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结构与社会不平等、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数字社会等。

本文提出焦虑社会的社会学诊断，认为焦虑是现代社会中四处弥漫的社会心理与社会心态。焦虑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警醒机制，是对外在环境潜在威胁的应激反应。现代理性一路狂飙，促成社会加速，增加社会不确定性，根本性地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外在环境，让现代人越来越难以适应，产生情绪错配，大大地提升社会焦虑。个人的焦虑情绪有着鲜明的社会属性，迅速扩散带来社会影响。焦虑社会是现代理性给人类心灵带来的巨大冲击，形成巨大的压力，导致特定的行为策略与方式。焦虑社会中的社会行为进一步形成集体行动策略，并沉淀为社会制度，带来更深远的影响。风险社会是现代理性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反噬，而焦虑社会是其给人类心灵带来的铁笼。

关键词：焦虑 焦虑社会 现代理性 心灵

 

我们知道，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大时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三年新冠疫情后，我们深感世界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众多不确定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未来无从预期。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多难以把握的因素，让我们困惑，令我们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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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社会：一种诊断

 

剧变的时代必然对应着巨大的社会分化。在当今世界的现代社会之中，人们的行为选择涵盖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方式，形成了一个互斥的悖论：“内卷”与“躺平”。一部分人忙碌得要死，总是处在过劳状态之中，没有自我支配的时间，仿佛是永不停歇的永动机，他们渴求成功同时也透支着自身的健康；而另一部分人则轻松得过分，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放弃进取之心，总是处于休整与休息的状态，仿佛在浪费生命，他们似完全不在乎世俗的功名与他人的眼光，任由时光流逝，只求一个绝不劳累的心灵与躯体。处于平衡忙碌与轻松的中间状态反而变得非比寻常，人们仿佛很难过上松弛有度、正常开心的生活。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有社会理论家观察得出，这是一个“过劳时代”，而我们同时也身处一个“低欲望社会”与“倦怠社会”。由此引出一个理论上的难题，为什么在当前的现代社会中，能够同时产生如此完全相互对立且不洽的行为选择？一个直截了当的简要回答就是，因为如今的我们，正深陷于现代世界的焦虑社会之中。

世事无常，人世艰辛；未来难料，当下忧心。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焦虑并谈论着焦虑。不仅仅是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与担忧，数字技术更是把他人的焦虑活生生地带到眼前，在虚拟感受与交错对比中，让人们移情带入并感同身受。焦虑就这样可以弥漫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笼罩着日常生活。仿佛就在几年之间，我们感受到了，焦虑社会已经来临。

今天的科技突飞猛进，数字社会与智能社会似乎就在眼前。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无限接近能够自动收集，整理数据，挖掘分析，寻找规律，得出结论。如果说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能够留给研究者的议题越来越少，那探究智慧（intelligence）如何起源，以及智慧在人的何种条件与何种状态下，以何种方式运转起来，就变得极端重要。因此，对于心灵（mind）的研究，将必然再次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紧迫任务。

除了解释当今世界普遍的流行性社会行为以外，本文更希望能够在理论上有所进展。针对当今世界的现代社会，本文给出焦虑社会的社会学诊断，并提出焦虑社会理论（the Theory of Anxiety Society，TAS）。本文认为，焦虑是现代社会中四处弥漫而又影响深远的社会心理与社会心态，指出个人的焦虑情绪有着鲜明的社会属性与特征，能够迅速扩散，引发社会舆论，带来社会影响。本文认为，作为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警醒机制，焦虑在现代社会涵盖的人群越来越广泛，影响也越来越深远；现代社会对理性的一路追逐，促成了社会加速，增加了社会不确定性，根本性地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外在环境，大大地提升了社会焦虑；社会焦虑的形成过程具有正向反馈机制，现代社会一路往前，而焦虑则更深更重；焦虑社会中的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心理与社会压力，形成特定的行为策略与方式（内卷与躺平是其中的鲜明体现）；更重要的是，焦虑社会中的社会行为可以超越个体，形成集体行动策略，并沉淀为社会制度，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

简言之，我们已经进入焦虑社会。

爱德华·蒙克绘《焦虑》 图片来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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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焦虑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着急的人与事。有的人坐进驾驶座握上方向盘，立马没有来由地感觉周围的汽车速度变慢，认为其他司机故意拖沓，以至于不停地变换车道提速超车。很多时候，这样的行为得不偿失，甚至可能带来潜在的事故风险。其实，频繁变道中的他并不能确保实际上真的提高了自己的车速，只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这样一种着急的情形之中。我们发觉越来越多的人都处于这样类似的过程之中，也发觉自己面临越来越多的类似情形。有时是情不自禁，有时是情势所迫。

是的，我们的生活有时正如盲目向前追赶的司机，总是一路驱赶；但是，却并不知道到底为何一定要着急追赶，也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走上捷径能够超越，甚至更不知道即使完成了超越之后所面临的情境，到底是友好的还是危险的。事实上，正是这些“不知道”驱动着我们总是拼命向前。因为，我们总是希望知道这些冥冥之中不断产生并永远存在的“不知道”。这让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生活在不绝的焦虑之中。

按照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用法，焦虑可以被定义为，对未来不可把握或难以预料的事件及状态的担心，它让人感受到不安、忧心、忧虑、害怕，甚至是恐惧。很显然，焦虑是一种不愉快的紧张情绪状态，常常给人们带来苦恼与憋屈感，驱使着人们总是希望挣脱这样的状态。因此，焦虑必然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占用人们大量的资源，使人们寻求应对的策略并采取行动。摆脱焦虑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动机。

（一）焦虑的时代
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焦虑仿佛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是刚刚有了自我认知意识的小孩子，也能感到焦虑。焦虑仿佛是不可避免的，不分男女，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甚至不分工作和生活的状态，焦虑无所不在。学生会因为学业感到焦虑，或会为升学而焦虑；年轻人会因为就业前景不明或者失业感到焦虑，会因为职业发展的不如意而感到焦虑，也为亲密关系的中断或难以建立亲密关系而感到焦虑；中年人会因为经济压力感到焦虑，会因为抚养孩子或是赡养老人而焦虑，也会因为子女教育而感到焦虑；老年人会因为退休金的多少而感到焦虑，会因为疾病就诊而感到焦虑，当然也会因为可预见的死亡而感到焦虑。
焦虑的原因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甚至有人会因为年龄过大或是过小而感到焦虑，会因为体重的超标或是不足而感到焦虑，还有的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外貌感到焦虑等等，不一而足。焦虑仿佛就成了工作与生活中无可摆脱的一部分，成了人们生活过程当中的一种状态。
焦虑影响的范围十分广泛。2023 年春季的一份关于青年人的调查报告显示，生于 1997—2002 年的学生恰好在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他们当中84.7%的人认为就业将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而68.4% 的人对就业感到焦虑或紧张。
与此同时，人们往往夸大自身的焦虑，有着严重的外溢放大影响的焦虑，可能带来一种自我建构的关于焦虑的认知。2019年的一项网络调查，收集了近 35,000 名 15—44 岁青年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60%的人自我报告了高水平焦虑状态；但如果使用焦虑量表来测量同一批受访人，则结果显示只有大概28%的人处于高水平焦虑状态。不论其原因如何，这样的认知必然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可以称之为所谓的“关于焦虑的焦虑”，形成一种正向反馈机制，进一步推高焦虑的水平。
当社会中有很多人处于焦虑的情绪之中，就很容易形成一个社会性的议题。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得到社会上有很多人在谈论焦虑，还有一些人甚至在制造焦虑、贩卖焦虑。当然也有人在积极地寻求应对焦虑的策略，把焦虑扩展成为一个更为广泛、更为社会化的议题。也许这就是一个焦虑的时代，也是一个焦虑的社会。

当然，最具社会震撼力并带来最多社会关注的、最让人无可奈何与无可逃避的焦虑，毫无疑问是辅导学龄孩子学习并期待孩子成绩优秀的中青年父母的心态。“海淀小学生”报考本科留学英语水平考试“托福”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而“黄庄妈妈”如何“鸡娃”更是成为更多焦虑母亲的学习宝典，轻松超越所谓的“哈佛虎妈”。事实上，因孩子学习而焦虑的父母，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焦虑扩展到生活与工作的各个角落，也可以扩展到亲戚朋友的各个方面，成为周遭社会中焦虑的源泉之一。

（二）从内卷到过劳与从躺平到放弃
事实上，除了因为着急而疯狂内卷的应对行动之外，在当前的工作与生活中，人们还经常地谈论到与内卷相对的躺平，这成为一个十分奇特的社会分化现象。因为，内卷与躺平两种极端相对的生活状态，与歇斯底里的分离症状中极端对立的行为（例如，暴发与痴呆）有着相似的表现形式。有的人是“鲶鱼”，不论结果如何，总是在拼命折腾自己与周遭；有的人是“咸鱼”，不管明天与未来，任由生活宰割一动不动。这种现象让人觉得仿佛正常平凡稳定平静的生活非常难以得到。也许，现代社会的确如此。
陷入内卷之中的人们，在彼此的竞争中不断地加大自身的投入，企图以投入的优势换来竞争的优势。人们对于内卷最大的抱怨在于内卷投入的边际产出低，基本都远远小于投入。疲倦的学生继续学习，忙碌了一天的白领继续加班，基本都是投入巨大、效率低下、收获甚微的过程。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反感的过程，的确带来了些微的竞争优势，可以领先对手半个身位，达成目标。而就是这一可能的结果，让更多渴望成功的人们投身于内卷，一方面提升了全社会的竞争水平，让竞争更为激烈；另一方面驱使更多的人投入内卷，因为别人内卷你不参与，在竞争中必然落后。因此，内卷给定了社会竞争的前提，其本身也是一个自我增强的机制，将更多的人卷入其中，内卷越来越激烈，直至成功与竞争体系崩塌。
在人们不断升级的超常规与超负荷内卷投入过程中，人们生活与身体的负担必然越来越重。即使人们可以咬牙坚持，但有些人已经开始难以为继，整个社会则是走向全民过劳。事实上，早在 2005 年的《过劳时代》一书中，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就指出，在 19 世纪中后期由无产阶级斗争开启的工时缩短趋势，在全球化竞争激烈的 20 世纪末与 21 世纪初已经逆转，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疯狂的工时延长与“过劳时代”。过劳带来一系列危害，不仅仅危及身体健康，也导致收益效率下降，损害社会关系与政治参与。
森冈孝二著《过劳时代》 图片来源：豆瓣

