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子摇晃“可能不行了”

　　1989年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人大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8日这天，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会议开始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举手说：“我请个假……”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

　　江泽民递过急救盒

　　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谁带了急救盒？”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递过一盒，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

　　大概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朱育理眼疾手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说：“来，就吐在我手上。”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止，吐出了两大口。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

　　温家宝指挥抢救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和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

　　严重的胸闷使他烦躁不安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

　　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导尿在这天上午完成了。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原本即将度过危险期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

　　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荧荧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心电波突然化作碧绿的水平线

　　三哥不敢相信，仍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化作了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

　　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人民怀念

　　民众络绎不绝墓前拜谒

　　中新社报道，4月15日，江西鄱阳湖畔共青城富华山晴空万里，来此拜谒胡耀邦墓的民众络绎不绝。导游童丽红介绍，胡耀邦陵园每年接待近30万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瞻仰、凭吊，“今天是胡耀邦忌日，虽然是周一，但上午游客仍有近千人。”

　　女儿心声

　　父亲经常出现在我梦里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报道，满妹，现用名李恒，1952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工作和生活中，李恒从来没有主动提过自己的家庭，“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文汇读书周报此前报道，满妹袒露了写作此书的心路历程:“父亲去世后，我对他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他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不少朋友不断督促我记下这一段历史，因为这或许可以寄托每一个愿意了解父亲的人的哀思。”

　　满妹说：“写书前父亲在我心中是一个善良可怜的小老头；在写作过程中，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逐步变成了一个思想超前的政治家和伟大的改革者。”

　　名曲往事

　　《好大一棵树》献给他

　　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浮想联翩，写下一首诗：“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后来，《好大一棵树》被谱成曲子到处传唱。但是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献给谁的。

【相关信息】前总书记之女 | 给我的特权让我难堪：满妹笔下的那两个外交官

01
胡耀邦走的当天，其家人急告远在美国西雅图进修的女儿满妹赶紧回国。情况紧急，满妹急匆匆地拨通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我家里出事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对方听后极不耐烦：“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十点多了，你们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说罢，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数小时后领事馆另一人打来电话：“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支持？”满妹如是回答（出自满妹《思念依然无尽》）。

02
此事让我想起了汉武帝时期会稽郡太守府里的那帮官吏。这天，朱买臣怀揣会稽太守印绶，一身布衣，徒步赴太守府上任，却见府里一干官吏正在饮酒，众人连多看他一眼的工夫也没有。后得知来人正是新上任的太守，于是“坐中惊骇”，大家“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汉书·朱买臣传》）。前倨而后恭，两千一百多年后的这两个外交官与之可谓如出一辙。

03
又想起四十年前家乡的一位“新郎官”。这天是他的婚礼，按照村里的规矩，晚上我与同学代表各自家庭前去付礼祝贺，吃了一点酒菜后告辞离席。新郎官听说人走了，快步追到街门外，急忙从身上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给同学，并擦着火柴点上，但却把一旁的我给“忘”了——因为同学有“背景”，其父是大队干部，而我家却是普通社员。上述那两个外交官，别看他们洋装在身，也混在美利坚的大都市里，还会讲一口流利的洋文，但灵魂深处的东西，与老家农村里的那位“新郎官”，实在差别不大。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然后看等级下菜碟，此等市侩，历存久矣，以至令人见怪不怪。市侩的眼中无人，只有人之外的权和势。一旦“上等人”沦为“下等人”，其“待遇”同样会从“春天般的温暖”转至“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六十多年来，这句话我们一直在喊，但是，“站起来”首先应是精神站起来，具有健康、健全的人格，懂得并自觉践行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尊重人权、反对特权等等，倘满脑子封建遗臭，怎么能“站起来”呢？一些自认为“站起来”的人，其实仍是在跪着。
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下，国民历来缺乏公民意识中的平等理念，少予关注自己与他人之人格与尊严。但我们的同情心却“源远流长”。所谓同情心，就是你心中那一块最软的地方，乃“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一类情感的“故乡”。这块“最软的地方”，会驱使自己对弱者、贫者、难者、急者、无助者伸出帮助之手，并视为是自己的使命、成就和幸福。
显而易见，满妹笔下那两个外交官，既乏现代公民理念，又少传统美德的“恻隐之心”——“我这里将两位好有一比呀”，比作柏杨笔下“丑陋的中国人”不差毫分。
忽然想到，有的同胞到境外旅游为什么不受欢迎？我们的国家形象在世界上有些地方为什么存有“争议”？我们的“软实力”为什么总是硬不起来？乃至有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为什么总是低迷？……这些疑问，都可以从几十年前驻旧金山领事馆的那两个外交官的言行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