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尽管美国及其盟友大多公开支持乌克兰，而作为美国“印太战略”重要伙伴支点的印度却没有按照美国意愿选边站，反而在联合国有关谴责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决议草案中投了弃权票。印度此次的选择，一如既往地贯彻了印俄之间所达成的“互惠沉默”（reciprocity of silence）原则。历史上，印度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冲突、克里米亚危机中的行动也进行了辩护或保持了沉默。印俄能在一些关键战略问题上达成默契，除了共同战略利益驱使外，对于印度来说，印俄之间深厚的军备依赖是这种“互惠沉默”关系的重要后盾。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印度当前70%的武器系统仍然来自俄罗斯，2011—2020年进口的武器中约有63%来源于俄罗斯，2001—2010年这个比例达到75%，而俄罗斯2011—2020年对印军备出口约占全部军备出口总量的33%。高度依赖关系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然发生的过程，它也可以生成于资源供应方的主观能动策略之中。伴随俄罗斯对印度军备合作的主动锁定策略，印度与俄罗斯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军备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成为影响印度外交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将以印俄之间军备依赖为例，阐释不对称依赖关系形成过程中资源优势国所使用的主动锁定策略，以理解印俄军备依赖关系的历史来源、影响和挑战。
一、文献回顾
有关“依赖”（dependence）的研究从发轫至今呈现出学科扩散的趋势，在国际政治学领域衍生出以复合相互依赖模式为基石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埃默森（Richard Emerson）认为，“相互依赖”（mutual dependence）产生于“在追求目标时需要伙伴贡献”的情形，这一过程伴生权力和影响力，并以此提出“权力依赖关系”理论。后来，“依赖”这一概念扩散至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国际政治学也将相互依赖关系纳入研究视野之中。有学者认为，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指的是国家之间或者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形。他们对相互依赖的来源、形式和影响的讨论，是在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依赖研究基础上，将研究对象转化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创新尝试。由于“依赖”理论的跨学科特质，且本研究所指的“依赖”与国际关系学科内的“相互依赖”理论有所差别，本部分的文献回顾，将侧重梳理社会科学范畴内的“依赖”概念，而不仅是单纯分析国际关系学科内的相互依赖理论。关于依赖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及不足：第一，既有研究多关注复合相互依赖的构成，但很少探讨关键依赖纽带的决定性作用。继埃默森提出依赖产生权力的观点后，最早系统性分析相互依赖关系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他指出，相互依赖是国家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敏感反应关系，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随后，国际政治学者将这一经济学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并从单一的经济相互依赖研究发展到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和环保等多层次的复合型相互依赖研究。无论是单一的经济相互依赖分析，还是复合型相互依赖研究，都未能够真实还原决策者在定义国家间外交关系时所纳入考量的关键因素。此外，虽然已有部分研究通过诸如能源、投资、股市等单一指标分析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但大部分还仅局限于描述性研究，很难从理论上充分揭示这些单一指标领域内的相互依赖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第二，既有研究多注重分析相互依赖的影响，而忽略了分析相互依赖的成因及其中的生成机制。资源交换需求和依赖转换成本是维持不同主体依赖性的两大路径，基于这些思路，经济学家对依赖关系的来源做了不同维度的探索。资源依赖理论认为，需求方需要依赖外部资源来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权力关系。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随着合作的加深，需求方更换供应方会面临更高的风险和成本，转换成本的增加会巩固伙伴之间的联结效应，导致依赖加深。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列举了依赖的具体成因，但不同原因之间缺乏紧密联系，未能详细说明这些成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与此同时，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分析多围绕相互依赖在安全向度和权力向度的影响展开，即讨论相互依赖如何影响国际安全和国家权力对比，而忽视了对相互依赖成因的分析。第三，既有研究多认为相互依赖是自然发生的，忽略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学者们曾尝试分析依赖的来源及建立过程，提出依赖根据来源不同可以分为关系型、伙伴型和市场型等三种类型。