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不该是“命题作文” 再议科研“潜规则”

学术道德到了最危险时刻 麻木将自毁长城

　　不久前，清华、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两位现任院长施一公、饶毅，以“自揭家丑”的方式，将国内科学界存在的诸多问题，捅到了国际顶级科学杂志上。

　　施一公、饶毅以《中国的科研文化》为题，在《科学》杂志上狠批中国的科研文化“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称“尽管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研究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文中还力陈我国科研中存在的种种痼疾，如“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而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力”等等。

　　此文的中文版本，在中科院《科学时报》头版同时刊发。不久前《人民日报》再次以“经费体制该改了”为题全文转发了施、饶的文章。联系科学界近期爆出的种种丑闻，时下对学术体制以及学术道德的追问已经成为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

考评制度下的造假

　　对于国内学术论文造假屡屡曝光，已经不再是新鲜事。今年9月出版的《自然》杂志在“通信”栏目刊登了国内某期刊编辑部主任的来信，标题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一本中国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剽窃》。但是，由此国内学术论文注水现象，可见一斑。

　　今年《自然》杂志曾对中国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一事报道中，指出中国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是造成科研人员普遍造假的主要原因。该文醒目的标题《发表论文，抑或自行灭亡》，道出了国内科研工作者在现有考评制度下，不得不突击造假的苦衷。

　　目前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普遍以被SCI收录的论文数量作为圭臬，与待遇奖励、基金申报等挂钩。而一篇SCI论文，不仅要研究内容、学术价值达到国际公认的水平，仅投稿过程包括的初审、修回、二审等环节，往往就花费大半年的时间。但是，以SCI为准绳的考评却每年都要举行。如此重负之下，论文造假就成了捷径。

　　SCI这一国际公认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在国内科学界的特定语境下，则变为了“中国式的愚蠢想法”（Stupid Chinese Idea）。

科研不该是做“命题作文”

　　今年我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而早在去年底，中国的科研投入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也位居世界第二。

　　这些巨额的科研投入既包括每年固定评审的国家自然基金，也有诸如863、973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但是，巨额的科研投入是否带来科学水平的飞速提高呢？除了上述注水的论文发表之外，人们听到的更多是诸如“中国为什么培育不出大师”的钱学森之问，看到的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时国人失望的表情。

　　科研基金既是科学研究得以维系的经济基础，也在调控科学资源分配上起着导向作用。科研基金分配的决策首先应该遵循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目前普遍的基金申报模式是：政府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制定出固定研究方向的项目申报指南，科研工作者再根据申报指南进行基金申报。本应体现科学精神、科学规律的科研基金的申报，成为了政府部门的“命题作文”。而在此过程中，从项目立项、资金分配到成果鉴定，又都离不开“人治”的影子，最终导致科研基金分配可能成为权力、人情的衍生物。

学术打假，怎一个愁字了得

中国式的科研文化

　　至于施、饶文章题目所指的中国“科研文化”。相信，有着多年海外求学工作经历的二人，在北大、清华履新之后，对此应该感触颇深。

　　中国文化中有着“尊师重道”的光荣传统，也有着“天、地、君、亲、师”狭隘的门户渊源。2008年，饶毅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推行实验室PI制度（实验室研究组长负责制），公开招聘各实验室负责人，而北大生科院退休教授意见相左。两人在对学科研究方向、实验室负责人选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交锋的背后，应该是看做两种科研文化的碰撞。

　　饶毅历来对研究生老师的“老板”称呼，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传统文化恶习的现代翻版。联系到今年教师节教育部提出了“不收礼”的倡议，看似啼笑皆非，却是国内科研文化中师生关系扭曲的明证。

　　此外，国内科研界还存在重学历、轻能力的陋习。名牌大学的学历好比光鲜亮丽的书籍封面，即便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大家也希望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往自己脸上贴金。而饶毅在谈及自己学历时，坦承曾是中国二流学校的毕业生，可恰是这个中国二流学校（江西医学院）的毕业生，却两次拒绝哈佛大学的研究任教的邀请。“英雄不问出处”的道理看似浅显，但在当前的科学界很少能找到现实注解。倒是关于教授学历造假的新闻层出不穷。

