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很多商学院的做法应该都是步我们的后尘。曾有一个大学老师说，都是张维迎惹的祸，本来不搞这些改革，大家平静日子过得很好，他在北大这么一折腾，其他商学院不动也不行了，就带来一系列问题，搞得鸡犬不宁。

改革进行到势头正好的时候，反改革的势力往往是隐藏在暗处的，它们通常不会选择正面冲突，而是会积蓄力量，静待时机，寻找改革的薄弱点，然后发起进攻。

我在光华做了一段时间，学校想让我到学校做，任命了我一个协助管人事的工作。任命下达了三天，开会时我就提出一份人事改革建议书。大家都觉得，太着急了，刚给你一点位置，就一点机会都不浪费。但是，我写的改革建议很有说服力，所以在会议上几乎把所有人都说服了。我也很高兴，好多人还是希望变革的，希望把学校建设好。

没想到麻烦在后面。当时，学校任命了一个改革方案起草工作小组，我负责起草这件事，那是2003年春天，刚好赶上SARS（非典型性肺炎）爆发，学校没法开会，就把材料发下去，结果有人把这份材料直接发在了网上，网上就有很多人骂我。

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我觉得自己还是一心做好事，但是别人不一定也这样认为，反对的声音用各种的方式来批判我，包括人身攻击。我们有一个院系的副教授已经很多年没写学术论文了，但为了批判我这个改革方案，专门写了9篇。好多人说，我是在用企业的逻辑改造大学，因为我是研究企业理论的。为了应战，我后来出了一本《大学的逻辑》。许多大学的领导说他们读过这本书，很喜欢。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甚至会觉得学校是中国改革最落后的领域。大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都会自以为是，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谁都不认为自己技不如人，谁都不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正确或者不如别人有思想，所以吵得非常厉害。

当时讨论这个改革方案，让我主持全校的中层干部会议，每个院系派一个人来谈意见。按规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必须控制在20分钟内，其中有一个院系的书记反对我的改革方案，我主持的时候就不好意思打断他，他一直拖到40多分钟还没谈完。我就给他递了一个纸条：“时间到了，不能再谈了。”后来，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张维迎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谈不同意见就打断别人！”但是事实上，他占了两个人的时间，却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学校党委换届选举，我的票数是倒数第一，但我不在乎。那天中午，校长给我打电话说：“维迎，我听大家反映，你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里面批评北大。我专门看了，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你是出于积极的建设。但是我要事先告诉你，下午投票可能过不了。”我说，“那没关系”。当然我也没想到结果那么惨，居然倒数第一。很多人觉得北大改革失败了。但我必须说，至少在改革的精神上没有失败，这种尝试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候改革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执行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

2010年底，我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这对我来说真是天赐良机。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很疲倦，老在犹豫这个事干还是不干。有人说，为了学院的利益你必须得干，你招来这么多人，你就得担起一种责任。另一方面，我确实很疲劳，有点不太想干。这时候，别人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的困惑，我不需要再干了。后来，我自己想了想，觉得我适合提出思想来，不适合去具体操作。

此前国外好多人都已经知道我当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他们公认，不要说中国，全世界要找这样的院长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在国外的商学院院长中还是很受尊重的，到现在很多人仍然说起我，国内的好多院长对我也很尊重，因为我确实起了一个头，才引发了这些改革。

对我来说，读书、思考、写书、演讲、教书是我最擅长的事，由于这样一件阴差阳错的事，我又回到了我擅长做的事情上来。

我在这几十年中，听到最多的劝告就是：“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大家都对我很爱护。但是，我相信人类要进步，就得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想法。

要有这样一批人，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觉得我将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但我会思考自己说出来的是不是代表自己认知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如果达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