关系型依赖建立在供应方和需求方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基础上，供需方由于彼此已经建立了相互适应的密切关系而变得依赖。伙伴型依赖来源于对特定伙伴的知识或能力的需求，特定的合作伙伴由于具备有形或无形的资源及能力禀赋而易与他方建立起依赖。市场型依赖是由于市场上缺乏替代选择而建立起的供需方伙伴关系。这些研究都只是分析了依赖的来源和过程，认为相互依赖自然发生，但其实供应方可以主动塑造需求并构建依赖，甚至可以通过一系列策略强化依赖关系，而既有研究对这些依赖的生成机制探究不足。不少国际政治学者倾向于认为相互依赖自然发生，对其中的生成机制未作深入分析，忽略了国家在建立依赖和破解依赖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策略性。基于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以印度和俄罗斯在军备领域所建立的依赖关系为例，尝试探求印俄不对称军备依赖关系的生成机制，并试图从理论角度探索供应国塑造不对称依赖关系的策略手段，以补充有关不对称依赖及其极端情形的研究。
二、印俄军备依赖程度的认定
按照依赖程度的不同，依赖关系可以出现轻微依赖、中度依赖和高度依赖等场景，程度高低则由是否存在供求关系、是否涉及关键资源、能否承担转换成本依次决定。当前，印度和俄罗斯的军备合作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的依赖关系。
（一）依赖关系的程度认定依赖关系可以出现轻度依赖、中度依赖和高度依赖等不同程度的情景，在一些高度依赖的场景下，还会出现一些极端情形。判断国家之间依赖关系的程度高低有三个标准：是否存在供求关系、是否涉及关键资源、能否承担转换成本。如果国家间没有供求关系，则它们没有依赖关系；如果国家间存在依赖关系，但这种依赖关系没有涉及关键资源（如能源、军备等事关国家安全的资源）则为轻度依赖关系；如果国家间存在涉及关键资源的供求关系，但依赖方可以承担解除依赖关系的转换成本，则这种关系为中度依赖关系，反之如若无法承担转换成本，则为高度依赖关系。在高度依赖关系中，容易出现一种极端场景，即依赖关系的锁定效应：在供应国与需求国之间的不对称依赖关系中（供应国对需求国的依赖程度要小于需求国对供应国的依赖），优势的资源供应国家在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构建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结构性权力和行为权力，从而可以影响弱势国的行为选择；而弱势的资源需求国除了维持目前的关系外别无选择，并为此作出与最初意图不同的行为选择。其中，结构性权力指的是行为体基于资源占有和控制的纯粹权力，而行为权力则是影响他者决策结果的机会。依赖关系的转换成本一般包括不确定风险、制度惯性和经济代价。首先，需求国如果要改变当前的依赖关系，则需要承担转换后的不确定风险。行为体往往有风险厌恶的倾向，而重新更换供应方将可能带来一些无法预见的结果，风险规避将使得决策者偏好保留原有路径。其次，由于现有供需关系会催生出一套新的相关制度模式，如果改变既有依赖关系则需要同时改变配套制度，而制度的更新又需要相应的时间、精力和情感等要素的投入。再次，经济成本是依赖关系转换的重要考虑。它综合了不确定风险和制度惯性当中所需承担的经济代价，此外还包括此前维护既有依赖关系及更新系统所付出的经济成本。
印度和俄罗斯在继承冷战期间印苏特殊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特殊和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其中军事合作是两国伙伴关系的重要纽带。2000年普京总统访问印度期间，俄印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普京强调了两国军事和战略合作制度化的重要性，并签订了印俄军事合作协议，承诺将向印度出口价值约3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并开展武器许可生产合作。印俄军备关系在两国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后获得很大提升，双方在2001年2月签订了新的军购合同以及涉及军事技术转移和许可生产的两个协议。2010年，梅德韦杰夫总统访印期间，印俄关系提升至“特殊和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又催生了一批新的军备合作协议。目前，印度是俄罗斯最大的武器装备出口对象国，印度自冷战以来形成的对俄罗斯（苏联）军备依赖逐步加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印度和苏联在1971年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印苏之间的武器装备贸易总量显著增加。尽管苏联解体初期，印度和俄罗斯间的军备贸易规模短暂减少，但在进入21世纪后又达到新的巅峰。自1961年以来，印度历年从苏联/俄罗斯进口的军备数量占其军备总进口量的69%，而排名第二的英国也只占10%。 印度军队现役的苏制/俄制武器达到总量的85%之多，而不是此前广泛认为的60%—70%。印度海陆空各军种对俄罗斯保持着不同程度的依赖，其中海军对俄罗斯依赖程度最高，其次为空军，陆军最少。自1961年以来，印度海军从俄罗斯进口的武器装备占总量的62%左右，空军的这一比例约为50%，陆军为43%。 海军方面，印度历史上的第一艘潜艇就源自苏联，即641型常规潜艇，于1967年服役并更名为印度“虎鲨”号（INS Kalvari）。目前，印度现役15艘常规柴电潜艇中，有7艘是苏制的“基洛”级潜艇。印度唯一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阿里汉特”号（INS Arihant）由本土制造，但其大部分技术是基于俄式平台研创。印度的10艘导弹驱逐舰中有4艘为俄制61型驱逐舰，17艘护卫舰中有6艘为俄制“塔尔瓦尔”级护卫舰。印度现役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INS Vikramaditya）也由苏制“基辅”级舰改造而来，其所有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均由俄罗斯制造或许可生产。空军方面，俄罗斯也是印度战斗机的主要进口国，目前印度800架现役战斗机有约60%来自俄罗斯，仅有的6架空中加油机也为俄制伊尔-78。陆军方面，印度的主战坦克主要由俄制T-72M1（约占65%）和T-90S（约占32%）组成。此外，印俄已启动联合开发和生产“布拉莫斯”（Brahmos）超声速巡航导弹的计划，已研制出陆基和海基导弹，正进一步研发潜射和空射型导弹。
