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腐败这个件事，总是存在，反腐败虽有一定成效，但腐败的生命力却极其顽强，贪官也是越来越多。

明太祖朱元璋是十分痛恨贪腐，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一是因为朱元璋小时候受贪官污吏之害，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母双双饿死。而父母死后，朱元璋竟然找不到一处安葬之地，还是一个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了他一块地，朱元璋才得以安葬自己的父母。

二是，朱元璋打下天下之后，天下已经是朱家的了，如果贪腐不清除，那朱家王朝只怕也会像元朝那样飞灰湮灭。 

所以，朱元璋采取了强力手段来惩治腐败。

最有名的就是剥皮填草，也就是剥下贪官的人皮，填入稻草制成人皮稻草人，立于衙门门口或者当地土地庙的门口，以示众人。

如此残酷的手段，算得上是历史上最严厉的反腐。朱元璋曾经告诫官员们说：

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尚无餍足，不肯为民造福，专一贪赃坏法，亡家果可怨乎？

02

但就在朱元璋执政期间，发生了很多的腐败案。 

明初有四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功臣集团的清洗，而空印案和郭桓案就是打击腐败而出现的案子。

空印案的爆发，有着历史原因。

当时地方交上来的钱粮，由地方人员和在京官员核实无误之后，双方印章确认。但如果不对，就要返回地方上，重新确认数字，再印章。但明朝疆域辽阔，交通不便，如此就太耗费人力和物力了，所以就在白纸上先印上章，根据实际数字填写就行。 

很显然，这中间很容易出现贪腐。但这种行为并不是明朝官员们发明的，而是沿袭的元朝的制度。 

但朱元璋知道之后，勃然大怒，大加惩处，最终很多人受到严厉处罚，被杀的人员超过了万人（对此，不同学者看法不同，也有学者认为被杀的官吏在千人左右）。

03

更让朱元璋震惊的是郭桓案。

洪武十八年（1385年），也就是空印案之后的第三年，朱元璋怀疑户部侍郎郭桓有贪腐行为，于是派人调查。很显然，这里面有人举报郭桓，不然朱元璋是不会知道其中的问题的。

一调查，不得了，拔起萝卜带出泥，一个大窝案就此展现朱元璋的面前。

户部侍郎郭桓、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等人胆大包天，采取各种手段贪污、中饱私囊： 

一、私吞太平府、镇江府等府的赋税。

二、私吞浙西的秋粮大约二百五十万石。

三、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征收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 

三项合计，郭桓等人一共贪污2400多万石粮食！这是一个空前规模的腐败案，因为朱元璋时期，全天下的税赋加起来也才2943万石。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

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 
也就是说，加上郭桓等人的贪污，国家总收入可以直接增加八成。而郭桓担任的侍郎是三品官职，一个月的俸禄是35石，一年就是420石，他们所贪污的粮食是相当于郭桓57142年俸禄。

明太祖在《大诰》对这件贪腐案感叹道：“古往今来，贪赃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这么过分的，实在是不多！”

这么大的案子，并不是郭桓一人可以干得了的，最终顺藤摸瓜，牵连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在内的众多官员。朱元璋痛下杀手，将这些官员全部绳之以法，被杀者超过万人。 

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朱元璋杀了贪官，但他想着要给老百姓一个说法，把整件事情说清楚，但在公布贪腐金额的时候，他犹豫了。因为2400万这个数字，说出去，只怕老百姓会觉得他在造假，所以他把贪腐金额改成了700万。

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 
而为了杜绝贪腐，防止官员们篡改数字贪赃枉法，朱元璋又将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

04

就在郭桓案发生之后，朱元璋也在思考如何才能治理腐败，想来想去，他觉得只有把老百姓发动起来，才能让贪官污吏无处藏身。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向全国颁布了《大诰》，其中有一条新规定：如果官员有违法行为，当地百姓可以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拦截，则枭首示众。 

朱元璋担心到南京伸冤的老百姓见不到自己，又在通政司的门口放置一块红牌，上面书写一行字：“凡是想向我报告却又不能进入宫殿者，拿此牌，可以直接进入内府，各门守卫、官员不得阻拦”。

朱元璋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号召受冤的百姓们击鼓鸣冤。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鼓励百姓越级告状；他甚至鼓励百姓把贪官直接绑赴京城治罪，各级官员如果胆敢拦截，直接诛灭。

这是两千年封建统治里闻所未闻的规定，可谓是开天辟地。 

但腐败遏制住了吗？ 

抱歉，没用。

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派人把茶叶卖出境，从中牟取暴利，陕西布政司的官员不敢过问。欧阳伦家奴嚣张跋扈，甚至殴打沿途的税吏，税吏一气之下向朝廷告发。朱元璋大怒之下，将欧阳伦等人赐死。

