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说——有什么样的先兆，就有什么样的事端。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崩塌也绝不是一夕之间完成，大厦将倾之时，必有种种征兆。

征兆一

人口锐减与流徙

黄炎培先生曾提出“历史周期律”，说的是历代王朝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周期性现象。

其实，伴随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还有一个“人口周期”如影随形。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其实主要是经历过人口锐减，人少地多，内卷压力不大）；王朝中期是盛世（人口复苏、社会繁荣）；一直到王朝末期（人口过剩社会崩溃，进入战乱人口消减）；再循环到新王朝的初期……

人口的变化与王朝兴衰总是相伴相生。而人口锐减于先，王朝崩溃随后，成为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状况。

征兆二

市场萎缩与“囤货”

市场的敏感特质，使其在剧变来临之际，可以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比如，春秋末年以来，钱币在市场上已经通行，但到了汉末，钱币的功能快速消退，交易媒介变成了谷米、布帛等实物货币。

这显然是因为市场通常只是太平时节的产物，战乱期间人们需要的只有生存资源（有时还会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剧）。

征兆三

门第与阶级固化

每一次王朝覆灭与新王朝建立，就是一次阶级洗牌的过程。旧贵族上了断头台，新贵族进了金銮殿。但随着时间推演，新贵族又会牢牢掌控社会资源成为旧贵族。

人类天生就有改变的需求，若上进之路完全被阻断，难免不会出现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之类的人物。社会阶层流动如果被彻底锁死，往往也就埋下了天下大乱的种子。

征兆四

社会中心开始转移

中国古代历史有一个规律，每一次社会动乱，北方人口都会开始向南迁移。原因无外乎两个：

一是中国政治中心大都在北方，长安洛阳等都市都是乱世枭雄的必争之地，人们自然会躲避战火的中心。

二是少数民族南侵造成的破坏太大，远离烽火狼烟的地方变成了国人心中的“桃花源”。

而每一次人口开始南迁，就可以代表一个乱世的开启，三国、南北朝、五代莫不如此。

征兆五

土地性质的改变与兼并

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也几乎是唯一的生产资料，我们的民族认同、风俗文化，乃至社会体制，就是从这一片片农田里生长而来。因此，任何事关土地的政策，都会牵动国人最敏感的神经。许多王朝都是因此败落——

北魏土地施行国有均田制度，国家分配田地，人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人成为国家的“租客”，但此后国家对土地分配不足，让北魏一落千丈。

征兆六

大型工程不断上马

古代国家的国力来自于生产力，民力出自人口。若是修建国力民力都难以支撑的大型工程，难免会造成社会崩溃。这也是我们看到往往王朝的覆灭都伴随着大型奢华工程的原因。

征兆七

谣言谶语的盛行

古人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谣言谶语搅动人心，也是王朝灭亡的必经之路。再荒诞的谣言，只要信者众多，也便拥有了动摇社会的力量。

武则天、曹丕等等都是被谶语中的天命所归所“逼迫”，“不得不”登上皇位。王莽更是谶纬之学的集大成者。历代君王对“异端邪说”历来毫不容情，正是因为明白谣言谶语的破坏力。

以上观点均借鉴自梁庚尧《中国社会史》一书。提及历史的剧变，我们往往喜欢从政治、经济，乃至国民性的角度去钻研，却往往忽视了社会学视角。

其实，对于百姓来说，他们可能不懂什么是财政赤字，也不知道何为周礼秦制，但他们能看到苛捐杂税，会惧怕苛政滥刑，这恰恰是因为任何因素的问题，最后都会体现在“社会”这个基本面上。

暂时搁置历史学的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会发现《中国社会史》带来的，恰恰是常常被我们忽视的“中观视角”——人口的消长流徙、阶层变动的逻辑、民间的秩序变迁、市场的繁荣衰败、邪教的滋生蔓延……真实的历史，有时不在帝王的诏书上、公卿的文章中，就在这些冷冰冰的社会事实里。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中国社会史》，这本书填补了中国历史研究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中观视角，能帮助我们一眼望穿历史的骨骼——洞悉中国历史上社会问题的始末缘由，大厦将倾的前沿征兆。同时，也让我们看清自己生活环境的全貌，找准自己所处的社会坐标，把握自己的命运。

作者梁庚尧教授，生于广东，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执教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