同时，从俄罗斯角度来看，印度也是重要的军备出口市场。苏联解体后，印度的军购份额占俄罗斯军备出口总量整体持续上升。1961—1970年，苏联出口至印度的军备量占其总额的7%，1971—1980年为8%，1981—1990年为17%，1991—2000年为22%，2001—2010年为27%，2011—2020年已达约33%，表明印度在俄罗斯的军备出口贸易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近十年来，俄罗斯军备出口额占其经贸总出口额的3%—5%。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加剧，俄罗斯武器供应更加偏向国内市场，加之媒体广泛宣传俄制武器在战场上表现不佳，俄罗斯的全球武器市场进一步萎缩，军备出口额有所下降。然而，俄罗斯对印度的军备出口比例仍旧保持在高水准，俄罗斯2020年对印军备出口额占俄军备出口总量的51%，而2022年仍旧维持在48%，可见俄印军备合作的稳定性。上述情况和数据表明，印俄之间的军备合作达到了一种高度依赖的关系。首先，印俄之间存在着军备供求方面的依赖关系。其次，由于军备合作关乎国家安全，因此印俄之间的依赖关系涉及关键资源。再次，印度大部分现役武器装备由俄罗斯进口或者与俄罗斯合作开发，而同时当前军备出口占俄军备出口总量约50%的印度市场对于俄罗斯来说也非常重要。印度如果要转变印俄两国之间极深的军备依赖关系，将需要对自身的国防系统进行彻底的更新改造，其成本规模是难以预估的；加之印度自冷战以来与苏联/俄罗斯保持着长期深入的军事合作，印度军队现今的作战理论也大多受到苏联/俄罗斯作战思想的影响， 转变武器系统也相当于要改造整个军队的作战理论体系，难度进一步提升。而俄罗斯若要放弃印度这一庞大的军备出口市场，则相当于放弃了一半的军备出口量，尤其是在当前内外受困的背景下，其成本也非常巨大。
三、俄罗斯对印度主动锁定策略的过程分析
高度依赖关系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然过程，它也可以伴随着资源供应国的主动性策略而得到强化，而这些主动行为背后往往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动机。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军备供应动机多出于政治考虑：苏联希望通过军事供应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赢得新的政治盟友，以此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多的支持，追求经济利益并不是苏联的主要目标。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尽管继承了其绝大部分遗产，但国家实力已经无法同日而语，难以再维持过去苏联不计经济利益的军事供应模式。在俄罗斯目前的武器出口政策中，经济考虑已经凌驾于政治考虑之上。 俄罗斯希望将本国的武器工业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产业，同时用它来满足本国的军事发展需要。因此，冷战时期，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需求，苏联期望通过印度将亚洲开辟为第二战场，赫鲁晓夫执政后开始与印度接触，并逐步升级两国的军备合作。1966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P. Gandhi）访苏时，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了更多的军备需求，但被拒绝，直到印度承诺改走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才对印度提供了进一步的军事援助。苏联解体后，受印度庞大的武器市场吸引，俄罗斯对印度的军备贸易主要受实用主义和共同利益驱动。尽管动机不同，但这些利益需求都足以促使苏联/俄罗斯通过一系列主动性策略来不断加深与印度之间的军备联系，直至印度对其产生高度的军备依赖关系，进而促使印度帮助其实现本国的政治或经济目标。整体来看，苏联/俄罗斯的主动锁定策略包含四种措施：展示、供应、刺激和捆绑（参见图3）。其中，冷战时期，苏联完成了绝大部分步骤，形成了对印度的军备锁定；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则继承了这些锁定逻辑。展示策略是指苏联/俄罗斯为其武器产品塑造良好的形象、促使需求国信赖本国产品实力的过程，具体途径包括参加军展、强化武装冲突中的武器宣传、与他国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和军事培训等。首先，参加武器展览。早期苏联由于武器保密的需要，并不热衷于参加武器展览，这给其武器销售带来了弊端。冷战时期，苏联的武器常常被西方描绘成世界上最糟糕的装备，目的是将苏联排除出世界军备市场。例如，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期间，西方媒体广泛批评苏制T-30C坦克的表现。鉴于此，苏联/俄罗斯逐步修改了自己的武器出口政策，并积极参加在智利、中国、土耳其等国举办的各类军事展览，展示本国武器的性能特点和使用方法，以消除其他国家对苏联/俄罗斯出口武器质量的怀疑。其次，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也是苏联/俄罗斯武器展示的好平台。冷战期间，苏联武器操作简单、性能较高，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等武装冲突中显示了其价值，如展现了米格系列战斗机、S-75和S-200导弹系统等武器的优势。除了部分欧洲国家外，朝鲜、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一些阿拉伯国家也是苏联武器的主要买家，当时这些国家70%—90%的武器由苏联制造。