面对如此种种，朱元璋曾经感叹说：

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也有一种无力的感觉。

你说，贪官为什么越来越多？

 

【相关评论】贪官，为什么这么多？

（老周） 

不断有人留言，说我写贪官写得含糊其词，不痛快。
是，你痛快了，我痛苦了，你快意恩仇了，也得让我安适如常吧。
还有更甚者，看热闹不嫌事大，尖酸道——看你这号能保多久！你看，你们得帮着我一起怼他吧，最好的怼，在我看来，就是我用我的方式写，让你们的“快意恩仇”，细水长流，一直写下去。

言归正传。
你说，自古就那么几个清官的典型，包公、海瑞……为什么能流传千古？
因为贪官多，清官少，稀缺。
贪官多，除去人性的贪婪等原因，你会发现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些朝代对官员的一些制度，并不完全合理。
比如，官员的收入。
写在纸面上的收入，确实不高，可以说是清汤寡水，有时候甚至连家里人的生活，都解决不了。
比方说大清时期，官员的一笔俸禄，他得管他手下雇的所有人（官是官，吏是吏，吏是官雇的，官吃国家俸禄，吏拿官的工资）的开销，什么师爷、轿夫等等，那点俸禄根本就不够，就维持整个地方政府运转都不够，所以，这个官员就得自己另外想办法。
一旦起心动念，满足了正常需求之后，接下来贪婪就开始作祟，要么不贪，要么就大贪特贪。
你看，那时候地方上给官员上供，下级给上级送礼，有个专用名词——陋规。说白了，就是丑陋的规则。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潜规则。但，陋规，在大清是非常正常的，到后来就成了不是潜规则的明面规则。
所以，那会儿，如果按部就班走程序的话，官员连自己的衣食住行都难以保障。
举个苏东坡的例子，你就明白了。
苏东坡在杭州担任知州（杭州市市长）那会儿，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朝廷安排的“官邸”里。这“官邸”是五代十国留下的，残破不堪。他在自己的文章里也提过，自己从这屋子边上经过，都得小心翼翼。那屋子是用几根木棍支撑着的，生怕它倒下来，把自己砸死。尤其是刮风下雨天，他更是不敢在屋里待着，生怕一个大响雷把这房子给劈塌了，把自己埋里头。
堂堂一个市长，住在这样的危房里，苏东坡很郁闷……于是，他就往上申报，提出要修葺自己的住房，找专业人士问了一下，预算大概得银钱40000贯。
朝廷不批，意思这费用太高了，按规定最多只能给你5000贯。
苏东坡就找上面理论，后来苏东坡的顶头上司被烦的不行了，说，要钱没有，要命也不给，但也不是没有通融的办法（这就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给你出个主意……
北宋时期，和尚是一个好职业，可以到各处的寺庙挂单，就是白吃白喝。所以，那会儿许多人活不下去了，第一候补职业就是当和尚。但，和尚，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的。
你得有证，那会儿叫度牒，相当于职业资格证书。而，这个度牒可以买卖，一个度牒可以卖170贯左右。
所以，上面就给苏东坡特批了200多份度牒。苏东坡就拿着这200多份度牒，去卖，由于他的人脉广，没过多久，加上朝廷补贴的5000贯，就凑够了修房的钱。
你看，那时候，如果按正常的制度走程序，官员连自己的住房都解决不了，难免就要制度之外下点黑手，研究一些旁门左道，所以由此为发端，大量的贪官就产生了。
写在最后：
那，现在呢？

【相关评论】权力反腐，为何越反越腐？

以贪贿为得意，笑清廉为无能

官场是非完全颠倒

朱元璋哀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明史专家吴晗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朱元璋尽管是最有威权的皇帝，他能够杀人，却改变不了社会制度。”

虞云国说得更为明确：体制性腐败是不治之症，在专制王朝衰减律的加速度下，这种体制性贪腐犹如癌细胞那样急遽扩散，严重恶化。

这似乎也印证了阿克顿勋爵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只要皇帝不愿放弃君主专制，无论你反腐的旗帜举得多高，无论你反腐的口号呼得有多响，无论你对贪污腐败分子施以何种酷刑，都无法阻止贪腐的复制与蔓延。

