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奥地利经济学家，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以降对市场经济理论贡献最大的人。

米塞斯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一战后，米塞斯力挽狂澜，单枪匹马地阻止了奥地利的饥荒和动乱。但是，由于阻挡了“公有制的脚步”，他遭到好友的报复，并且成为全民公敌，自此一生颠沛流离。凭着犀利独到的眼光，米塞斯准确预言了大萧条。他还准确预言了法西斯的上台，被迫在花甲之年流亡。米塞斯活到了92岁，门下弟子大师云集。其中最著名的，是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

“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怎样生活？”米塞斯在其回忆录中发出如此“天问”。

而他以一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诉说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浪漫的哲学家们有一种幻想，以为历史的早期，个人是自由的，而历史进化的过程则剥夺了个人原初的自由。

卢梭就曾经说过，人在自然状态下是自由的，是社会把他变成奴隶。实际上，原始人是任凭强者摆布的，这些强壮的家伙会抢夺他可怜的赖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在自然状态下，自由根本就免谈。

自由的概念向来所指的乃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上许多人没有认识到，个人绝对地独立于世，根本就是虚幻的概念。

生活于社会中，每个人都得指望他人为他提供福利，反过来，他也必须为他人提供福利。社会从本质上说，就是互相交换服务。

假如个人有机会进行选择，那他就是自由的，而如果他处于暴力或暴力胁迫下而只能屈从于某一个交换条件，不管他们的感觉如何，他们都失去了自由。

这种奴役状态绝对是一种不自由，因为，这是主人给他指派任务，并决定在他完成任务后，只能接受什么回报。

政府的终极目的

说到镇压与强迫的社会组织即政府，跟自由根本就沾不上边。政府从本质上是对自由的否定。为了使所有人都遵守政府的命令，它必然依靠暴力或暴力胁迫，它才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它的命令呢。

一旦政府的权限扩张，那就只有强迫威压，而没有自由了。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制度，是确保社会协作体系平稳运转、免受境内外歹徒暴力行为破坏的手段。

政府并非如某些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一种必要的恶。它不是什么恶，只是一个工具，惟有它能使爱好和平的人们得以共存。但它仍是自由的对立面。它在殴打人，在监禁人，在吊死人。

政府不管干什么，最终都得靠全副武装的军警撑腰。如果政府想建立学校或医院，它就要征税，就要强迫公民们来买单。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一事实，即如果没有政府机构的暴力行为的控制，自然的人既不会有文明，也不会有和平，因此，我们可以把政府称之为最有益的人间组织机构。

不过，事实却是，政府仍意味着限制而非自由。自由只存在于政府没有干预到的范围内。自由向来就是免于政府之干预，它是对政府干预的一种约束。自由只有在公民有机会选择按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行事的地方才能发育成长。

公民权利的意思就是，把那些管理国家事务的人限制个人自由行动的范围限定在一个严格的界限之内。

人们组建政府的终极目的乃在于，使按劳动分工原则形成的一定的社会合作体系得以正常运转。如果人们所欲求的是社会制度，是全权计划社会，那就没有自由的容身之所。

全权计划制度下不可能有自由

全体公民在方方面面都得屈从于政府的命令。这样的国家是全能国家，政权则是极权主义的。只有政府能制定计划，并强迫所有人按这唯一的计划行动。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欲整合进社会协作框架的方式和途径。一旦市场交换的范围扩展，各个部分的人就可以自发行动做出反应。

这一制度下的这种状态就被称之为“自由放任”，费迪南·拉萨尔称之为“守夜人国家”，这里才有自由，因为个人可以自由地为自己的目的制定自己的计划。

左翼人士必须承认，在全权计划制度下不可能有自由。然而，他们不承认市场上商品与服务的交换中有什么自由，企图以此抹杀奴役性国家与经济自由之间的区别。

用全权计划制度的辩护士的话说，每一次市场交换，“都是对他人自由的一种强制”。在他们看来，人们交税与向地方官员交纳罚款之间，自己买份报纸与获准看一场电影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认为，这里的每种情况都一样是人们屈从于支配性权力。他没有自由，因为黑尔教授曾说过，某人的自由是，“不受妨碍地运用他的物质资料”，意思就是：一位妇女织了一件羊毛衫，可能送给他丈夫作了生日礼物，这样等于就妨碍了我使用它，因此，我就是不自由的。我反对别人使用我的牙刷，所以，我就在限制别人的自由。

按照这种教条，我这么做的时候，等于是在行使私人的支配权，一种跟公共政府权力类似的权力，一种跟政府把某人投入监狱类似的权力。

对如此令人惊异的教条的那些解释，最后都得出一致的结论：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自由。他们断言，他们所谓的经济压力，跟奴隶主施加给奴隶的压力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他们拒斥他们所谓的私人支配权，却并不拒斥政府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他们倒要把他们所谓的限制自由之权力全部集中到政府手中。他们攻击私人财产权制度，以及他们所说的“用来强化财产权、否定他人按自己的方式侵犯这种权利”的法律。