森冈孝二对中国充满热情，为自己著作的中文版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但是，让人无限感慨的是，就在他写完中文序言的次月（2018年8月），74岁高龄的森冈孝二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恶化，摔倒在家中，紧急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去世。森冈孝二一辈子都在为解决过劳问题研究写作、讲述宣传、提出政策建议方案，明知自己身患疾病，但还是常常工作到深夜。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学者，他有义务和使命，运用自己的研究结果改变现实社会。只不过，他完成自己使命的方式，却正好是他研究结果中所极力反对的过度劳作。
1980 年代，我们曾经嘲笑过日本的上班族无限加班，没有生活与乐趣。如今，我们却又甘于遗忘、毫无反思，用我们自己的过劳再次嘲笑日本社会老气横秋、没有生气，“宅男”者众、躺平者众。
在全民过劳的时代，也存在不少躺平的人。躺平是与内卷完全相对的另一种生活态度。与投入资源与精力的内卷不同，躺平则是拒绝参与任何社会竞争，面对滚滚而来的社会压力，采用漠然视之、悠然面对的方式，只求自我的轻松自在，哪管外在的风云闪电。在当前的时代，躺平意味着没有了成功的可能，在所有需要参与社会竞争的情境中都甘于失败，接受命运的安排。如果以社会竞争作为基本轴线，内卷是全身投入过度竞争，而躺平则是全身后退完全放弃竞争。
与内卷一个猛子扎进社会竞争大潮的奋勇拼搏不同，躺平产生的原因可能更为复杂。更多的说法是他们在努力的过程中绝望地发现，即使全身投入也不可能在竞争中赢得成功。事实上，有的人一直都在内卷，但在途中发现压力太大难以坚持，只有改变生活态度放弃内卷才能够继续；有的人甚至坚持到最后，拼搏尽最后一点资源与时间，也没有赢得成功，无限失望，只能躺平；还有的人在投入竞争之前，就发现无法承担起巨大的资源与时间投入，就改弦易张，放弃内卷选择躺平；也许还有一部分人，根本就不屑于加入竞争，而是更为高傲地坚守生活的平静接受命运的安排，直接主动选择了躺平。
无论走向躺平的起因为何，这一人群拒绝竞争，也就放弃了成功的可能。在这样一个竞争向前、成功至上的世界中，他们统统都从所谓的“社会主流”消失，没有社会的关注，也没有自己的声音。即使时有微弱不满的呐喊，也被标注为社会的怜悯关怀，很快为更为宏大的叙事与事件所掩埋。他们成为了当前时代的“社会边缘”人群，或许避免了身心的过劳，但必定有着生存的挣扎。或许他们既被社会抛弃，也选择了自我放弃。
虽然内卷与躺平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属性特征，但二者形成的过程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有着相同的行为策略的根源。那就是，它们都产生于过度的社会焦虑，只不过走上了不同的应对方向，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
（三）从应激反应到有意识的情绪
正如前面所提及，过劳极大地损伤身体。如果说从内卷到过劳是用身体与生命作为代价在拼搏，而躺平则是以放弃劳作的方式守护身体与生命。

我们都知道，身体安全对于动物永远是第一位的。当对照动物的应激反应过程时，可以发现它们与上述人们的内卷与躺平有着十分类似的现象。在面对外来威胁时，动物的应激反应是“木僵—逃跑—战斗”。显然，“战斗”对应着“内卷”，亦即全身投入的竞争；而“木僵—逃跑”对应着“躺平”，在场放弃竞争或者远离现场逃避竞争。对于动物来讲，“木僵—逃跑—战斗”模式的选择，是它们面对威胁、感受到恐惧与焦虑时的反应，具体模式的选择则取决于它们自身对于所处环境的判断。因此，至少对于动物来讲，恐惧与焦虑是面对外在威胁时的应激反应，是一种警醒机制。

对于这样的本能应激反应，人类从其祖先身上又承继了什么呢？焦虑应该是人类的本能情绪，也必然对应着基本的神经活动过程。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在人类漫长的演化进程中，生存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如果不是这样，那些并不在意自己生存的个体，注定将无法繁衍到今天。面对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外来威胁，在感受到恐惧与焦虑时，人们本能地使用“木僵—逃跑—战斗”行为策略。

现代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显示，为了应对外来的威胁，人体大脑结构演化出了相应的神经结构体系。当个体面临外来威胁的时候，大脑的皮层下区域中的杏仁核，包括基底杏仁核、中央杏仁核与外侧杏仁核，会激活相连的神经网络，让身体的各个部分做出应激准备。比如，中央杏仁核会激发交感神经系统，让人的呼吸变快，心脏加速跳动，使得供血更为充分，能够更快更有效地运送氧气与能量到肢体，使人准备着做出相应的后续的行动，也就是前面提及的“木僵—逃跑—战斗”生存回路的激发。

因为焦虑所面临的外在威胁并不确定，也没有明确的对象，因而它的产生过程必然涉及到更高级的认知过程。在临床医药领域，有研究发现杏仁核的损害并不会减轻焦虑障碍的症状。因此，焦虑情绪能够唤醒的，除了杏仁核之外，也许还有其他的皮层下区域的神经组织，后来发现是泛杏仁核结构，即终纹床核，它是焦虑情绪唤醒所对应的神经系统的中介。终纹床核与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皮层区域相连，包括负责记忆与思考的海马体与前额叶的许多区域。因此，面对不确定的外在威胁时，终纹床核会接受杏仁核的即时信息，同时也接受由海马体负责提取的记忆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思考与认知，最终确认不确定的威胁的存在，从而进一步激发各个神经系统，为接下来的行为做准备。

所以说，对于人的焦虑情绪而言，除了本能的生存回路被唤醒以外，还有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与思考回路的激活。因此，人们对于焦虑情绪的感受，既包括无意识地感觉到自身处于焦虑之中的体验，还包括有意识地对身处焦虑情境原因的思考、分析、推测与解释。举一个例子，很多焦虑的人会担心可能会发生的负面情形，即使自己知道发生这样情形的概率非常低，但是仍然情不自禁地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这是因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评估分成了有意识与无意识两个不同的部分，即使我们知道负面情形发生的概率很低，但仍然难以解除自身的忧虑。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们根据自己所面对的环境，评估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做出判断，选择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环境给定了行为选择的可能范围及可供选择的资源；各种社会关系决定了个人在选择过程当中可能得到的支持及其方式。所以，个人在行为的过程当中，也越来越认识到，个体的社会行为是有所限制的选择；有的时候自认为是可以掌控的选择，也可能是不得不为之的选择，而在另一些时候也是可以放弃的选择。

综合起来，个人的行为选择是由周遭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社会互动过程所推动形成的社会行为。在此过程当中，人们对于未来产生了不可确定或者不可掌控之感，因而感到担忧甚至恐惧，形成了一种对社会环境的理解、评估与可供选择的社会行为之间的不匹配。这种与外部环境的情绪错配，其实就是焦虑。

当一个人面临不确定的未来，感受到不安全、有风险的环境时，得到的是一种对未来无可把控的体验，甚至会设想自己可能会面临毁灭性的情形，由此产生恐惧、焦虑、担忧，这必然会带来心灵的不安。这种焦虑的情绪，毫无疑问会让人厌倦、厌烦，并且很想将之根除。这也是焦虑成为人们行为动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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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的焦虑

 

焦虑是个体应对外在环境带来的威胁的内心体验。除去跟动物应激反应相似的无意识本能神经活动过程以外，人类还有一个有意识处理焦虑情绪的过程。一旦焦虑的体验进入有意识阶段，人们开始思考和分析焦虑的成因，给出解释并寻求资源来去除焦虑、不愉快的感受时，则必然要动用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焦虑则必然具有社会性的属性与特征。

（一）社会焦虑影响更多的人

人类是寄生在地球自然界庞大复杂的食物链上的一环。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历史中，人本身既是捕食者，也被其他更凶猛的动物捕食。在谋求生存的过程中，焦虑是人体大脑特定的神经区域唤醒生存回路时所产生的令人不安的感受，它是一种警醒机制，是个人化的体验。但是，随着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地球上具有统御性的物种，在可见的范围之内已经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因此，在如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什么生存回路会被轻易地激活（饥饿、战争除外），取而代之的是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竞争。如何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对于焦虑本身的分析与解释，就远远超出了个人的心理与生理范畴；人们应对焦虑情绪时，其具体社会行为影响所及也远远超越了身处其中的个人。

以前面提及的“黄庄妈妈”为例。处于焦虑之中的“黄庄妈妈”，她们引导、陪同、监督孩子加入无休止的内卷学习之中，她们毫不手软地为孩子的学习而花费，她们集中家庭的资源投入孩子的学习安排之中。所有的这些，必然影响到她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家庭的支出活动，影响到家庭的日常生活节奏，影响到家庭中的其他关系，影响到她们的社会交往，甚至影响到她们的工作，等等。