再次，联合军事演习为苏联/俄罗斯向国外展示本国先进武器提供了机会。最后，军事教育合作也是苏联/俄罗斯施加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苏联为了发展“科学界的社会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教育和培训工作，截至1984年向这些国家派遣了约1.9万名苏联军事专家，这些国家也派出4 000余名军方学员在苏联接受教育。然而，自独立以来，印度一直拒绝他国在其本土设立军事基地或派遣军事顾问，只允许几百名训练武器操作和设备维护的苏联人留在印度，也只派遣极少量印度军官前往苏联接受培训。但这种规模的合作同样能形成影响。供应策略是指苏联/俄罗斯按需为其有意拉拢的对象提供难以替代的军备产品，并通过少量、渐进的供应强化对象国的依赖。首先，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忽略印度军备需求时，苏联及时出手填补了印度的供应空白。在1962年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之前，印度的军事装备主要依赖于西方国家的供应。由于英美对印巴关系持谨慎态度，因此并不轻易向印度提供更多的武器。在印度连续两年未获得英国“闪电”战斗机和美国F-104战斗机的许可制造权后，苏联慷慨地转让了6架米格-21战斗机给印度用于本土许可制造。再加上印度未能成功采购到美国的海军装备和无法借用到3艘英国“果敢”级驱逐舰后，印度更加怀疑西方的军备供应态度，转而与苏联加强了接触，苏联开始不断向印度提供各种易于操作和维护的武器。其次，苏联/俄罗斯还向印度提供英美无法供应的关键装备和技术，并允许其许可生产，增强了其不可替代性。俄罗斯是迄今为止唯一与印度分享敏感技术的合作伙伴，且分享的开放程度较高，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难以实现的。苏联协助印度组装米格-21、米格-23和米格-27战斗机， 还将印度纳入米格系列机身、引擎和零部件的全球供应链中。此外，印度还与俄罗斯签订了联合开发“布拉莫斯”超声速巡航导弹的协议，从俄罗斯采购航母以及具备发射巡航导弹能力的核动力潜艇，并获俄罗斯准许使用其格洛纳斯（GLONASS）全球定位系统，以及成为T-90坦克和苏-30MKI的生产商。1988—1991年，苏联借给印度一艘“查理”级核动力潜艇，成为世界上第一艘外借核潜艇的国家。在军备供应方面，俄罗斯一直是印度的头号战略合作伙伴，俄印军备合作将长期无可替代。在军备许可生产方面，印度从俄罗斯得到的帮助，远多于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其他国家。俄罗斯的这些慷慨举动，不仅确保了印度的安全需求，而且还以技术转让发展了印度国防本土化生产能力。再次，苏联/俄罗斯的武器供应还有自身的服务优势。一是苏联/俄罗斯会根据客户国的战略需求和军队特征来建议购买何种武器。苏联/俄罗斯会充分评估客户国及其潜在对手的作战理论和潜力，以便在正式谈判过程中为客户国提供最有利的武器种类和数量，努力保持客户国军事装备的系统性，但也很少强迫他国购买它们推荐的武器产品。客户国一般都会要求购买防空、反坦克等对抗特定攻击的武器系统，但这种要求并不总是符合客户国的实际，苏联/俄罗斯官员便会说服客户国的军事代表采取更加合理的立场。印度在1962年武装冲突中失利后，希望能从苏联大量采购武器，但赫鲁晓夫当时对印度官员建议，“军事化会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印度军事化将会招致真正的灾难”。二是苏联/俄罗斯会为客户国提供必要的军事技术援助，以保证客户国所采购的军备得到长期的有效维护。苏联/俄罗斯除了会为采购国推荐操作和维修程序简单的武器外，还会为其武器系统配备相应的维修、测试和调整技术，协助建立中大型武器修理基地，并提供维修人员培训。最后，苏联/俄罗斯还会通过渐进式供应逐步增强客户国对其军备的依赖。一是苏联/俄罗斯一般会有节制、少量、渐进地供应武器的零备件，而不会一次性满足客户国的需要。因此，客户国会对苏联产生持续性长期依赖，尤其是在危机情形下，对苏联的零备件依赖会更容易转化为苏联对客户国的影响力。二是尽管苏联/俄罗斯会以优惠条件供应武器系统，但它们的零备件往往价格高、技术保密度高，且被苏联禁止再出口或升级，导致武器维护的整体成本较高。印度早期在与苏联签订协议时并没有充分关注到有关产品服务的条款细节，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获得了苏联/俄罗斯的武器，客户国为了未来获取零备件，将不得不接受苏联/俄罗斯的影响力。苏联解体初期，原有的苏联军工业生产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印度也面临着严重的武器零备件短缺的问题， 印度对苏联/俄罗斯的武器依赖延迟了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战略缺陷”。刺激策略是指苏联/俄罗斯通过优惠条件等持续增加本国军备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以减少客户流失。冷战时期，作为非华沙成员国，印度享受到了苏联国防供应的“例外主义”，获得了升级的国防设备及可负担的优惠价格，这使得苏联/俄罗斯逐步成为印度军备来源的最佳选择。首先，苏联/俄罗斯提供价格和支付优惠，可以缓解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困难，并在苏联解体后仍然宽容处理支付问题。冷战时期，苏联以“友谊价格”为印度提供先进的武器系统，允许印度以低利率办理长期的分期付款，并可以使用印度卢比购买。苏联武器一般由政治领导人直接定价，而不是由生产厂家设定，因此其价格又被称为“政治价格”。而当时西方国家出售武器时，要求在发货前预付货款，还很少允许用客户国当地货币支付。此外，“卢布—卢比”支付安排允许印苏之间实行易货贸易，印度可以通过诸如衣物、影印机、冰箱和电视等轻工业产品出口抵消军备支付款项，为印度节省了珍贵的外汇。苏联的支付和价格优惠缓解了印度当时的现金流问题以及国防与发展支出的矛盾，更易被印度政府接受。曾有印度高官指出，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支持有助于巩固“印度的尊严、主权和独立”。其次，相比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维持军备联系的政治代价较低。