中共的领导干部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即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利益。

无论当时苏共对中国有着怎样的的帮助与指引，这个基础的根本的门槛是绕不过去的，而将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阶层的指使完全挂钩，这是割裂的、片面的、狭隘的视角。

毛泽东是在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事业与历史选择的中国领导人，更是中国人民选择的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领导人。

毛泽东在中共经历了领导权的“三落三起”。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由此提出了“向农村进军”的理念，这在当时的中共党内看来，属于“临阵脱逃”，于是，他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被撤，此为第一“落”。

翌年，在关于如何壮大红四军的建军事业讨论时，毛泽东被打成“反中央派”，并在前委书记选举中落选，这对于满腹才华、一腔热血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此为第二“落”。

1934年，此时的情况错综复杂，王明、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等僵化的思想死死缠住了当时的中共，随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被剥夺，此为第三“落”。

三落三起对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主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期其稳健务实的作风是充分汲取了这等磨难的结果，“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得以生根发芽，站稳脚跟，最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便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