除了将更多的人与事卷入其中以外，焦虑情绪所驱动的社会行为直接影响到社会关系的维系与变化。试想，处于焦虑状态之中高度紧张的个人，毫无疑问，集聚了身体的各种资源和能量，时刻准备着应对外界的冲击。在这种状态下，个人的精神思考的焦点在于外界的冲击和未来的不可把控。因此，他对于周围的他人、其他社会进程与事件，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更为理性合理的判断。所以，处于焦虑状态之中高度紧张的个人，其自由思考的社会心理基础也受到极大的影响。

由焦虑引发的社会行为可以将其影响扩展开去。再次以“黄庄妈妈”为例，她们的个体心理焦虑，可以通过各种社会行为，一路延展到更广阔的社会范围，甚至形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首先，这些“黄庄妈妈”在焦虑的紧张压力之下，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与财力物力，“驱赶与督促”孩子卷入繁重的课堂内外的学习任务之中。其次，在这一过程中，“黄庄妈妈”构建了新的社会关系。她们与培训机构的销售代表、规划咨询师、授课老师频繁互动，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自己的焦虑。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陪同孩子补习培训的“黄庄妈妈”，围绕着自己孩子的时间安排，组织自己的周末生活，但是，她们在培训机构的相遇，却形成了意想不到的社会互动结果：“黄庄妈妈”们建立了自己的群体，既能够互相传递信息、联合组织培训小班级，同时还能够在群体的社会支持下缓解焦虑。在国家政策出台严格限制了义务教育培训之后，这样的群体更是承担了信息传递与社会支撑的作用。再次，“黄庄妈妈”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越了她们自己的群体范围，也远远超越了黄庄这个地理区域。在某种程度上，“黄庄妈妈”成为了一种社会标签，是“虎妈”与“鸡娃”的最显著的代表，是一种家庭日常生活的运转模式，是一种教育内卷的标志，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经由媒体报道与网络传播之后，“黄庄妈妈”似乎成了一种被学习仿效的榜样，一种全国类似的妈妈们的谈论主题，也成了网络放大传递社会焦虑的经典范例。

（二）社会焦虑的群体差异

虽然说焦虑是在个人心理层次上生发出来的体验与情绪，但我们可以发现，触发焦虑生发的机制与过程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而其所卷入的周遭人群与影响所及的范围也必然具有社会性的属性。

跟随百余年前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所使用的经典论证方式，我们可以梳理得出，焦虑在社会中的分布并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社会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的人群之间，焦虑发生的比率不同，严重程度也不相同；不同的地域，焦虑人群的比例与严重程度并不相同；相同的个人，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之中焦虑的状态与严重程度都不尽相同；具有不同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人群，焦虑发生的比率与严重程度，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我们还可以发现，不同的时期中焦虑人群的比率以及严重程度也不相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受到近几年来，甚至是近几十年来，感到焦虑的个人越来越多，同时严重程度也越来越高；社会上谈论焦虑的情形越来越多，与此相关的讨论与争论也越来越激烈。

焦虑绝不仅仅是一个囿于个人层次、个人应对潜在风险的个人心理问题。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触发焦虑并影响焦虑所涉及范围与严重程度的，是个人周遭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情境。从这个意义上讲，焦虑是个人在社会情境下应对潜在社会风险的警醒机制。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持续剧烈的社会变迁带来了迅速变换也更难以应对的环境，人们接触到更广阔、更陌生、也更没有掌控的情形，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因此，焦虑随着社会变迁的步伐而变化。在社会变迁的时代，社会结构重构，社会制度重建，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过程得到了消解与重塑，他们对社会过程的适应也就更为艰难。对于年轻一代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父母一代的人生经历与实践经验，失去了参考与借鉴的价值，自己的未来失去了参照，只能自我探索，当然也就有了更多的担忧。所以，社会中产生情绪错配的可能性也会得到巨大的提升，焦虑更容易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状态之中。

所以，在个人心理层次之外，我们可以将焦虑定义为，人们在适应社会环境与应对社会危害过程当中的情绪错配。

（三）焦虑的社会属性

仔细分析社会焦虑的影响扩展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揭示焦虑所具有的一系列社会性特征与属性。
第一，焦虑具有社会传播的属性。我们身处社会环境之中，需要应对各种社会情境。在此过程中，我们对于自身形象的认知，以及自身情绪的形成，必然受到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的重大影响。我们从社会互动过程中他人的眼里，发现自我，并由此判断周遭环境情况，选择行为。这就是所谓的“镜中的我”。设想一下，在我们接触到群体中有的人处于焦虑情绪时，我们往往能够敏锐地感知他人的焦虑情绪。事实上，很多人正是通过这样的接触过程，将自我代入进他人的生活状态之中，参与社会焦虑的传染与传播。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上有制造焦虑、传播焦虑的现象，通过渲染、夸大、传递焦虑发生的可能性与严重性，通过观念塑造（framing）， 能够把这种焦虑在社会中扩散开去。

第二，焦虑具有社会表达的倾向。处于焦虑之中的人不仅仅有行为选择的紧张压力，同时也有向他人表述、表达焦虑的欲望。这样的表述通常可以涵盖焦虑的源起、状况、感受以及可能的应对之策。特定的群体对于特定的焦虑情绪，也许有着特定的表达体系。对于焦虑的表达，事实上来讲，有学术话语体系，也有社会舆论与大众话语体系，还有亚群体的“黑话表达体系”。正是因为社会焦虑的社会表达的属性，使得别有用心者可以有针对性地制造焦虑，贩卖焦虑，并且能够轻易获得成功（例如，频繁发生并屡屡得手的电讯与网络诈骗）。

第三，焦虑具有社会历时的属性。焦虑是人生历程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能要经历特定的焦虑情绪。中小学生有学习的压力与焦虑；上大学的关口，会有选择什么样的学校与什么样的专业的焦虑；大学毕业的时候，会因为选择读研或者是直接工作而焦虑；确定选择读研之后，到底去哪个学校、跟随哪个导师读研，又可以成为一种焦虑；若直接工作，行业与单位的选择，也会让人焦虑；到了职场，职业的升迁、同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与老板的相处方式，都可能成为焦虑的来源；到了结婚的年龄，选择什么样的伴侣、把家安在何处、是否能够购买房产等，也可能导致焦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焦虑从不会自动消失，在某些时候焦虑还会积攒起来一并爆发，突然变得相当严重。人生关口危机重重，一不留神很有可能人仰马翻，无可自救。对于所有人而言，焦虑伴随一生。

第四，焦虑具有强大的渗透能力。焦虑作为一种强烈的情绪，能够渗透进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进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刻，甚至进入到社会关系的每一个侧面。很多时候，焦虑可以时时刻刻萦绕在个人的思绪之中，逼迫身处其中的个人做出应对决策。在采取行动或是其他消解措施之前，焦虑一直挥之不去。处于焦虑状态中的人，往往难以理性思考、合理行动。从一个情境出发的焦虑，通常会渗透到另一个情境之中，影响接下来的各种行动。

第五，焦虑具有替代的属性。在很多时候，其他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或是一定时期内，冲淡焦虑对于社会生活的主导。因此，可以通过特定的社会行动过程（例如，诊疗与运动），暂时缓解焦虑。与此同时，焦虑本身也可以与其他情绪争夺对于个人情绪状态的主导地位。当焦虑袭来时，可能就感受不到愉悦的情绪，反之亦然。此外，焦虑还可以叠加。不同主题的焦虑，可能在某一时刻会叠加在个人身上，加剧焦虑情绪的严重性。

第六，应对焦虑具有社会习得的属性。焦虑的这一属性可以由前述提及的属性推导出来。因为焦虑可以被表达出来，也可以传播开去，所以焦虑可以被习得，可以被分析，当然也可以搜寻模仿他人的成功应对之策。再加上焦虑具有历时的属性，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应对焦虑经验的提升，对于焦虑的感受和认知，就有了一个学习提升的过程。所以，我们通常可以发现，年龄的增长往往会降低焦虑的感知以及焦虑所带来的紧张压力。

第七，焦虑很容易被商业化。焦虑带给人不安与不愉快，驱使着人们想要迅速脱离焦虑的体验状态。正是因为身处焦虑之中的人们对于脱离焦虑状态的紧迫需求，焦虑很容易成为资本针对的商机。因此，焦虑成为商业化的目标。一旦为商家制造的焦虑所捕获，为之支付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后续行为。试想，一直担忧孩子成绩的母亲，路过教培机构，看到“如果不让我们培训你的孩子，我就去培训你孩子的同学”，必然立刻陷入焦虑并被督促孩子参加培训的冲动攫取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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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焦虑社会的理性追逐
焦虑产生于外在社会环境给人们带来的内心的情绪体验。如果说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焦虑社会，那必然是现代社会的演进形成过程进一步触发了人们焦虑的开关，并使之越来越加深加重。回头来看，现代社会自启蒙以来的理性追逐，就是启动社会环境朝着推动社会焦虑加深加重的根本性变迁机制。

（一）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理性的制度安排

科层制是现代社会中最为常见的组织结构，它见诸国家行政单位、企业公司组织，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有着明确工作目标的群体结构之中，将工作人员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高效协同完成工作任务。科层制有着鲜明的属性与特征。首先，科层制有清晰明确的等级结构，所有工作流程可以通过指令从上到下逐级传达、落实，同时也逐级反馈结果。其次，在科层制的工作流程之中有非常明确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章制度，分门别类地设定各个工作流程与工作岗位的工作指南。第三，科层制体系下的人，会根据各自的岗位以及自己的工作指南安排工作，所有成员之间岗位清晰、分工明确、职责分明。可以看到，在科层制体系中，整个工作流程的运转清晰、泾渭分明；各个成员各尽其责、权责相配。科层制是一个纪律严明、运转高效的工作制度安排。也正是因为其任务达成的高效，使得科层制成为现代社会中具有压倒性的制度选择，也使得科层制成为现代社会中追逐理性的显著体现。