唤起科学家的责任

　　科研基金分配制度不合理，科研文化建设不健康，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却鲜于听见来自科学界的声音。其中原因，也许如施、饶文中所言，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更多的人则持观望等待态度，选择了沉默。施、饶两位敢于道人所不道，是其勇敢之处。

　　在人们普遍将中国科研问题归咎于外部环境、现存制度之时，深刻地指出制度背后的文化陋习。言人所未言，又是施、饶两位的睿智所在。

　　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有求真创新的责任，而面对制度缺陷、文化陋习时，科学家亦须有扬清激浊的良知和勇气。施、饶两位的“自揭家丑”，不仅是不甘于被体制同化的冒险义举，更是旨在唤醒整个科学界对自身的反思。至于候选院士袭击举报人一事，科学界除了斯文扫地的惭愧外，更应该做的是“知耻而后勇”，如施、饶二位一般，展开自我救赎的实际行动，这才是破除体制、文化沉疴的希望。

施一公、饶毅回应蒲慕明 否认夸大失实耸人听闻 （徐治国）

 　　关于中国科技界的评论文章，我们写过多次，发表在《人民日报》等国内主要刊物。自从我们在《科学》发表《中国的研究文化》一文后，引起的多方面反响出乎意料。其内容并不新颖，为参与中国科学的人所熟知。该文引起如此反响，说明相关部门和科研人员都关注科学体制和文化的问题。关注是改善的前提，对此我们非常高兴。在公开讨论的过程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以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出现不同的声音更表明这是一种健康的、多元化的讨论，更有利于中国科技界的健康发展。

　　蒲慕明先生在《科学新闻》访谈中提到我们的文章。对于我们在社论中描述的问题是否“夸大失实、耸人听闻”，中国的科研人员自有判断。我们因为对于中国有信心，所以不回避现实中的问题。但一篇字数受到限制的短文，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感谢蒲先生在访谈中为我们短文的一些观点提供了更多资料。

　　蒲先生认为中国科学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的核心问题，这需要科学家努力改变自己的科研态度和学术界的‘传统’”。我们支持其中的一些观点，并且我们以为这与改善体制与文化并没有矛盾。

　　蒲先生提倡中国科研人员“自律”，我们非常支持。但应该以约束个人为重，还是以改善体制为重，有商榷的余地。通过体制的完善而加强对个人的约束，使不严谨的作风得到抑制，既是教育和精神鼓励的必要补充，也是在一定阶段的必要手段。我们对中国科学水平的提高有信心，甚至相信在短时期内，提高水平比改变体制和文化还要容易一些。真正改善科技体制和科研文化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但更可以发挥长时程的作用。我们希望关心中国科学的人们协同努力，促进中国科技的发展。

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

点评施一公饶毅《科学》社论，并呼吁中国科学家自律

　　作为一位在国内工作多年的外籍科学家，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点评施一公和饶毅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社论，并呼吁中国科学家自律.

　　时隔两月，科技部新闻发言人终于就美国《科学》杂志刊登施一公、饶毅社论一事作出答复，认为文中所涉中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与事实不符。这一回应于11月8日在科技部网站刊出。

　　事情起因于今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名为《中国的科研文化》（China's Research Culture）的社论指出，中国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更多地是靠关系而非学术水平高低，直接“炮轰”当前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文章的作者是两位来自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杰出“海归”院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

　　随后，《科学新闻》采访了国内众多院士和知名教授，对中国科研的现状进行探讨，并以《撬动中国科技潜规则》一文刊发，引起科技界密切关注。

　　对于施、饶的社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并不完全赞同。他在接受《科学新闻》专访时指出，除了经费申请体制存在一定问题外，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也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需要克服的重要问题。

　　蒲慕明1999年起出任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也是中科院60年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长。

中国科学的核心病症

　　“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的核心问题，这需要科学家努力改变自己的科研态度和学术界的‘传统’。”

　　科学新闻：关于施一公和饶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所描述的中国科研体制，特别是经费分配的现状，你是否认同他们的观点？