尽管俄罗斯武器供应存在不少缺点，但它不会考虑客户国的国内政治环境和人权问题等，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在日后施加政治条件。西方国家经常会在人权问题或者国内政治环境等方面添加附加条件，而俄罗斯因为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建立起确保终端人权状况的行政或立法审核程序，可以更快地与客户国达成交易。再次，许可生产也是俄罗斯军备的另一大吸引力，这是印俄长期军备关系的立足点之一。冷战时期，美国不同意印度开展本土许可生产，而印度在进口了一定量的米格系列等武器后，苏联允许印度在本国开展组装类别的许可生产，这可以帮助印度发展本土武器生产能力。印度是当时第三世界中唯一可以许可生产苏联武器的国家，这表明了苏联对苏印军事联系的信心，以及相信两国拥有长期的共同地缘战略利益。印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是两国军事合作的成功代表，两国国防部长每年都会举行会晤，讨论和审查该委员会正在进行的项目及其中的问题，印度借此实现了联合生产“布拉莫斯”导弹、组装各类坦克和飞机以及雷达等装备。最后，俄罗斯针对客户国及其潜在威胁国的平衡策略也是不断刺激客户国需求的手段之一。冷战时期，苏联的军事供应是改变地区力量平衡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例如，索马里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苏联结盟后，在苏联的军事支持下，于70年代中期崛起为非洲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并超越了其邻国兼对手埃塞俄比亚。但1978年之后，苏联又开始给予埃塞俄比亚大量军事支持，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向其输送了价值约1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苏联的这种做法加剧了地区军备竞赛，但客观上增加了苏联对外军备转移。类似的情形同样也发生在南亚次大陆，苏联同时销售武器给印度及巴基斯坦。在20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圣战者”对抗苏联军队、苏巴关系转为敌对之前，苏联曾从60年代开始向巴基斯坦供应武器以改善关系。1968年7月，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抗议苏联继续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经慢慢改善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并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开展两国常规军演等。这些都是让印度感到不安的因素，客观上也容易加剧南亚地区的军备竞争。但由于巴基斯坦的购买力有限，俄罗斯不会向巴基斯坦供应与印度相同的武器，并不会将与印、巴的军事联系放在同一水平线上。捆绑策略是指苏联/俄罗斯以点带面，将国家间单一的军备关系延伸到其他方面，通过建立更加复杂的相互联系来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首先，俄罗斯将俄印军备合作拓展到其他军事层面的合作，通过观念扩散等对客户国施加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印俄之间还广泛开展政治和军事对话、军事演习以及军事教育等合作，俄罗斯通过这些联系积极影响印度的国防规划、军事战略思想和作战思想等，使得俄罗斯国防观念间接地扩散到了客户国中。印度的作战思想深受俄罗斯影响，其常规战略和核战略中都能找到一些俄罗斯的印记。例如，“冷启动”（Cold Start）军事学说中的“快速打击”概念就模仿自苏联“作战机动小组”（operational maneuver group）理念，而印度和俄罗斯都倾向于对核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限制损害战略，因此印度偏向于选择购买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其次，除军备支持外，苏联/俄罗斯还通过经济和外交支持等手段进一步拓展两国关系。苏联从1955年开始就试图通过大量的经济援助来支持印度。当前，印度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也产生了较大的依赖：印美签署民用核协议后，欧美国家因印度的核责任法，对与印度的核合作仍旧有所顾虑，而俄罗斯率先与印度展开了较大规模的民用核合作，并于2018年签署合作协议，为印度增建6处民用核反应堆。除了核能合作，印度还投资了俄罗斯的油气产业，如印度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委员会（Oil and Natural Gas Commission）长期参与俄罗斯位于库页岛附近的化石燃料开采项目。苏联/俄罗斯还给予了印度诸多国内政治和外交支持。例如，苏联曾敦促印度共产党在印度议会支持国大党的军事化政策，减少国大党的执政阻碍。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当美国的军舰驶入孟加拉湾以威慑印度的军事行动时，苏联也派遣了16艘军舰进入印度洋，并迫使美国船只撤离。 印度1974年核试验引发西方国家一片讨伐声，而苏联并没有谴责印度的行为。对于印度在斯里兰卡的军事行动，苏联还给予了支持。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的立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中为印度投了反对票。俄罗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印度的支持延续到了现在，如2020年1月就联合国安理会是否审议克什米尔问题时，俄罗斯声援了印度。 俄罗斯对印度的历史支持，使得印度政府和民众相信俄罗斯是印度久经考验、值得信赖的盟友。
四、俄罗斯主动锁定策略对印俄关系及印度外交的影响