从本质上讲，理性本身并不是一个现代社会所独有的观念。事实上，作为人类社会管理与治理制度的策略安排，科层制本身也有着悠久历史。传统中国社会的行政体系也是一个非常典型完整的科层制度安排。当然，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科层制与现代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科层制，也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前者虽然能够带来任务达成的高效，也成就了传统中国在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领先同时代的全球其他社会与地区，但是，传统中国科层制度安排更多地体现了从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制度，最为重要的目标是维系官僚系统对于皇权的忠诚。与此同时，传统中国的科层体系也受到各种各样具体社会关系制度的影响（比如，官僚之间的个人关系、官僚的家庭家族背景等），而这些社会关系又遵循另外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并不符合科层制度设计），其中的冲突与矛盾在所难免。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传统中国治理体系中的科层制，并不是一个完整彻底的、建立在理性主义观念之上的制度安排。同时，上述的这些差异也反衬出，理性主义至上的现代科层制的两个特征。第一，现代科层制是一个人为设计的策略，并不是一个自然成长自然选择的结果。它也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分离、追逐理性主义的、最为具体最为综合性的体现之一。第二，科层制并不容纳其他社会关系与基本人性，它的运行有着明确清晰的行为准则，不受个人喜恶影响，排斥人为的情感因素。

（二）现代理性的起源

那为什么现代社会对于追逐理性如此着迷？在很多人看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彻底断裂。沿着韦伯的思想，当传统的神圣价值被现代进程“祛魅”之后，人们的思想转而依靠理性，相信“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更进一步，人们将社会中的一切都放到可计算的过程之中，用合理性来剪裁人们的行动，只有合乎理性原则的行动才被认为合理可行、值得倡导。当这一切被推广开，理性主义成为现代社会最为根本的特征与起点。它也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是人们认识自然、理解自然并改造自然的全新观念。当然，人们也用理性主义改造自己所处的社会与生活。

所以，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的起源，毫无疑问根源于传统思想。韦伯的讨论非常清晰地揭示了理性价值观念起源于传统、脱胎于传统并经历了其间一个非常剧烈而又合乎历史进程的翻转，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基础。新教徒出于信仰寻求救赎的使命，被转化成从事上帝安排的日常工作，全身心投入工作就是回应上帝的召唤、颂扬上帝的荣耀；而日常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则排斥享乐，虽生活节俭却也积攒了财富，造就了最初的资产者与企业家。正是这样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令人意外”的巧妙结合，使人们认可勤勉工作、节俭消费、尽力储蓄、奋力创业以达到投资成功，并使之成为人们工作与生活的使命与天职，成为人们信奉上帝追逐救赎的必经过程，成为人们全身心投入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成为人们在日常中必须加以实践的伦理和基本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价值观念，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模式与制度建设能力相结合，形成了无往不破的理性主义力量，势必将一切非理性的因素清扫出历史的进程。由此而得到拓展与改变的市场、企业的自由劳动力、企业的组织化、个人与家庭的分离，以及可以用来评判生产效率的记账式会计制度等，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而理性主义就成为推动整个现代西方社会进程的底层价值观念。

自此，人们用理性的标准来分析一切未知，来拷问所有超验与神秘的现象。理性的观念大门一旦打开，从此不可逆转，人类在此道路上一路狂奔。问题在于，它的力量如此强大，几乎摧毁了其他一切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人们总是从理性出发，去寻求工作的意义、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意义。这样一场巨大的精神世界的变革，对于韦伯来讲，毫无疑问也并非全无弊病。

（三）工具理性的胜利及其铁笼

西方现代社会在追逐理性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也一路摧毁了传统的观念体系，使得人们一直悬置在寻求目的和意义的过程当中。面对多元的价值体系，人们总是难以选择。在传统社会中，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传统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冲突非常剧烈和血腥。现代西方社会的“祛魅”，让个人面对多元价值体系无从选择，使得个体总是处在价值体系的选择冲突中。这也导致个人行为在目的不明确、意义不清晰的时候，难以给出说服自己的理性。但是另一方面，工具理性有非常清晰的评估准则，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最有效的对比产生合乎理性的选择。人们在使用工具理性来指引行为选择时，就有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通用规则，这一规则也很容易会被大众所接受。所以，价值理性往往退居其次，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一定会占据上风，成为比价值理性更便利、更为人所接受的行为选择策略。
事实上，工具理性的扩张往往能够让人们忘记去追寻价值理性。年轻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有自己美好的憧憬，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发现支撑理想必须需要经济基础，因此他们又转而开始积累财富，设想总有一天在积攒足够的财富之后，再实现儿时的梦想。在使用工具理性高效追逐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无论成功与否，他们会越来越感受到工具理性的强大力量，难以自拔，以至于最后常常忘却儿时的梦想。
对于个人，工具理性往往显示出压倒性的力量，对于整个社会也是如此。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推动现代社会不断往前，编织一个理性铁笼，让整个社会深陷其中，无可挣脱，以至于人们甚至慢慢就忘却人生目的与人生意义。当一个人的人生陷入理性计算所编织的大网之中，每一个行为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被计算，都可以被预测与规划，人生变得毫无自由，令人窒息，很难发现生命的目的、生命的意义，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提前设定。深陷理性铁笼中的生活也许效率更高，但人们的感情与情绪也被侵蚀和消解。如果用金钱来衡量爱情，人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爱情并不纯粹，充满了铜臭气，不值得拥有。如果用工具理性来建立或者衡量社会关系，那么人与人之间无时无刻不处于算计之中，这样的关系也会变得扭曲。因此，生活在理性铁笼的人们很难感受到幸福。
（四）排行榜的泛滥与优绩主义
现代社会中，排行榜随处可见，从小到大一直伴随我们。在幼儿园里有“小红花”排行榜，就将这种显示优劣等级位次的表格呈现在幼小的心灵面前；等到中小学时期，各种成绩与位次排行榜将各种学习操行活动的结果简单明了地呈现出来，成为一种便利的评价结果，“美其名曰”为了鞭策努力、促成进步，实则给学生们带来巨大的压力，成为焦虑的来源。好不容易离开中学校园，排行榜在社会生活中同样普遍，数字技术更是将每一家门前的便利店、每一家路边的“苍蝇馆子”、每一位送货小哥的工作态度、每一位网约车司机、每一部影视作品、每一个游览景点、甚至每一个社会舆论关注的话题等等，都无一遗漏地送上排行榜。还有各种国际国内的大学排行榜，困扰着所有大学管理者的神经，也指引着家长与学生的学习生涯选择。当然，众多了解情况者都清楚，无论大学排行榜给出多么详尽的数据指标与排行方法的说明，都无法避免地只考虑了大学科研学习情况的极少部分，而掩盖了大学丰富多彩与复杂多元的绝大部分。
即使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排行榜存在挂一漏万的弊端，但是其简单明了的呈现方式、快速便捷的使用过程，让制造排行榜的一方乐此不疲源源不断地生产排行榜，也让使用排行榜的另一方深陷其中并情不自禁地利用排行榜。现代社会根本离不开排行榜，它是一种广泛应用而又一目了然的评价机制，是一种简陋而又便捷的生活工具，是挟裹在追求高效与工具理性的浪潮当中、不可自拔的现代生活过程。
除了给生产排行榜的机构带来潜在的社会名声与商业利益以外，这些排行榜到底带来了什么？
首先，在某种程度上讲，排行榜是追逐工具理性的极致。它将活生生的社会过程简单粗暴地揉成一个低幼直接的自然数序列，给出最为直接最为清晰的高低等级位次排列，让使用者在不用任何思考分析的情况下得到一个所谓的“综合性”以及甚至“科学的”评价结论。
其次，排行榜清楚直接地划分出了评价对象的高低优劣阶梯等级。在正向排行榜中，序号越小位次越高，显示评价对象越优秀；而序号越大位次越低，则显示评价对象离优秀就越远。
最后，排行榜给评价对象带来巨大压力，因为它将所有榜单中的评价对象一一排列，形成比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极大地影响评价对象的后续行为选择。排在前面的也许可以暂时沾沾自喜，排在后面的也许可能沮丧失落与不忿。但无一例外，排行榜都给他们带来压力，让他们接下来要么继续努力争先恐后地排到前面，要么远离排行榜、否定排行榜的合理性。
排行榜运用了现代生活过程中的工具理性，展示了社会评价过程中的优绩主义。事实上，优绩主义的确立跟现代理性的胜利一脉相承—勤勉工作，努力向前，争取更优。在排行榜无所不在的笼罩之下，驱赶着人们奋力向前的压力扑面而来。最优秀者在排行榜中力拔头筹，得到另眼相看、普遍称赞，当然也希望能够继续“霸榜”；而排在后面的则更加努力，向上攀爬，力争下一次能够向前跃升。在此情形之下，勤勉工作加上成功喜悦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们越来越发现，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获得自我成功，完成自我实现。就在这条道路上，优绩主义又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正反馈机制：越努力就可能越成功，对于成功的追逐必然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
（五）敬畏之心的消失与赢者通吃带来的焦虑
在优绩主义观念驱动下，人们勤勉工作，其中幸运的人能够达成持久期待、不易实现的成功。与此同时，社会舆论特别关注成功人士，而其中个人努力促成命运逆转的案例更是得到大肆宣扬。所有的这些，可以轻易转换成只要积极向上足够努力就可以自己把握未来、把握成功的思想观念。所以会有“我命由我不由天”“人定胜天”，甚至会出现“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的说法。这样的口号催人进步驱人奋进，但过度强调这样的口号也使得人们确信，成功来自个人的天分、个人的努力，以及个人把握未来的能力。
一个人的成功的确跟个人努力紧密相关，但是个人的天分和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全成为一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
第一，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在每一个社会过程、每一次重要的抉择过程中，都有周遭的其他人具体参与其中并提供帮助和支持。仔细回想，如果缺乏他人提供的这些帮助与资源，一个人的成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有这些，都是个人可以直接感知的帮助。
第二，除此之外，个人在成功的过程中还接受了无法感知的系统性的社会帮助。个人身处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体系之中，每一个社会过程都有众多社会关系与社会进程卷入其中，所有的成功背后都有着无法梳理清楚的系统性的社会支持。例如，取得高考状元的成绩必然与个人天分相关，与十年寒窗的努力相关，但是也与老师、父母、同学的帮助与支持密不可分，同时也与系统性的社会支持相关。试着想一想，参加考试沿途干净的街道、顺畅的交通，考场的明快安静等都让考生感受到心情愉悦，能够帮助取得好成绩。而另一些同样也有天分也很努力的学生，完全可能因为没有这么幸运，因而没有同样考出好成绩。因此，社会补偿的原则必不可少。成功人士需要回馈系统性的社会支持，帮助更为弱势的人。所以，公益慈善是一种美德。同样地，那些叫嚣着“此山为我占，此路为我开”“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人，则是以越轨的方式寻求社会的补偿。
除了可感知的与不可感知的社会支持以外，个人的成功也包含了偶然因素或者是幸运成分。约翰·罗尔斯是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他童年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思想。约翰在7岁那年染上白喉病并且传染给了他6岁的弟弟，他自己很幸运地痊愈了，而他弟弟却不幸身亡；到了8岁的时候，约翰又感染肺炎，并且这一次他又传染给了另一位两岁的弟弟，约翰再一次打败了病魔，而他这位更年幼的弟弟又不幸身亡。在约翰·罗尔斯看来，他自己并不是兄弟中最身强力壮的那一位，但是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让他连续两次逃过死亡之神。在他看来，他最终的成就绝非全是因为他的聪明、他的坚韧、他的勤勉，或者他更强的身体免疫力。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仅仅是因为命运的垂青。因此，罗尔斯认定，承认幸运、承认偶然是社会正义能够得以运转的前提。所以，只有当人们揭开对于未来的“无知之幕”之前，公共事务的处理才能够达成公平与正义。