现代文明的底层原则

在自由的国度里，那些能比别人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的人，发起财来，挡都挡不住。他所需要的只是好点子和勤奋工作。

英国一大串杰出经济学家中的最后一位坎南说过，“现代文明，或者说差不多一切文明都建立在这一原则上：那些讨市场喜欢的人自己也能过上幸福生活，而那些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人就什么也没有。”

在这里，谈论什么经济权力的集中化，没有任何意义。公司越大，它所服务的人就越多，它能做大，靠的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越多，企业规模就越大。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权力掌握在消费者手中。

资本主义企业的每一种产品和生产方式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得不断地创新，每天都得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更新、更好、更廉价的产品。任何生产活动的格局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总是有能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的产品涌现出来，排挤掉现有的产品和生产方式，这是大趋势。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上层是不断流动的。

有些人之所以能爬到企业权力顶端，就是因为他们具备提出新点子并将其付诸实施的才干。

但是，企业的大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一旦它不能适时调整自己，经常进行创新，以寻求满足消费者的最新最好的方法，它也一样搞不下去。而政治家和自命不凡的改革者却只看到了企业静态的结构。

他们自认为很聪明，可以从商人手里夺取工厂的控制权，并可以按照已有的套路管理这些企业。那些将成为未来企业大亨的雄心勃勃的暴发户，正在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业准备计划，然而他们所能想出的，只能是重蹈覆辙而已。

还没听说有哪个官僚机构搞出了产业革新并将其付诸实施的。如果你不想陷人停滞，就得让那些现在根本就不知名的人物自由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导人类向前，使我们的环境越来越让人满意。而这正是国家的经济组织力所不能及的。

物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并不会限制任何人选择他们最满意的产品和服务的自由，相反，它令普通人处于购买者的位置，从而赋予了他们在经济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能刺激一个国家中最有进取精神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所有人服务。

总之，西方社会哲学的最具特色的原则就是个人主义。它旨在创造一个空间，个人可在其中自由地思想、选择和行动，不受强制和压迫性的社会组织的拘束。

西方文明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成就，都是自由观念的产物。 这种观念与个人主义的政策及其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即资本主义，毋须任何辩护式宣传，已取得的成就会说明一切。

费曼：任何伟大的科学成就，都源于思想自由

弗洛姆：如何做一个活泼而有创造性的人？——人可以是自由而不孤独的

刘道玉：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达成自由生活“新幸福”的十个条件

自由意味着什么？

自由（liberty）一词虽然源远流长，但直到18世纪初，所流行的自由概念与今日仍大相径庭。米塞斯指出，当时流行的两种自由观都是精英或寡头政治的概念，与一般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第一种自由的概念纯粹是学术性的，完全不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处理。这是源自古代作者著作的思想，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作者的眼中，自由不是必须赋予所有人的东西。这是少数人的特权，大多数人无缘染指。希腊人所谓的民主，以现在的术语而论，不是林肯所谓的民治政府，而是寡头政治，是大多数人为客籍民或奴隶的社会中，拥有完全权利的公民的主权。而在公元前四世纪之后，即使这种相当有限的自由，也不再被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演说家们视为一种现实的宪法制度来讨论了。在他们看来，这是无可挽回之过去的一种特征。

第二种自由的概念也同样是寡头政治的概念。这是地主贵族或城市贵族保持特权的野心，以对抗日益崛起的皇家专制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冲突中获胜的仍然是君主。只有在英国和荷兰，土绅和城市贵族才成功地击败了皇室。但他们赢得的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只是精英的自由，少数人的自由。

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而言，不但没有自由，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他们是濒于饿死的贫民，只能靠“富人餐桌上掉落的面包渣”为生。只有资本主义兴起后，才彻底改变了普通人的命运，自由才有了普遍的意义。

米塞斯强调，大众前所未有的富裕仅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副产品。工业革命的主要成就是将经济主权从地主转交给了全民。在新的商业机制下，普通人不仅成了自由工人，也成了享有经济主权的消费者。商店和工厂的所有者、公司的总裁是老板。但他们这种主人地位仅仅是表面现象，并且是有条件的——受制于消费者的无上权利。消费者是君王，是真正的老板，如果厂商不能胜出其竞争对手，最好地服务于消费者，那他就完蛋了。

普通人现在享有了经济自由，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消费，自由迁徙和自由投资。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政治权利很快也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手中转移到了民众手中。成人的选举权紧随产业选择权之后。市场过程给予了普通人选择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权利，他们也在政府领域得到了类似的权利，成为了选民。