通过“展示—供应—刺激—捆绑”这一机制，俄罗斯逐步在军备领域与印度形成了高度依赖，这一高度依赖关系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经过六十余年的军备往来，印度已经对俄罗斯的军备形成了高度依赖：印度不只在常规和战略武器的发展上严重依赖俄罗斯，其国防发展模式以及作战理论等观念层面也深深烙上了俄罗斯的印记。具体来看，高昂的固定成本使得印度的合资军工企业很难摆脱对俄罗斯的高度依赖。此外，俄罗斯如果拒绝为印度提供备件、弹药或者服务支持，印度现有的大量国防物资将遭到严重破坏。俄罗斯也曾系统地为印度培训了武器操作人员和国防专家，积累了深厚的基础和惯性。再加上印度和俄罗斯在政府、军队和外交层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国间的军备贸易已经形成一套涉及采购、融资和官僚协作的网络效应，更难以打破根深蒂固的高度依赖关系。20世纪80年代，印度曾试图使其军备来源多元化，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倚赖苏联来满足其短期的军事需求。苏联解体初期，印度有机会重新寻找武器装备的替代来源，但由于已经对俄罗斯的军备形成了高度依赖，其难以与俄罗斯在政治和军备上割裂。印度仍然需要依赖俄罗斯来维持其国防运作，以避免陷入极度脆弱的境地。此外，由于俄罗斯军备供应仍然具备吸引力，印度对俄罗斯的高度依赖还在持续。例如，尽管印苏此前的军购“友谊价格”在冷战后取消，但俄罗斯提供的武器价格对印度来说仍然具备成本效益。冷战后，印度实行国防采购市场化竞争策略，国际竞争增强了印度与俄罗斯间的议价能力。印度不太可能找到另外一个像俄罗斯这样愿意与其在先进战略系统上合作的国家，这也将进一步增强印度维持与俄罗斯军备关系的决心。俄罗斯的主动锁定策略和印度对俄罗斯军备的依赖关系，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印俄关系以及印度的外交选择。依赖的增加客观上会推动伙伴之间的信息交换，增强相互适应，进一步提高关系满意度。从这一角度上来看，印俄间的军备依赖增加了更多的共同利益，双方会努力减少外交分歧对双边军备合作的破坏，积极促进印俄关系的发展。首先，印俄军事合作逐步升温，两国间的军备合作从简单的“买卖”关系转向合作研发、联合生产的更高阶水平。在购买苏联军备初期阶段，印度国内不少亲英国派军官大力反对，但随着合作和依赖的加深，俄罗斯逐步成为印度无可替代的军备合作伙伴。除了“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联合研发与生产外，印俄另一个主要的合资项目是开发第五代战斗机T-50。该项目总耗资约350亿美元，目标是研发类似美国F-22战斗机的飞机。2020年，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与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签订了一项技术开发合同，将联合研发先进点火技术，为火箭和导弹提供更高性能的动力推进系统。2021年12月，普京访问印度期间，俄印签订了一项为期10年的防务合作协议。根据新协议，印度将在本土工厂生产60多万支AK-203突击步枪。与俄罗斯的联合研发和生产合作对印度的军事现代化和武器出口计划至关重要。例如，2022年，印度向菲律宾出售了价值3.75亿美元的三套“布拉莫斯”导弹，而该系列导弹是由印俄合资企业共同生产的；2020年，印度还向缅甸运送了一艘“基洛”级潜艇。 对印度来说，当前的印俄军事合作整体利大于弊。在国防工业本土化的长期目标指引下，印度还将继续从俄罗斯采购武器并联合研发军备技术。其次，印俄外交也相应得到进一步深化。虽然印俄贸易量相比印美贸易量微不足道，但通过60余年的防务合作，俄罗斯已经证明是印度久经考验的战略伙伴，两国也将继续维持在政治、安全和其他战略问题上的合作。印俄关系的良好历史记录，使得印度政府和民众都对俄罗斯产生了积极的情绪。尽管印度近年来与美国不断走近，但仍然不会放弃俄罗斯这一重要合作伙伴。俄罗斯既是印度外交平衡战略的重要支点，也是印度国防发展和军备供应的关键合作伙伴。虽然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关系日益紧张，但印度还是在2021年12月邀请普京来访，并在同月举行了印俄首次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对话，表明俄罗斯的重要性不亚于印度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中的伙伴关系。在安全问题上，俄罗斯还支持印度军队实现其未来战略。例如，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印度已经在塔吉克斯坦建立了两个空军基地。能源方面，印俄间的合作也在加深。目前，俄罗斯国有企业正在协助印度建设最大的核电站。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印度在2022年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了200万吨石油的合同，还将投资俄罗斯油田和液化天然气项目，并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采炼焦煤。俄罗斯是印度的头号战略合作伙伴，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许多方面都是无可替代的。印度对俄罗斯军备的高度依赖侧面上推动了本国常规和战略能力的提升，但同时可能损害印度的战略灵活性，使得印度外交遭受机会主义风险。首先，增强了俄罗斯外交的要价能力。尽管俄罗斯在不同时期供应军备给印度的动机不同，但出发点都是基于物质或意识形态层面的国家利益。在高度军备依赖的情境下，供应国可以凭借由不对称依赖产生的权力，影响客户国的决策选择。俄罗斯利用武器销售来推进其外交政策利益，通过发展防务关系来增强其地区和全球影响力。俄罗斯目前的外交关系部分得益于与许多国家间的长期防务和军备出口关系，其中许多关系源自冷战时期。维持这些防务关系对俄罗斯巩固全球外交、政治和军事利益至关重要，构成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研究表明，俄罗斯利用这些关系促使其他国家将俄罗斯纳入谈判中，并尽可能利用这些关系对冲、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其次，减少了印度军队发展的自主性。