约翰·罗尔斯像 图片来源：Pinterest

对工具理性无节制地追逐，将彻底否认个人成功中的社会支持与幸运因素，将彻底清除人们的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对优绩主义的过度信奉，将构筑一个非常强大的社会心理与社会心态，那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赢家拿走一切，败者颗粒无收。再往前推进一步，这个胜者往往只是最成功的那一个，其他所有的人都是败者。所以，现代社会崇尚“冠军文化”“状元文化”，相对应的是留给失败者的“耻辱文化”。传统的科举考试中，除了状元之外，人们还记得“榜眼”“探花”，还记得“三甲及第”；如今，我们只记得高考“状元”，第二名第三名都消失不见，社会舆论根本不会讨论与记得。
因为“赢者通吃”，非最优者都是失败者，都将一无所得。这带来三个可怕的后果。
第一，当结果如此重要，则所有的过程都不重要。只有最优的结果才有意义，才能够被接受；而达不到最优就毫无意义，所有的付出都付之东流。在此情形下，人们在过程中能够收获什么并不重要，个人的成长进步也不重要，人的因素或者人性的部分被排斥在结果评价之外。
第二，形成内卷竞争。在竞争中，一旦赢了成为最优，得到所有；一旦输了不能成为最优，则一无所有。这使得比较竞争变得非常残酷和激烈，所有人倾尽所有、不计成本，转换成一种投入的竞争，一味地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只有成功才有所得。
第三，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想赢怕输”的心理和心态。因为赢了得到所有，输了失去所有，这给深陷其中的人们带来巨大的压力，形成持久的焦虑。
（六）现代社会下的风险

针对现代社会对理性的追逐，韦伯显示了欢迎与警醒两种立场，他担忧理性的铁笼会反噬人类并造就“无灵魂的专家”与“无心的享乐人”。当然，这都不可能是健康社会所需。随着现代社会一路向前，正如韦伯所担忧的追逐理性的反噬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社会理论家也开始更为彻底地反思现代社会。

工业革命造就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如今，现代社会早已远离匮乏，进入丰裕。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人们追逐理性，推动科技发展，大规模改造自然。人们发现自己认识自然、理解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进程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发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改造自然的科技能力不仅仅提升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也永久地改变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此，人们开始关注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人口持续增加，人口分布更为广泛，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变化更为敏感，对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危害也更加担忧。简而言之，人们开始认识到风险社会的来临。

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诊断，也是对现代社会追逐理性的反思。首先，风险在传统社会中也许存在，但并不广泛。风险只有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醉心于利用科技理性改造自然，并一路继续向前试图控制自然的过程中才必然出现。比如，现代农业中化肥的使用带来了土地与食品中各种有害元素。第二，现代社会的风险影响范围广泛，一旦制造出来扩散开去，其影响涵盖所涉范围内的所有人群，跨越阶级差异与群体界线，跨越全球。比如，臭氧层的破坏给全世界所有人带来无差别的危害。第三，现代社会的风险难以测量。即使现代科技被广泛用来保护生态环境，但仍然难以察觉，更不用说预料到潜在的风险。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是风险社会显示了三个令人深思的悖论。其一，现代社会的风险由人们制造出来，却反过来深深地危害自己；其二，现代社会的风险主要由发达国家制造出来，但其中的人们先行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向非发达国家转移风险；其三，现代社会的风险源自广泛应用现代科技，但在认识和理解现代风险的过程中，却又必然需要借助现代科技，这一过程本身又必将成为下一轮风险生产的过程。

可以看得出来，现代社会追逐理性、追求高效、达成最优、获取利润，并且罔顾周围一切执着前行，因而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如同“飞去来器”一样，反过来损害人类自身。这也显示，风险是现代社会所必然要面对、也必然要承受的。它影响广泛，不可预期，不能确定，也难以测量，但一定存在。“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而这些后果往往带来伤害，因此人们感到恐惧、感到不安。这样的情绪是如此广泛，一旦产生共鸣，成为“共同的焦虑”，那么由此产生的共同有着行动能力的政治力量则形成“焦虑型团结”。

5

 

现代社会的加速与不确定：焦虑的外部社会环境
理性是现代社会实时运转与不断变迁的基础性动力逻辑，而风险则是现代社会走到今天、笼罩着整个社会继续向前的全景式情境。因此，我们可以说，理性推动现代社会一直往前，而我们则生活在风险之中。具体到日常生活，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则是加速与不确定。事实上，加速本身就是理性追逐的产物，而掌控不确定则是理性追逐所不可企及的目标。

（一）现代社会的时间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这几句摘自写于1982年的短诗《从前慢》，当时的木心寓居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纽约。这几句被广泛引用，用来描写从前的时间感知足够缓慢，而情感交流却弥足绵长。现在看来，这首短诗，不仅仅是浪漫，也深具反思现代的意义。

木心记忆中的时间感受也许只能一去不复返了。如今，交通变成飞机高铁，社会交流几乎不用邮件转而使用即时社交软件。智能手机与社交软件的广泛使用，既便利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也迅速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同时还将工作与生活搅拌在一起。如今的人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与他人，以至于整个世界随时相连。与此同时，各种信息通过手机蜂拥而至，既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也打乱其休息和工作的节奏。人们发现自己与世界紧紧相连，无法置身其外，身不由己地随之起舞，被卷入到更大的更广泛的世界变动的节奏之中。这样的一种纠缠交叉的状态，让整个世界共同相互裹挟，同频共振，急速前行。

因此，人们经常会感受到自己的时间被切分得十分零碎，每天都在忙碌一些七零八落的琐事。现在永远比过去忙，也可以感受到不可知的未来一定比现在更忙。人们的生活仿佛就是一列加速的列车，越开越快，完全停不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加速的时代。

传统社会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度过。时间随着昼夜往复，四季更替，是循环的。因此，个人的一生并不意味着完整的社会生活，代际传承延续生命的历程，而代际更替则具体体现了时间循环，生活并不需要拼命向前，只是以缓慢的方式生生不息、循环不止。在现代社会中，大家争先恐后一路向前，生活总是寻求新意、追逐高效，时间一直向前，不可逆转，是直线的、流逝的。现代社会更关注个人的生命历程，更关注个人能够创造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而走向死亡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因此，如何让当下的生活更为充分、更为高效成为人们的重要目标。

（二）现代生活的加速

钟表的发明使得时间的计量更为精准。便携钟表的出现，让计时装置在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精确知晓时间，一切事务都可以参照时间来规划与实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设定的任务成为掌控的标志，而不断压缩设定任务的规划时间则成为追逐高效的重要手段。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就是时间观念上的差异，这也是一路追逐理性的必然结果。

德国社会理论家罗萨敏锐地将时间作为理论思考的核心，认为现代社会对于时间的感知和运用最为充分，认定现代社会运转在“社会加速逻辑”之中，给出了加速社会的现代诊断。在他看来，加速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过程，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概括起来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科技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与生活步调的加速。