　　蒲慕明：基于我过去十多年在中国科研机构工作的经验，他们把中国目前的科研体制文化归结为“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三句话，这是以偏概全的失实说法。在当前科技界的许多领域，中国正在进行很多高质量的、有创新性的科研工作。虽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的核心问题，这需要科学家努力改变自己的科研态度和学术界的“传统”。这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这个核心问题，而只是简单地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到经费的申请体制和通过“拉关系”来主导分配的现象。这是一种短视而且有偏见的看法。

　　同时我认为，两位来自中国最著名大学的年轻领军人物，在国际知名的学术刊物上用夸大失实、耸人听闻的方式来评价有关中国科学的现状，这是极其不恰当的。

　　我希望他们所描绘的“灰暗”的中国科学现状不会影响中国学生和青年科学家回国或继续留在国内工作的决心。

　　科学新闻：目前中国经费申请体制是否存在不公正？“拉关系”对中国科学家的生存是否是必需的？

　　蒲慕明：首先，圈内的每个人都同意：虽然近几年有关经费分配的改进工作一直在进行，但是速度缓慢，需进一步完善。

　　我们确实存在大量的资源被浪费的情况：太多的资源投给少数几个精英实验室；太多的昂贵的高端仪器没有被很好的使用；太多的资源注入低水平的没有什么产出的实验室。另一方面，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有产出的科学家（根据国际标准而定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资助。与此相反，我知道很多水平相当的科学家在美国却没有得到资助。让我们一起环顾一下目前在中国所有的科研单位里成功的年轻科学家（特别是那些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不管是国内成长的还是从海外回来的，他们的成功难道都是靠他们与一些重要科学家或官员“拉关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中国，现在经费分配最大的问题是那些所谓精英实验室得到的经费，与发展比较慢的科研机构或知名度较低的科研人员得到的经费之间的巨大差距。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应把对一些大项目的资助转变为以资助许多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的小项目（类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应该不仅增加资助项目的数量，而且在资助的强度上也应大幅度地增强。经费资助中最常见的浪费现象是有些成功的科学家对资源的贪得无厌，对这些少数精英实验室大幅度地增强支持力度，其边际效应肯定是不明显的，而这些资源更应该分配给那些有潜力（虽然还没有出成果）的实验室。

“大”与“小”的权衡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各领域高水平的实验室数量非常有限。大量资源只能是被倾注到非常少的高水平的实验室，结果显而易见，投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比例。”

　　科学新闻：那你认为，“973”“863”及其他“专项”等大项目是浪费资源吗？

　　蒲慕明：自上而下地组织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的研究项目，不仅是中国，也是当今世界的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各领域高水平的实验室数量非常有限。大量资源只能是被倾注到非常少的高水平的实验室，结果显而易见，投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比例。众所周知的几个在研大项目（特别是在应用生物医学领域），在财政年度快结束时从上而下地匆忙启动，浪费了资源，效果很差。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一些领导人在尚未建立一个严格的、公平的资助体系，尚未培养出足够的高素质的科研人员的前提下，心急地认为靠巨额投资就可以快速地、大幅度地提高中国的科技发展。

　　关于自上而下的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的“大科学”和自下而上的科学家自主探索为主的“小科学”的利弊，几年前我曾发表过看法。简单来说，我认为当目标非常明确，而且根据这个领域的发展，专家们普遍认为技术上是可行的时候，组织大项目是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最好的例子如人类基因组测序、建设粒子加速器，以及一些需要大量科技人员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的新技术开发的项目等。然而，想要在那些具体目标尚不清晰、研究范式和实验方法仍需要发展、发现仍不可预测的科学前沿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许多小型实验室，由导师与少数学生和工作人员共同尝试不同的、可能有些冒险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很多“973”和“863”项目并不符合真正意义上所说的目标明确的大项目，而是资助一组小型实验室做小科学。“973”和“863”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需要更好地控制项目的参与者，以确保研究队伍的质量；项目的审查、延续应该有更严格的监管；项目中各课题之间的交流、合作急待增强。

