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对外开放中要注意四个“性”：国内开放地域的“协调性”，对外开放对象的“全球性”，开放对改革的“倒逼性”，对外开放的“递进性”。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出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形势与新任务”研讨会并发表演讲

　　纵观中国45年改革开放史，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一开始我国实行“沿海开放”战略，这是重点，也是必然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需要关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要内部“协调”，二是要外部“开放”。内部“协调”，也就是国内开放地域的“协调性”。通过寻找区域“协调”来避免东西“板块碰撞”、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外部“开放”，即对外开放对象的“全球性”。

　　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方式时，常修泽表示，中国的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源性改革”，比如像小岗村这样自下而上，是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推动了改革的进程。另外一种是“外源性改革”，要重视开放对改革的“倒逼性”，如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浦东开发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常修泽认为，目前中国改革开放仍有潜力可挖，未来我国在商品、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开放，要“边挖边升”，从“政策型开放”逐步向“制度型开放”递进提升。

内需扩大、要素搞活、制度型开放三个方面，应该成为民营经济人士着力抓住的三大机遇

一是抓住内需扩大的新机遇。马克思说，在社会生产中，产品是人们“需要的对象和奴仆”，生产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人”是主人，“产品”是“奴仆”，这是鲜明的人本导向。常修泽建议，消费方面，下一步要着力解决人们“能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三个问题。“能消费”，必须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浙江应聚焦新的消费业态和大宗消费，稳定大宗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如房地产、新能源汽车、养老健康消费等，尤其是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在内需投资方面，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将带动全社会投资，也一定会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特别是数字经济类的投资。浙江提出以更大力度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是“识时务者”。这方面，建议思路再开阔些。如浙江土地资源比较稀缺，可大力推进农业数字化——包括农业生产智能化、农业服务智慧化、农产品加工智力化，这样可在数字技术基础上，再造新的“三产融合”。

二是抓住要素搞活的新机遇。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到今天，商品市场这一块，已经放开97%，下一步的重点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也就是“要素型改革”。七大要素，可分为三组：人本要素——劳动、知识、技术和管理；物本要素——土地、资本；混合型要素——数据。“这次机构改革，无论是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还是调整国家知识产权局，都是瞄准知识、技术等人本要素。”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是瞄准资本等要素。组建国家数据局，更是要发挥“数据”这一战略资源的作用。对于数字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来说，搞活数据要素是一个重大机遇。如何在产权界定基础上，统筹数据资源并进行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发展空间很大。

三是抓住制度型开放的新机遇。从政策性开放到制度型开放，这是新趋势，更是新机遇。政策型开放是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人员流、技术流“五个流开放”的战略升级和扩大。目前，RCEP协议已经生效，我国也于前年正式申请加入CPTPP。这些都包含国际性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是人类的共同文明。

所谓制度型开放是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开放，尊重国际营商惯例，与国际规则接口。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一定会更加有力地促进改革、促进发展。例如，放宽市场准入，减少市场壁垒，平等竞争等，都将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对于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机遇。广大民营企业，应尽快明了并掌握相关规则，主动作为、积极准备，热情拥抱制度型开放带来的新机遇。

制度型开放：引发中国改革动力系统的双驱动，比商品和资金的开放更为高端

“海南自由贸易港”提出四年来，取得不少进展，特别是202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更把开放倒逼改革的系列举措落实到法律和制度层面。在这样的背景下，RCEP协议开始生效，特别是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提出加入CPTPP，它对改革的倒逼是很严峻的。因此，从改革大格局看，既要继续发挥改革的“内生性动力”，又要学会利用对外开放倒逼改革的外力。这会不会引发中国第三波开放倒逼改革的浪潮？可以观察。

制度型开放将倒逼中国什么改革？
这样一种制度型的开放到底将倒逼什么改革？这是研究制度型开放要找准的内容。CPTPP的文本共30章，涉及投资等六大领域，它在一些新的领域和议题上制定了全新的规则。看其中的条款，联系中国的现实，突出涉及这样五个问题。

一是国企改革问题。
为什么应重视这个问题呢？因为CPTPP对国有企业制定了一些新的规则，如：加强信息透明度，提供对企业非商业性支持程度等信息；政府对国有企业提供的非商业支持，不得损害其他成员及其产业的利益。所谓“非商业援助”主要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其规则与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相比，约束的范围更大；同时还有政府在企业监管方面保持非歧视和中立性等。这就需要加快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是市场准入、公平竞争，隐性壁垒的问题。
CPTPP要求规范竞争条件和手段，减少市场壁垒，使成员企业处于平等竞争地位。现在仍存在比较复杂的行政审批流程：外资反映营商环境问题。下一步，应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包括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三是保护知识产权问题。
CPTPP对知识产权的规定大幅超越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范围和水平。如：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延长知识产权保护期。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特别是对国内国外要一视同仁。

四是劳工权益问题。
要求遵守国际劳工组织（ILO）确立的基本劳工权利（消除强迫劳动、废除童工等）；要求将最低工资、工时、职业健康和安全等规定置于法律监管之下。对此，必须保障基本劳工权利。还要注重研究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劳动就业三元形态条件下，如何落实保障劳工权益问题，从而使各类就业形态都能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劳工权益保护机制。

五是环境保护等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有多方面，现在最突出的是环境保护。怎样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

有四条路线：（1）技术路线；（2）结构路线；（3）政府规制路线；（4）产权机制路线，即运用环境产权理论，进行“碳产权”界定、交易、保护，现在最薄弱的是产权线。建议走出单向度的“政府强制”模式，而更多地利用产权机制的市场路线来“减碳”，以更好地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笔者在《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命运共同体立命的探索》一文中有系统阐述，可供参考。

总之，发展要重民富型，改革要重要素型，开放要重制度型，这是顺应当今世界潮流及其博弈的理性选择。笔者以此三型趋势论就教于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