哈特穆特·罗萨著《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首先，工业革命以来的交通运输技术是一个标志，人与物资的空间转换越来越快。数字技术更是以光速传递信息，进一步提升了整个世界的生产效率。其次，与科技加速相应的行为方式、社会结构、公共事务都开始急速转变，展现出了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整个社会也被卷入快速变迁的漩涡之中，社会空间不断收缩，社会时间不断收缩，世界的变化过程不断缩短。最后，个人的生命历程急速往前推进，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工作与生活中的时间挤压也越来越强，人们感到越来越繁忙，总有做不完的任务，总有一种压力推动着往前。

现代人的睡眠时间被大大地压缩，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3的德国人、40%的美国人、60%的英国人、2/3的日本人都回答了自己的睡眠时间不足。具体到平均睡眠时间，每天晚上东京人睡5小时45分钟，首尔人睡6小时3分钟，迪拜人睡6小时13分钟，香港人睡6小时29分钟，拉斯维加斯人睡6小时32分钟。压缩的睡眠时间则是用到了工作上。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美国上班族平均下来，每人每年的工作时长增加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跟200年前相比，人们的睡眠时间已经减少了两个小时；跟50年前相比，人们的睡眠时间减少了半个小时。人们发现自己休闲的日子和时间大大缩短，而工作劳动的时间大大延长。吃饭越来越像是在满足生存的需求，而烹饪的艺术性质与吃饭时闲聊的闲暇消失殆尽。世界的确越来越快。

那又是什么样的社会进程推动着现代社会一直往前呢？罗萨给出了社会竞争、文化动力以及加速循环三个动力机制。其中，社会竞争与文化动力两个机制的讨论，与整个人类社会变迁进程中的演化竞争机制异曲同工。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寻找生存资料一直是最重要的任务，也是驱动人类不断往前的动力。只有获取足够的生存资料，人们才得以生存。所以，不断行走、不断奔跑、不断寻找食物成为进化过程中的习得并复刻到人类基因中。寻找生存资料的竞争，驱使着人们不断往前，当人们获得的产出越来越丰富，必然意味着人们的劳作越来越繁忙。

回到前面讨论的现代社会对理性的追逐。现代社会的开启本身就是由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推动的，而这种社会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一旦与生产过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形成席卷全球的力量，推动现代社会不断向前，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制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而理性的追逐也被确立为现代社会根本的文化动力。当前社会中，上述社会竞争与文化动力两种机制紧紧纠缠在一起，成为推动社会继续向前的根本动力。而这一进程一旦启动，就形成一个正反馈机制，不可停息，一直往前。被困在追逐绝对理性铁笼中的人类社会，全力投入效率的测量评估、不断提升、做大做强的进程，是一个不断追求极致却没有尽头的进程，也是一个自我推动的加速循环机制。

现代社会的加速意味着在单位时间内，人们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那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不就可以成为空闲时间了吗？然而，现代生活的加速拓展了人们生活的范围，节省下来的时间早就被各种各样更多的事务预订，反而因之没有空闲，时间永远不够用。其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加速提升了生产效率，那么节省下来的时间能够以更高的生产效率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困在理性铁笼中的现代社会，又怎么可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

（三）加速给现代心灵带来的震撼

现代社会把所有人卷入加速的进程，使得人们参与加速的现代社会运转。其中，更为重要同时也更为微妙、更为根本的影响是，加速对人们行为的规训和心灵的震撼。生产流水线是现代社会追逐高效的典范，以此为例。首先，生产流水线将工人的身体与机器的运转，严丝合缝地捆绑在一起，通过劳动任务的设定，严格按照时间限制，让工人以机器运转的速度工作。其次，工人完全失去自主劳动过程，裹挟在机器的运转之中，受到机器运转的完全控制。最后，工人的身体与心灵也受困于机器的运转之中。身体休息时间与心灵的自由处置，都被机器运转牢牢锁住，心灵控制身体的过程被彻底否定。

更进一步的是，现代社会的加速必然加剧上述心灵的桎梏。

人的大脑结构决定了对新奇的事物更感兴趣。在进化的长河中，我们只有不断拓展新的领地，发现新的事物，才能够拓展生存空间，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料。因此，对于新事物的关注，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投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旅游之中会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们所见所闻都是前所未接触的新事物。相反，旅游结束后原路返回，我们会发现时间会非常短暂，只是因为原路重复，没有什么新事物能够激发起我们的兴趣。现代社会的加速不断创造，周遭环境总是提供光怪离奇、突然闪现的新生事物，让我们疲于应对、无从适应。

这是因为人们的专注力是有限的。争夺专注力也就成为现代社会中社会竞争的重要策略。加速变化的现代社会，提供了千奇百怪、无穷无尽的噱头，各种信息狂轰乱炸，形成信息过载，而有限的注意力只能带来认知过载，导致人们总是在忙碌，却很难集中注意力，思考分析的过程也只好缩短，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创新能力的下降。基于相同的心理过程，专注力下降还会带来延迟满足能力的下降。因此，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处理外界信息的时间越来越少，等待的时间会让我们感到越来越不耐烦。同样的，年轻一代成长在节奏更快的时代，他们承受社会压力的心理素质可能不及更老的一代，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性也进一步提升。

现代社会的加速也导致记忆的衰减，进一步带来认知世界能力的下降。快速变迁的社会往往只给我们留下碎片式闪现的短暂记忆，长时记忆基本消失，更谈不上记忆的回味。这是因为快速闪过的场景让我们来不及思考，也难以使之成为记忆的一部分，即使对感官刺激再强烈，一旦过去，仍毫无记忆。通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有的学生打开课本头头是道，什么知识都了解，没有不懂的问题；一旦合上课本面对试卷，则只有抓耳挠腮，无从下笔。因为，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他们走马观花，没有用心，过目即忘。本雅明以体验与经验给出了更为深刻的阐释。“体验”是经历过的事情，是经历过程中串联起来的许多片段；而“经验”则是经历的过程能够跟我们的社会行为紧紧相连，能够产生认同，并且将自己生命历程的某一相同部分联系起来，会触发思考，能够转换成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因此，沿着本雅明的思路，加速社会只产生体验，不产生经验。知识生产的过程被压缩和忽略了。

瓦尔特·本雅明 图片来源：Wikipedia
现代社会的加速带来更多更新的事物来到人们面前，让人们感受到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让人不堪重负，难以承受。更进一步，加速带来人们注意力下降，记忆力衰退，分析思考能力下降，应付外界的能力下降，很多人感到精疲力竭，总是处在疲于应付的状态之中，最后则带来适应外部环境的情绪错配，焦虑情绪油然而生。

（四）现代生活中的不确定

高速运转的社会，高速运转的一切需要人们快速给出反应，做出决定。但这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从容与理所当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高速运转的社会中并不知道社会该如何运转，也不知道社会的未来是怎样。对于过去，我们可以收集数据、分析挖掘并整理出规律，但我们面前的未来是眼花缭乱的，因而也就应接不暇，无从下手。未来社会是不确定的。

面对未知，人们总是积极探索；面对未来，人们总是希望能够掌控。启蒙时代以来，理性成为人们理解世界最重要的方法，宗教与世俗的权威都被撇开，科学成为指导人们理解世界的依据，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正是因为现代科学的进展，确立了认知与理解整个世界的科学路径。“上帝不会掷骰子。”物理学家杨振宁，在他的百年寿辰采访中，也提及物理世界是如此的美妙，如此井井有条、有规律可循，他自己甚至倾向于认可“非人形”上帝的存在。

事实上，世界是如此复杂，天才数学家科瓦列夫斯卡娅已经证明了不可能存在揭示全部宇宙运转的规律，所谓的“拉普拉斯妖”也仅仅是拉普拉斯臆想出来的“全知全能者”。及至人类社会，也同样如此。预测宏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可能也仅仅存在于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之中。全球无数机构投入无数人力财力，企图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但往往事与愿违。要么是预测模型并不准确，要么更多的情形是因为全球意外事件的发生，导致经济预测与实际情形并不相符。即使在漫长的经济预测历史中，积累了涵盖各种各样意外情形出现的模型，但下一个“黑天鹅事件”的出现也必将导致整个模型的坍塌。人们只能沮丧地认定，大规模的经济预测，根本无法实现。

也许可以将历史作为镜子映照现实，并拓展开去预测未来。但卡尔·波普尔认定人类历史是独一无二的演化过程，并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更重要的是，波普尔指出了人类在探知未来上的不可能，亦即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知道的事情”，因为如果今天“已经知道了”明天才能知道的事情，就“不能叫做”明天才知道的事情了。从另一个角度讲，社会行为建构社会，社会本身具有反身性，即人自身的行为对整个社会进程产生影响，从而改变身处其中的社会进程。社会系统的反身性意味着，所有关于社会行为的预言，其本身必然会对其预言的社会进程产生影响，因而成就了否定自身预言的可能。因此，对于未来的预期可以极大地改变当前人们的行为，从而改变未来。古德哈特定律就是一个展示反身性影响威力的范例，“当一个评价指标成为目标时，就不再是一个好的评价指标了”。任何一个目标的设定，必然导致有着自我选择动机的人们，以此为参照并改变自己的行为。如此一来，这一目标设定就不再具有当初设计时的预期作用了。

卡尔·波普尔 图片来源：Britannica

所以，面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可以确定的是，社会很复杂，认识世界、理解社会的方法与工具远远不够，很多社会现象与社会进程远远超出想象，不可知晓，不可了解。更进一步的是，即使可能知晓某些未来特定的社会进程，社会体系中的反身性将冲击从现在到未来之间的社会进程，彻底破坏其中平稳发展的可能。当卷入体系中的人口规模无比巨大的时候，反身性与人们自由选择行为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未来到底朝着哪个方向前行，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也变得扑朔迷离，人类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