米塞斯认为代议制政府是按照市场模式来安排宪法性事务的尝试，但是这一构想不可能完全实现。在政治领域，总是多数人的意愿取胜，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而市场同样为少数人服务，只要少数不是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制衣业不仅为正常身材的人生产衣服，也为大胖子生产衣服；出版社不仅为大众出版西部小说和侦探小说，也为品味出众的读者出版书籍。还有一点重要的区别是，在政治领域，某个人或一小群人没办法违背多数人的意愿。但是在思想领域中，私有财产使不服从成为可能。叛逆者必须为其独立付出代价。在这世上，没有无须牺牲就能获得的奖赏。但是如果一个人愿意付出这种代价，他可以自由地脱离正统的束缚。从古至今，新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先驱之所以能够成事，都只是因为私有财产提供了蔑视主流方式的可能性。仅有少数另类之人自身有足够独立的经济条件来反对大多数人对观念的统治。但是，在自由经济的环境下，他们在大众中发现了愿意帮助并支持他们的人，比如资助马克思的工厂主恩格斯。

的确，社会中的人必须依赖于他人才能生存，而无法实现个人的完全独立。在社会中，每个人都依赖于其他人准备为他的幸福做出什么贡献，以换取他自己对他们幸福的贡献。社会本质上是服务的相互交换。只要个人有选择的机会，他们就是自由的；如果他们在暴力或暴力威胁下被迫屈服于某种交换条件，无论他们对此有何感受，他们都缺乏自由。奴隶之所以不自由，正是因为主人给了他任务，并决定了他完成任务后将得到什么。

充满幻想的浪漫主义哲学家认为，在历史的早期，个人是自由的，历史的演变过程剥夺了他最初的自由。卢梭说过：“自然予人自由，而社会将人奴役。”事实上，原始人类受更强壮的人的支配，这些更强壮的人可以从他手中夺走稀缺的生存手段。自然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为自由。自由的概念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享有自由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这种自由完成什么了不起的事业。有人认为，自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歧视。普通人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他不著书立说，不创造异端邪说，也不发明新的生产方法。他只想享受生活，他不需要自由。

对此，米塞斯反驳道，问题不在于普通人自己能否利用这种自由去思考、去谈论，以及著书立说。问题在于，如果将自由赋予那些智力和意志力都超常之人，墨守成规的懒人们是否会从中获利。普通人可会高兴地享受创新者的努力带给他的一切好处。一旦这些思想和理论被有心的商人用以满足他的某些潜在愿望，他就迫不及待地去获取新产品。毫无疑问，普通人是现代科学技术一切成就的主要受益者。确实，智力平平的人没有机会上升到工业领袖的地位。但是市场所授予他的经济事务主权会刺激技术专家和发起人将所有科学研究的成果都转化来为他所用。只有那些思想视野超不出工厂内部组织，也不了解是什么让商人们碌碌营营的人才会忽视这一事实。

社会主义者试图混淆自愿与强制之间的区别，在他们眼中，一个人纳税或缴纳法官施加的罚款，与他购买一份报纸或一张电影票之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区别。不管哪种情况，这人都受制于统治权。他不是自由的，因为如哈勒（Hale）教授所说，某个人的自由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妨碍他使用物质财产的障碍”。

米塞斯调侃道：“这意味着：如果一位女士阻碍我使用她编织的毛衣（可能是为她丈夫准备的生日礼物），我就不是自由的。我自己也限制了其他所有人的自由，因为我反对他们使用我的牙刷。按照这种学说，我这样做是在行使私人统治权，这类似于公共政府权力，即政府将某人监禁于辛辛监狱所行使的权力。”

米塞斯还以家庭主妇为例，揭示这种理论的荒谬。“一代人之前，所有家庭主妇都是按她们从母亲或食谱那里得到的配方来做汤。如今，许多家庭主妇更喜欢买罐装的汤，加热后给家人喝。但是，我们学富五车的博士们说，罐头公司是在限制家庭主妇的自由。因为罐头公司对罐头要价，是对主妇使用罐头设置了障碍。公司控制着家庭主妇，它以过度集中的权力破坏她的个人自由，而政府有责任防止如此严重的罪行。企业必须接受政府的控制，”关键是，没有人强迫家庭主妇买罐装的汤，她这样做是因为她认为这种方式比传统习俗对她更有利。生产罐装汤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人——投机商、发起人、资本家、投机者、炒股的赌徒——想投资罐头厂，从而满足了千百万家庭主妇的潜在愿望。

米塞斯最后总结道，西方社会哲学独特的原则是个人主义。它旨在创造一个领域，个人在其中可以自由地思考、选择和行动，不因强制性和压迫性社会机构即国家的干涉而受到限制。西方文明的所有精神和物质成就都是践行这种自由理念的结果。这种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信条和政策，它在经济问题上的应用，不需要任何辩护者或宣传者。取得的成就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