没有俄罗斯的军备，印度军队将很难有效运转。印度每个军种的前线部队都装备了俄罗斯的武器，如陆军拥有T-90坦克，空军有米格和苏霍伊飞机，海军有苏式核动力潜艇和航空母舰，这使得印度在零备件供应、武器维修和操作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对武器系统和联合军事行动的依赖。如若俄印发生冲突，俄罗斯可以通过零备件断供来削弱印度的军事力量。为了换取俄罗斯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支持、避免与其产生直接冲突，印度需要在国际场合不断支持俄罗斯。再次，削弱了印度的战略灵活性。与俄罗斯的军备依赖关系是印度外交行为的重要因素。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印度在联合国有关谴责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决议草案中投弃权票。冷战时期，为了获取苏联更多的军备支持，印度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舆论中给予了苏联诸多支持。在苏联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印度一如既往地拒绝投票支持联合国谴责苏联行为的决议。面对印度议会的质疑，英迪拉解释“政府不能被感情冲昏头脑”。作为回报，柯西金于1969年2月非正式地建议苏印签署双边协议，以取代此前的口头保证。这是苏印《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背景之一。戈尔巴乔夫执政时，希望印度能支持自己在亚洲的和平倡议。如同往常，即使资金紧张，苏联还是向印度提供了金额庞大的新一轮贷款计划，并推出了新长期科技合作计划。印度曾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承认了苏联所支持建立的柬埔寨政府，导致与中国的关系愈加紧张。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英迪拉曾私下批评苏联的行动，但印度还是在1980年的联合国表态中支持了苏联的行动。苏联领导人欣赏英迪拉“现实而又平衡的回应”，当年即向印度提供了为期15年、价值约16亿美元的军事采购信贷，使得印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武器进口量第一的国家。
五、印俄军备依赖中的不稳定因素
印度对俄罗斯的军备形成了高度依赖，但有一些不稳定因素正在破坏这一依赖关系的质量。印俄军备贸易过程中的摩擦、俄罗斯军备国际竞争力的下降、美印军事关系的发展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损害印俄军备依赖的稳定性。俄罗斯的交易流程体验不佳。对于武器零备件供应，印度官员曾多次抱怨与俄罗斯的交易过程存在诸多问题：交付过度延期、价格经常变动、成本预算超支、被要求提前付款，以及经常签订新合同或长期合同。俄罗斯的有些行为甚至就是为了增加印度对俄罗斯的军备依赖。例如，苏联赠送给印度的“戈尔什科夫”航空母舰的翻新计划延迟了6年，导致实际翻新成本比预计价格多了两倍；印度订购的3艘“塔尔瓦”尔级护卫舰也延迟交付，总成本接近15亿卢比。俄罗斯人员在合作过程中展现的沟通态度、行政经验和专业知识颇受印方诟病。米格-21升级项目被大量延迟交付，其发动机和显示系统也未达到印方的要求。印度不满俄罗斯技术转移的程度。尽管俄罗斯的军备销售以其扩大的技术转让和联合开发著称，但印度对其中的限制也不乏抱怨。例如，俄罗斯曾向印度租借核潜艇，虽然表明其愿意和印度分享相关技术，但施加了一些限制。1988—1991年第一次租赁期间，苏联工作人员直接管理核潜艇的核反应堆，不让印度人员接触。苏联专家怀疑印度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对技术转让协议的解释相当严格，印度科学家只能获得苏联认为对组装或分装系统必需的图纸或说明。由于苏联供应商不回答印方提出的任何问题，印度科学家也就不指望能从苏联许可的任何武器生产中获得重大技术突破。印俄曾宣布共同研发第五代战斗机，但因为两国难以在开发成本、技术使用和飞机数量上达成一致，该项目最终被搁浅。类似结果也出现在中型起重运输机MTA/Il-214的共同研发项目中。此外，在俄罗斯1996年加入“瓦森纳安排”（Wassenaar Arrangement）后，印俄的联合研发前景也出现了不确定性。武器质量问题是影响印俄军事关系的一大因素。俄罗斯的武器系统以高性价比著称，同等质量水平的武器系统，俄制产品的价格会比市场价低30%—35%。尽管俄制武器性能强劲、维护简单，但质量问题似乎较多。例如，印度国防部2012年的报告指出，从苏联/俄罗斯采购的872架米格系列战斗机中，有一半已经坠毁，米格飞机因此也被称作“飞行棺材”。2021年，印度三军总参谋长比平·拉瓦特（Bipin Rawat）坠机时，所乘坐的就是俄制米-17V5武装直升机。印度采购的苏-30MKI也被曝出发动机和显示系统存在质量问题，有人怀疑这些问题是导致2012—2017年5起坠机事件的主要原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售主要由经济因素驱动，开始采取自由市场定价方式，放弃了过去政治定价的模式，提供给印度的武器价格优惠减少，过去的“卢布—卢比”交易系统取消。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急需硬通货来执行军备交易，而无法支持过去苏印之间的易货贸易形式，当时印度还欠俄罗斯120亿—160亿美元的军购款。两国围绕欠债利率谈判，俄罗斯同意印度可以在1993—2005年每年还款10亿美元，37%的剩余欠款可以免除利息。国际军备出口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俄罗斯军备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近年来，中国、韩国、南非和新加坡等国增加了武器出口数额，压减了俄罗斯军备供应商的份额。此外，由于武器出口涉及国家安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难以适用于军备领域，许多国家会通过补贴等刺激手段来增加出口。