因此，也有人坚信，人类社会最大的不确定必然是人类自身。人们一定会思考意义与价值，他们的社会行为也一定蕴含动机与意义。自由意志是人类最为本质的属性，人生而为思。当一个孩子开始刨根问底地问为什么的时候，也许就是他好奇心推动、内驱力启动探索世界的开端，也许这将引领孩子走向独立思考。随着这个孩子的成长、衰老与死亡，他的探索与思考终将停止。然而，生命延绵不绝，当整个人类前赴后继、争先恐后地走上这条道路时，人类的发展就走上了这条不可逆转的征程。

现代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迁，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生存的环境，逼迫人们适应现代社会的这些快速变化。其间，必然带来人们适应社会环境过程中的情绪错配，从而产生社会焦虑。

6

 

从焦虑情绪到社会行为
人类在进化的长河中，演化出了焦虑情绪，警醒人们潜在的外来威胁，催促人们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现代社会继续朝着理性高效的目标迈进，将现代生活卷入不断加速的进程之中，也让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总是笼罩在风险与不确定之中。也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这些本质属性，让置身于现代社会的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一样的潜在威胁，形成更为严重、更为广泛的社会焦虑。当然，也导致特定的社会行为选择与行为过程。
（一）焦虑与进化环境的变化
加速社会拓展社会生活的空间与范围，让我们能够轻易达到更远的地方，见到更多的人，也体验更多的文化。同时，加速社会也呈现给我们更多新奇的事物，让我们运用更多的现代科技，应对更快的社会环境变化，加快我们的生活节奏。当然，加速社会也带来更多的问题，带来更大的社会压力，让我们更难以应对。所有这一切，叠加上风险与不确定，让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变得更为复杂、更为变化多端。身处其中的人们，也不得不面临更多困难、变化更多样的外部环境与潜在威胁。
与这些外部社会环境的加速变换相比，人类自身适应能力的提升明显缓慢，让人们感受到专注力下降、记忆力衰退、认知与分析能力下降、知识生产的能力下降。两相叠加，人们适应环境的能力也会相对减弱。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怀疑，在漫长的演化进程中所习得的这些应对机制与能力，已经难以应对21世纪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在快节奏、高强度学习与工作中，我们不断前行，我们坚持努力。但是我们依然发现，我们永远做得不够，因为新鲜事物总是层出不穷，总是超出我们的预期，周遭环境总是新奇新颖，让我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因此，在很多时候，我们开始怀疑自我、否定自我，产生更为焦虑的心态。不是我不努力，“（也）不是我不明白，（而真的就是）这世界变化快”。在加速社会之中，未来会怎样往往无从预测，难以把握。为了应付眼前的新颖事物，我们已经疲于奔命，总是怀疑自己跟不上世界变化的步伐。与此同时，现代社会风险无处不在，未来不可知，未来不确定。对于未来，我们没有更多的把握，只有更多的担忧。眼前已经让我们艰难应对、难以把控，无论多么努力，总难企及自身的期望，而未来又变得如此地难以企及。
现代社会一经开启，就朝着更快的变化、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推进，给人们带来更难把控的未来。人们面对越来越容易产生焦虑的环境，而人们应对焦虑的能力却在一步步下降。所以，可以预见现代社会中个人焦虑的频率与强度越来越高，社会中感到焦虑的群体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庞大。现代社会进程导致了产生广泛社会焦虑的环境，身处其中的个人更加容易情绪错配，产生焦虑。现代社会不可回头地走向焦虑社会。
（二）焦虑带来的压力与危害
从人的进化历史长河来看，焦虑与人类行为有着天然的联系。面对生存环境的各种复杂情形，人们产生焦虑情绪。与此同时，在焦虑情绪的警醒之下，人们会采取下一步的应对以提升自己在环境威胁中的生存机会。弗洛伊德专门讨论了从“焦虑的准备状态”过渡到“行动状态”，对于个体的安全是有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焦虑对于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重大，也是神经病心理学分析的中心议题。这种数万年以来形成的行为机制，成了人们适应环境、谋求生存的动力。即使这种动力机制可以明显地分成两部分，无意识的应急反应和有意识的行为选择，它们都显示焦虑与人类行为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连接。

对于哲学家而言，焦虑是人们生活之中所必须经历的情绪，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自由思考所必须要承受的后果，人们往往是在焦虑中探索自己的出路，发现自己的未来，并不断前行。很多时候，焦虑不仅推动着人们向前，同时也促使人们更精准、更深入地分析所面临的环境与所面对的选择，不断地提升自己。在通常情况下，对焦虑承受能力越强的人，更能够应对复杂的环境，更容易做出正确的判断，当然也更容易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现代的心理学实验，似乎也验证了以上的焦虑与行为之间的联系。一系列的试验证明，完成各项任务与所承受的焦虑有着“倒U型关系”。焦虑不够时，人们往往动力不足，不愿努力，无法向前；在另一个极端，过于焦虑时，人们往往承受过多的压力，甚至被压力击倒，不知所措，就此停顿，无从努力；只有在焦虑适中时，为焦虑所驱使的人们能够保持动力与旺盛的斗志，积极面对环境，努力探索奋发向前。

处于焦虑情绪之中的人，身体有着相应的生理性反应。面对外来的威胁时，人们的生存回路防御体系被激活，产生恐惧与焦虑的警醒情绪。相应地，大脑会指挥整个身体在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下，形成一系列的应激反应，比如心肺系统会提升工作效能，能够为身体提供更充分的血液流动与更多的氧气和营养。人们的肾上腺素与皮质醇激素也将增加，释放人体细胞中所储存的葡萄糖、蛋白质等，为躯体肌肉准备能量。在此期间，身体的整个消化系统将会收缩，抑制消化系统摄取营养，防止其消耗血液和能量。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还会激发人体的免疫系统，增强免疫能力。

从正面来讲，这些警醒的准备，提升了人们应对外来威胁的能力，也使人做好了准备。但是，如果外在威胁持续存在，恐惧与焦虑情绪长时间维持重大压力，身体的警醒会转换成一种耗竭。比如说，会增加心脏病和其他心肺功能失调的可能，会带来罹患糖尿病的可能，可能会导致消化系统疾病与肾脏疾病，也可能会使人长时间感染炎症。

当焦虑变得更为广泛时，它带来的危害当然是社会性的。以美国社会为例，有统计数字显示，精神疾病患者中患有恐惧与焦虑障碍的患者最为普遍，影响人数是抑郁症患者的2倍以上，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20倍以上。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估算大约有4000万人患有某种形式的焦虑障碍。在实际情形中，焦虑障碍通常与其他的精神疾病勾连混杂，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了以上数字所暗示的结果。大多数焦虑障碍患者在工作中会缺勤，会导致正常工作效率的下降。

（三）焦虑时代的社会行为

因外部环境影响形成的焦虑，会唤醒生存回路警醒机制。其中，无意识的部分机制与前面讨论的应激反应并无二致。但人类的焦虑情绪还包含有意识的部分机制，它促成人们思考、分析外在环境，探索焦虑的起因与应对策略，然后有意识地做出行为选择。无论是否明确地认识到加速与不确定是带来外部环境变迁的根本原因，所有这些由焦虑驱动的、有意识的行为选择，都要消解现代社会里的加速与不确定，消解由此带来的对于心灵的冲击。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现代社会下应对焦虑的社会行为。当焦虑降临，人们面对外界纷繁复杂的环境，个人能力禀赋不同，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抗压能力不同，个人努力的性格气质不同，认知应对焦虑的自信心不同，实际执行能力与应对后果也不相同。这些差异展现出来，在消解加速与不确定性的思路、策略、行为等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不同。因此，由焦虑驱动的社会行为选择必然差异巨大。

有的人面对社会加速的情形，可能缺乏自信，认定自己无法追赶，承认自己无法进一步加快生活节奏跟上现代社会不断向前的步伐，但另一些人则在社会加速中如鱼得水，确认自己能够驾驭时代前进的脉搏，以快制快，立于潮头并乐在其中。同样的情形，有的人对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感到茫然，觉得眼花缭乱、无从把握、束手无策，当然也就听之任之，随波逐流；而另一些人在焦虑的驱动下，打开自己的好奇心，确信有能力和有资源可以把握未来，相信未来的一切也是自己创造，乐意去寻求、探究并把握确定性。由此而来，在消解加速与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中，分别可以有放弃和确保两种趋势，得到四种焦虑时代的社会行为选择类型划分（见表1）。

表1：焦虑时代的社会行为类型划分

可以看得出来，上述社会行为类型划分与动物的无意识反应，也有着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弃疗与躺平跟木僵的反应非常相似，几乎都是待在原地不动的选择。而保守、逃避与收缩的行为选择跟动物逃跑的反应也非常相似。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巨大。前者是一个无意识的应激反应，而后者是在有意识地分析、计算所面对的环境之后所做出的策略性选择。

第一，落在左上角方框里的，既放弃速度也放弃确定性，采用弃疗策略，就是不做任何意义行动的躺平，实际例子可以是打着短工、得过且过的“三和大神”们。第二，右上角方框内，放弃速度但确保确定性，采取保守策略，包括那些放缓节奏、但求稳定的行为选择，实际中的例子包括推迟就业去考研或考公务员等体制内更有未来保障的工作等，当然也包括降低消费倾向、储蓄等财务行为。第三，左下角方框里，放弃确定性但追逐速度，倾向于盲目行动，包括一系列冲动型“过把瘾再说”的情形，实际中的例子包括及时行乐的赌徒行为、简单短暂的寻求快乐如网上发泄发表极端言论等。第四，右下角方框里，既要速度也要确保确定性，主动选择迫不及待的内卷，采用激进策略，即时响应，即时应对，实际的例子包括赚快钱、打多份零工等。

