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版的《人民论坛》报道称，当前，中国持续快速发展，民众的腰包越来越鼓，腰板越来越硬，心灵却越来越“脆弱”。最近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中国近五成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该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

45.1%的受访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弱势”心态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面前，一些官员成了“惊弓之鸟”，生怕因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二是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但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论资排辈现象，甚至“潜规则”盛行，很多官员因没有背景，成为官场“弱势群体”；三是公务繁杂，既要有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又要有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想要有所作为却困难重重；四是一些贫困地区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有限，在物价尤其是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只能“望房兴叹”。

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抽样调查表明，高达55.4%的受访知识分子自认“弱势”。与一些名利双收、风光无限的房产商、隐形贪官等相比，不少知识分子“喊弱”、“哭穷”首先是因为对自身境遇不满，而这种不满是通过比较得出的，面对当前经济资本（财富）、政治资本（权力）的联姻甚至转换，大学教授的文化资本（教育文凭）显然处于弱势。而“弱势心理”在那些基础、冷门学科的知识分子当中表现尤其强烈。

针对公司白领群体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57.8%的受访白领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干得多，挣得少”是采访调查中许多公司白领的共同感受。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白领们工作繁忙，职场竞争非常激烈，而且他们不像党政干部和大学教师一样有稳定的职位，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人和严格的业绩考核，他们要全身心地投入战斗，为此很多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

针对上述现象，专家分析指出，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稳定的预期，刚性的制度、公正公平的程序的缺乏是当下中国不安全感产生的源泉。而在当前转型条件下，这种不安全感不仅仅存在于传统弱势群体身上，也同样存在于诸如官员群体、白领阶层身上，这就是为何不同群体却有相同“弱势”心理感受的时代背景。此外，“弱势”是相对的，而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使每个人都身受其害，“弱势”心态自然蔓延。
 
相关评论1：法治社会需要更多的“弱势官员”  （汤嘉琛）
　　在我国既有的社会资源配置体系中，官员阶层在各个方面都拥有天然的优势。政治上，他们比一般的社会群体更接近权力核心，具有话语权方面的优势;经济上，权力是当今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一个比较关键的度量衡，官员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筹码;在社交活动中，就连“官二代”以及与官员关系密切的群体尚且能处处受优待，更别提官员自己。

　　基于以上分析，近半数接受调查的官员给自己贴上“弱势”标签，难免让人颇感意外。但是，从法治社会正常运行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真正的“弱势官员”。

　　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部分官员感到“弱势”的原因。一方面，来自纪检部门、媒体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越来越多，尤其是有关部门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规定，让官员问责潮在近几年风生水起，这使得官员们虽然“高居庙堂”却不得不时刻“若履薄冰”;另一方面，官员既要完成相关政绩考核“对上负责”，又要多做让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对下负责”，一肩挑两头，各方面的压力确实不轻。

　　但是，无论是官员对权力的敬畏，还是他们对政绩的压力，其实都是法治社会对政府官员的基本要求，也符合民众对官员群体的整体期望。官员对行政权力抱有敬畏之心，才会将权力监督当作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官员对改善民生感到压力，才有可能提高行政效率，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民众觉得官员“强势”，而官员自称“弱势”，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源于我们对“官员”这一角色的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做官在我们当今社会已经发生了“异化”，为了一种谋求利益附加值的“终南捷径”，这也正是公务员考试一年比一年火爆的原因;而实际上，从世界各国政府治理的经验来看，做官在社会价值谱系中原本就不是一个“肥差”，它只是一种普通的职业选择和实现人生理想的方式，所受的制约却远远超过一般职业。前不久，新西兰房屋部长希特利仅仅因动用公款买了2瓶酒，就不得不被迫辞职，大好的政治前途毁于一旦;今年9月，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也因为在公务员考试中为女儿“开后门”，不得不公开致歉并引咎辞职。

　　如果那45.1%的官员是因为类似的事件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无疑是百姓之福，这样的“弱势官员”越多，我们建立法治社会的目标才会越快实现。此外，如果真有那么多官员声称自己是“弱势群体”，觉得当官“不划算”，他们大可以主动摘下官帽，退位让贤总比尸位素餐要好。

相关评论2：“弱势感”背后是“不确定感”  （王攀）
　　没必要对近五成党政干部自称“弱势”横加批判，也没必要对公司白领、知识分子自称“弱势”感到大惊小怪，他们的弱势感不过是比较而来。事实上，当我们说农民、工人才是弱势群体时，也是一种比较。

　　官场论资排辈，没有背景的官员就会自感弱势，这是潜规则的问题；白领职场竞争激烈，职位不稳定，为了业绩全身心地投入战斗，很多人因此处于亚健康，这是转型期的问题；大学教授看到财富与权力联姻甚至转换，觉得自己处于弱势，这是转型期加潜规则的问题；等等。这些转型期和潜规则问题之所以盛行，在于刚性的制度和公正公平的程序在现实中要么缺位、要么被破坏，由此导致人们的不确定感。

　　刚性的制度和公平公正的程序为什么会缺乏？一个流行的词叫转型期。不过，我总觉得这个词越来越像借口。对于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往往以“转型期”为其理由；不解决这些问题，也往往归于“转型期”——转型期过后就好了。可问题是，转型期只“转”不“型”。到底是转型期太漫长，还是既得利益者已由改革力量成了保守力量？

　　如果说缺乏刚性的制度和公平公正的程序是转型期的问题，那么破坏刚性的制度和公平公正的程序，则是潜规则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缺少制度和程序，甚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有关公平公正的制度和程序更多。只是这些制度和程序被屡屡打破，仅仅是纸上谈兵。我们虽然知道潜规则的危害，可我们仍旧摆脱不了潜规则的影响。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种差异之所以很多人自感弱势，因为造成这种差异和扩大这种差异的，已经不再是“出生”这一件不可选择的原因，而是公平公正要么缺乏、要么被破坏的现状。保证刚性的制度和公平公正的程序真正有效，人们才不会对个体差异耿耿于怀，才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弱势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