朱元璋对官员腐败可谓嫉恶如仇，他终其一生高举严惩贪污的《大诰》，官吏贪赃60两以上，不仅一律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楦草之刑。府州县衙左侧的土地庙，就是剥贪官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官衙的公座两旁各挂一个塞满稻草的贪官人皮袋，让官员胆战心惊而清廉守法。如此严刑峻法来反腐惩贪，也许是中国君主政权反贪污斗争最激烈的时期。

然而，这种君主专制的权力反腐，却越反越腐，“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

明人陈邦彦指出：“嘉（靖）、隆（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宦游来归，客或询其囊橐，必嗤斥之。”嘉靖以前，士大夫官僚未必都“敦尚名节”，但至少仍知道羞耻，问及为官进账，还耻于启齿，尚未到丧心病狂的地步。而嘉靖以降，风气大变，士大夫官僚无不“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整个官场正如陈邦彦所描述：“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获知吏部任命，派到肥缺就额首称庆，发落穷差便形影相吊。“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以贪贿为得意，笑清廉为无能，官场是非已完全颠倒，这才是最可怕的。即便偶有清廉的官员，既与贪污大潮格格不入，也往往难有善终。天启朝吏科给事中魏大中，有谁上门送礼，他就举报，从此没谁敢上他的门，最终却被阉党魏忠贤逮下诏狱，毙杀囹圄。

晚明官场，行贿者买官，收赃者卖官，已成公开的秘密。

崇祯即位后，官员如欲升迁求缺，全靠贿赂，卖官买官，几如市场购物：“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既成市场，便有追加赃银与送贿打折的情况：一个监司官以五千金求任边地巡抚，惟恐不到位，追加二千，“卒得之”；某个六部郎官谋求外放浙海道，索价五千金，他只给三千，竟也得一郡守之职。明码标价，讨价还价，贪贿之风已席卷整个官场。

不仅升迁求缺等环节，风行买官卖官，其他如朝觐、到任、考绩、访缉、谢荐等场合，也都靠钱财打点，贿赂开道。

明亡前一年，“上官之诛求，自府而道，自道而司，自司而抚而按，而过客，而乡绅，而在京之权要，递而进焉，肆应不给。而至于营升、谢荐，用诸巡方御史者尤甚。”一个小小的县令，必须满足层层叠叠各级上司的贪心欲壑，还必须向左右其仕途的巡方御史送礼行贿，只要他还在这个体制内，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向上行贿的巨大成本转嫁给县内的老百姓。这样，“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穷且盗以死可得乎？”

虞云国对这种体制性贪腐做了很好的总结：

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已经失去了相对合理的分配机制，而是最大限度地流入了掌控从中央政权到地方权力的各级官员与胥吏们的私囊。这些官员与胥吏，作为统治阶级的主体，理应负有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财富的职责，但体制性贪腐却遵循着按官等分红利的潜规则，把他们中最大多数成员拖入了腐败的磁力场，成为大大小小的实际受益者，欲为君子而已无可能。

与此同时，体制性贪腐逼使卷入其中的每个官员在向上送贿与向下贪赃的两极之间恶性循环，饮鸩止渴而欲壑难填。这种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就是把不断扩大的送贿负担转嫁给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彻底崩溃，把广大民众逼上“穷且盗以死”的绝境。

虞云国认为，“把明王朝最终送上不归路的全国大起义，正是这种体制性贪腐的必然结果。”

制度性腐败是由于社会结构、制度体制本身缺陷而造成的腐败现象，它所标识的是由于制度性安排缺陷所形成的腐败，制度性缺陷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结构、制度体制既是一种广义的社会成员行为规范系统，又是对社会成员权利、义务、基本利益分配的一种安排，还是一套严密严格的权力运作规范体系，它既具有价值上的潜在倾向性，又具有行为上的直接约束性。

社会结构、制度体制的严重缺陷，不仅会对社会成员的价值精神、道德品质产生消极影响作用，而且会给“无赖分子”提供徇私枉法之机。制度性腐败须通过社会结构、制度体制本身的改革完善加以根治。

一个良序社会，其社会结构、制度体制必须合理、健全和公正。

俞可平说，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他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权力监督与制约制度出了问题。正像一个鱼塘，有几条鱼死，那可能是鱼本身的问题；便若有成片的鱼死亡，那必定是鱼塘的水有问题了。俞可平认为，权力必须受到制衡的同时，还要形成封闭的环。不能有一个环节缺失，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缺失，那么其他的环节都无效。特别是对第一把手的制约，缺漏太多。

所有的权力都对人具有强烈的腐蚀作用，特别是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下，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人身依附是不可能避免的，而在人身依附下，又是很难建立起完备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贪污腐败是必然的结果。

迷恋皇权专制的朱元璋，又怎能根本解决腐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