在讨论焦虑的社会行为选择时，我们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超越个体心理应激反应的社会过程。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社会行为过程能够超越个体，形成集体策略，甚至沉淀为社会制度，变成一个在更大社会范围内的策略选择。焦虑具有广泛的社会属性，通过有意识的认知，可以传播，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他人，形成共同的社会焦虑。一旦走到这一步，社会焦虑需要人们共同的社会应对，这就变成了一个群体性的策略，在不断重复、不断经过合理性解释的过程之后，逐步形成社会制度。

7

 

焦虑社会的来临
焦虑情绪由外在社会情境所触发。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持续剧烈的社会变迁带来了迅速变换也更难以应对的社会环境。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接触到更广阔、更陌生、也更没有掌控的外部环境。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理性追逐所启动。如今的人们面临着更多能够让人产生焦虑的外部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加速变换的社会，也让人们面对精彩纷繁的世界时，分析思考的能力、集中专注的能力进一步减弱，应对这些导致焦虑因素的策略也变得越来越无效。我们为焦虑所包围，已经身处焦虑社会之中。

（一）数字社会中焦虑的泛社会组织形式

人们都喜欢收到礼物。等待礼物到来的满怀期待与拆开包装之后的愉悦，往往成为人们平淡的日常生活之中的点缀，给人们带来额外的惊喜。在如今网络购物的时代，快递网购可以将赠送礼物与收到礼物变得轻易简单、稀松平常。很多人通过网购将礼物快递送达，免除了自己奔波购物的辛苦，还有当面递交的繁琐仪式。当然，也有很多人通过快递网购，自己给自己选购礼物。

从某种意义上讲，快递网购将以往送达礼物与接收礼物的这种仪式简单化、个人化、日常化，使之变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消解日常生活之中特定的价值与意义的典型案例。快递网购让接受礼物，变得并没有那么特殊，甚至成为日常生活之中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快递网购彻底地改变了收到礼物这一社会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心灵体验。人们唤醒手机、滑动手指、点击按钮、生成订单、确认购买，方便快捷地购买礼物。在此之后，就是焦急地等待快递包裹的到来。人们拆开网购物品快递包装的时候，也有一种探究包装里“到底是什么”（类似拆开礼物包装）的等待。

在此等待的过程中，很多人的疑问，由“我的礼物到底是什么”转变成了“我的快递到底什么时候能够送到我手中”。满怀的期待变成焦急的等待，拆开包装之后的惊喜变成了持续等待中的焦虑。如今，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人们的消费方式，等待快递也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形成的新的社会职业群体（快递员）、新的社会经济组织形态（网络平台经济）、新的社会信任评估体系（网络评分），以及新的社会互动行为方式（催单、投诉等），成为了当前这样一个高效便捷现代社会的典型缩影。而焦虑，则成为卷入其中所有人（包括商家、顾客、骑手等）的日常社会心理状态。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社会焦虑在社会组织形式上有了新的变化。工业时代的生产过程将资本方与劳动方卷入其中，在车间与工厂的指标考核中形成生产过程的焦虑；过度消费的趋势将销售与消费联系在一起，通过广告制造欲望与需求，形成消费过程的焦虑。这两组人群在宏观意义上可以既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但在具体的过程中，他们是不同的主体人群。在数字时代，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生成的数据成为了生产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资源，消费与生产成为了同一个过程。社会焦虑的组织形式成为涉及范围更广阔的社会过程，也波及更广泛的社会人群，形成了囊括生产与生活的泛社会组织形式。

（二）焦虑社会理论

如果说数字网络社会将整个社会笼罩在虚拟的“理性铁笼”之中，而置身其中的人们的典型心灵体验就是焦虑。焦虑社会理论有以下一系列观点。

焦虑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在当前的现代社会中，焦虑无处不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跟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焦虑覆盖更广大的人群，人们更为频繁地感受到焦虑情绪，而焦虑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社会的运行为焦虑所控制。

焦虑是人所固有的情绪。从进化的角度讲，焦虑是人类在进化的历史长河中生成的、一种能够激发神经生存回路的应激机制。焦虑不可能被清除，只能被缓解，但又随时会产生。因此，正确认识焦虑、理解焦虑、承认焦虑变得非常重要。

焦虑是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普遍强烈的内心情绪错配。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如今的人们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外部社会环境。当人们面对的生存环境演化到今天，现代社会中的加速与不确定持续触发焦虑，但由此激活形成的神经回路已经无法跟以往一样正常运转，总是处于激活状态难以停歇，形成内部情绪生成与外部社会环境的频繁错配。

焦虑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属性与特征。基于上述论述，焦虑从本质上讲既是个人的社会心理与心态的状态，也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与特征：特定的社会环境激发焦虑的成形，焦虑随着个人所面临的社会情境变化而变化，特定的社会事件与社会过程都对焦虑的产生有着重大的影响。焦虑具有社会传染的特性，而人们也可以制造焦虑。

焦虑社会的产生由理性追逐所启动。现代社会之所以成为焦虑社会，其根源在于其本身的变迁动力机制对于理性的不懈追逐。基于理性，人们的行为选择与制度设计不可逆转地追求效率至上。这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自己与自己不停歇的赛跑。而现代社会中，风险也成为其中必然的结果与根本的社会特征。

焦虑社会是加速社会与不确定社会的心灵映照。人们日常生活的体验，就是现代社会的加速与不确定性。由此而生成的人们面对的社会情境，变得更为纷繁复杂、更为难以应付，情绪错配成为必然，焦虑的生成更为频繁也更为广泛。现代社会形成的人类生存环境变迁，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自身进化与适应的能力，焦虑无处不在、随时产生。

焦虑社会中的社会行为有着鲜明的特征。焦虑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因消除焦虑而导致的人们的行为选择，则不可避免地陷入如何消解（或是放弃消解）加速与不确定性的策略类型之中，形成了“冲刺”与“弃疗”两种相互对立的焦虑社会的行为模式。其体现在个体的行为之中，也蕴含在群体的制度设计之中。在焦虑社会中，焦虑成为人们行为的基本动力机制。焦虑社会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现代社会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进入焦虑社会，广泛的社会焦虑又触发人们根除焦虑的行为，而现代社会中对理性与效率的追逐又更进一步带来更多的焦虑。因此，现代社会一经启动，就注定了朝着焦虑社会的道路前行，从而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而深陷其中的现代社会，注定必将迎来焦虑社会的来临，也注定无法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自我救赎。

（三）可验证的研究假设

更进一步，还可以推导出一系列（但不限于）关于焦虑社会研究的可验证假设：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焦虑更多更广。

社会变迁剧烈时期，社会焦虑产生的频度越高、强度越大。

总的来讲，生活节奏越快，越容易产生社会焦虑。

城市中的社会焦虑比乡村来得更多更强。因此，从乡村迁移到城市，更容易产生社会焦虑；从城市迁移到乡村，则更能够治愈社会焦虑。

迁移人群中，更容易产生社会焦虑。所以，移民人群不停地劳作，最为辛苦；与此同时，移民飞地对于缓解与治愈社会焦虑非常重要。

其他条件基本相当的情形下，富裕人群面临的社会情境更为复杂，不可控的身外财富更多，因此更容易产生焦虑。而富裕家庭孩子的成长过程，相对而言也更不快乐。

灾害与灾难时期，更容易产生社会焦虑。

有着相同焦虑对象与焦虑根源的人，容易相互吸引，形成焦虑人群的聚合。

陷于焦虑的人，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容易为焦虑所影响。

社会焦虑有着向外表达的趋势，不管是面对面还是通过数字媒介，因此容易被察觉，不容易隐藏。

焦虑社会倾向于抛弃一切可能会降低效率的社会进程。因此，躺平的人都会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无法进入社会运转的进程之中。

焦虑社会本身是一个具有正向反馈自我增强的机制，社会焦虑会促成新一轮的社会焦虑，形成“关于焦虑的焦虑”。

焦虑社会对老年人并不友好，因为迈过盛年进入老年之后，年龄的增大不仅会带来自身速度的下降，同时也会连带影响其他人的速度。

焦虑社会对小孩与年轻人也并不一定友好。小孩是社会的未来，年轻人是当前社会的主力，他们是当前社会提速与未来社会增速的承担者。因此，社会焦虑最容易传导到他们身上，其社会生活必然受到巨大的影响。

焦虑社会影响生育率。生育与抚养小孩的额外付出会改变原有的生活节奏与降低工作速度，而小孩成长的过程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并直接增加焦虑。

（四）未来的研究
本文坚定地认为，当前的现代世界已经进入焦虑社会。理性追逐一路狂飙，无可阻挡，不可停息，将现代社会紧紧置于自身编织的铁笼之中。如果说，风险是现代社会中科技理性失灵所促成的自然环境不可把控、无可预知的反噬，是人类生存环境的铁笼；那么，焦虑则是现代社会中科技理性失灵所连带触发的日常生活不可逆转无法摆脱的反噬，是人类心灵的铁笼。
前述的讨论更多地将分析的重心放在社会焦虑对于个人行为选择的影响上。可以确定的是，在应对社会焦虑的过程中，也必然形成了一系列群体性的行为选择过程，同时也应该有应对群体性社会焦虑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制度设计。揭示这些社会现象更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与价值，也更能够推动关于焦虑的社会科学研究。
在数字社会与智能社会中，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的众多活动已经或者即将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或者是部分替代。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研究，毫无疑问应当敏锐关注智慧的起源与运转过程。因此，社会学必然更应当关注能够影响或是左右智慧的心灵活动，关注人们的社会心理与心态如何影响智慧的运转。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米德就曾经倡导过心灵研究。如今，智能社会中的心灵研究应当更关注群体智能何以可能，以何种方式运转。因为，这将决定未来人类的生存与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