2001—2010年，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军备额占总进口量的75%，而2011—2020年，这一比例下降至63%。近年来，在军备来源市场多元化政策驱动下，印度正加强与美国、法国、英国和以色列等国的军备采购合作。近十年来，印度进口美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军备量比例增幅明显，如从美国的进口份额从2001—2010年的1.18%增至2011—2020年的12.36%，而从法国的进口份额则从1.94%增加为7.33%。此外，俄罗斯武器在 2022 年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也进一步降低了印度的进口份额。俄罗斯军备供应份额下降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产能受到质疑。苏联解体后引发的经济危机和预算收紧重创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体系，俄罗斯与其他军备供应国的差距拉大。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庞大的国防工业综合体，包括近2 000家企业、900多家研究中心等。 但由于苏联解体，这些机构与过去加盟共和国内的专家失去联系，还有不少经验丰富的专家前往其他国家另谋工作。由于武器产能下降，俄罗斯难以平衡国内和出口订单，需求国担心俄罗斯难以完成出口武器订单。第二，俄罗斯越来越倾向于将技术转让和联合开发纳入武器销售中，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客观上会对俄罗斯武器出口产生负面影响。通过技术转让和联合开发，诸如中国和印度等传统客户会逐步发展自己的本土国防工业，最终会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第三，美国制裁增加了俄罗斯武器出口的成本，对需求国的军备采购不利。美国在2017年出台了《通过制裁对抗美国对手法案》，旨在通过减少俄罗斯在全球防务市场的份额以惩罚其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2021年，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负责人表示，美国的制裁将给俄罗斯及其合作伙伴带来严重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将不得不放弃使用美元交易，以减少美国制裁的风险。例如，2017年，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达成了一笔价值11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两国同意印尼使用咖啡、棕榈油等商品来交换俄罗斯的战斗机。 但由于美国制裁的影响，印尼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笔订单。军备贸易常常被看作是美国外交关系的核心构成部分，印度拥有巨大的军备贸易市场，通过双边战略关系推动军备贸易是美国深化美印关系的重要考虑。与印度政府签订《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时，小布什政府就有打开印度军备市场的考虑。在“印太战略”背景下，印美军事合作升级，可能成为制约印俄军备合作的重要因素。《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报告将印度的角色定义为“安全网络的提供者”及“主要的防务伙伴”，并计划通过美印军事合作强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可见军事合作是“印太战略”框架内美印关系的重中之重。近年来，美印通过军事协议、军事贸易和军事演习等内容不断巩固双边军事关系，双方在联合军事演习和签署军事基础性协议方面已经超越了俄印间的合作程度。在军备贸易方面，2018年8月3日，特朗普总统给予印度“战略贸易授权1类”（Strategic Trade Authorization-1）这一同盟级待遇，美国与印度的军事贸易迅速升级。印度是第一个获得美国海上“守护者”无人机的非条约伙伴国，美国自2008年以来已经累计向印度出售了66亿美元的防务产品，还将与印度联合生产F-21 和F/A-18飞机。然而，美印的军事合作对俄印军事关系的消极影响存在限制。第一，远离俄罗斯对印度有不利的外交影响。印度的战略自主外交并不会使印美迈向过于紧密的关系，印度将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保持一个弹性的存在。第二，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永远无法达到俄罗斯对印度那般慷慨的地步。印度现在仍是俄罗斯的第一大武器出口国，俄罗斯还需要印度的投资与合作来推动本国国防产业的发展。因此，相比于美国，俄罗斯会更加重视与印度的军备合作。第三，美国的军备供应受到本土价值观的影响，但俄罗斯不会以人权等价值观因素限制贸易合作，这也是俄制武器的一个卖点。如果在外交上遇到分歧，美国会更有可能以武器断供作为惩罚手段。印俄久经历史考验的军备合作关系，将很难轻易因美国插足而遭到破坏。
结语
本文系统分析了在供应国主动锁定策略施动下，高度依赖关系如何出现并影响资源需求国的外交关系。通过“展示—供应—刺激—捆绑”这一系列主动锁定策略，俄罗斯逐步塑造并强化了印度对其军备供应的高度依赖，使得印度在常规和战略武器发展上严重依赖俄罗斯，国防发展模式和作战理念也深深烙上了俄罗斯的印记。印度对俄罗斯军备的依赖关系，也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印度的外交选择，甚至可能损害印度的战略灵活性，使得印度外交遭受机会主义风险。为破解高度军备依赖对印度本国利益的不利影响，印度正尝试通过两方面来增强本国要价能力：一是继续遵循多元化市场原则，分散武器进口来源；二是推进国防本土化生产计划，提升军备自给自足能力。长远来看，尽管破解策略易寻，但真正的挑战是如何高质量地落实这些措施，这对印度来说道路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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