　　科学新闻：大项目运行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蒲慕明：要使这些大项目运行成功，我想强调的是：关键在是否能够真正合作。我感到中国科学家，特别是生物学家在建立真正合作这方面还急需提高。科研合作并不只是实验材料、技术的交换，而是需要大家在一起，对解决共同关心的科学问题进行智慧交融，以期产生火花。这包括一起设计实验、发展新的技术和方法，以及在解析新发现时，认真、严谨地交换学术意见，而把名誉、文章排名的先后次序等都扔在一旁。事实上，中国绝大多数的实验室与国际同行相比没有什么竞争力。如果想要在国际同行中具有领先地位，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其他科研人员建立独特、有成效的合作关系。有了足够的经费和有效的机制来促进实验室之间的真正合作，这些大项目应该能够实现预期的高目标，至少不亚于半个世纪前中国生化学家合成胰岛素的目标。

科学家当自律

　　“除非科学家自己在参与制定项目指南及项目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

　　科学新闻：你认为应如何更好地制定大项目指南以及组织和管理大项目？

　　蒲慕明：对于制定组织大项目的指南，目前国家科技部、基金委等相关机构主要是依靠相关领域的领军科学家，通常是院士及其他资深的科学家。鉴于各个研究领域中有经验、有成就的科学家的匮乏，现在的做法是合理的。这些科学家制定的指南是否会有利于他们自己或者个人青睐的实验室，这完全取决于这些科学家们的自律和道德，这是任何经费分配体制要运行好的最基本要求。除了这些领域内公认的领军科学家外，还有谁可以起草这些指南呢？那些在中国尚未积累足够经验、还未在国内有成就的新海归吗？

　　事实与施一公和饶毅所描述的相反。我发现生命科学领域大项目的指南通常都非常好。这些指南都是领军科学家经过广泛地、深思熟虑地讨论。最近生命科学的大项目“蛋白质科学”将在未来十年稳定资助大量的生物学家，研究蛋白质和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和功能。

　　在大项目的执行和评审过程中，科技部、基金委早就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办法，以及严格的验收方案，包括项目评审过程中的保密制度。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分参加这些项目评审的科学家缺乏“自律”而造成的。我不知道过去有多少这些大项目的审评专家在参加评审会之前，认真看了这些项目的申请书和进展报告等，并且会前就认真起草好了评审意见（还记得陈进汉芯片造假事件吗）。事实上，现在评审私下惯用的操作方法是，被评者事先起草评审意见供专家修改，而评审专家一般只是简单地很快地修改一些语句而已。如果我们科学家自己不认真、严谨地做好评审工作，那国家相关部门又怎能控制这些项目执行的质量呢？

　　科学新闻：当下中国，怎样才能尽快地让科学家形成自律？

　　蒲慕明：责怪体制而不检讨自己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些认为他们应该在更好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是的，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否扪心自问过，为了改变不公正，我们除了抱怨之外，有没有为改变社会的不公正做点什么？我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甚至制造了）这些不公平？我注意到有很多已经得到非常好资助的年轻科学家并不满意，因为其他“不怎么样”的科学家获得了更好的资助。很多科学家非常清晰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就是“不能”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一件学术不端事件，一位研究人员被发现好几篇学术论文中有伪造数据的不端行为（包括他在国外做博士后期间完成的论文），这一事实被国际著名学术杂志的编辑指出，并被上海一个科研机构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完全证实。令人震惊的是，今年他申请的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的重点项目居然通过了由国内外（海外华人科学家占1/3至1/2）同行组成的专家评审，其中包括不少知道这件学术不端事件的来龙去脉的专家。更为令人费解的是，就在他以前所在的工作单位公布其不端行为后的几个月，中国一个学会居然邀请他主持该学会年会的一个报告会，而会议上却没有一个同行提出抗议。当我们中间有人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科学的声誉时，中国科学家站起来捍卫真理的道德标准和勇气哪里去了？

　　除非我们科学家自己在参与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

　　有一点我同意施一公、饶毅的观点：评审中保密的重要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家自己缺乏自律（包括很多新海归），他们对于我们现在名存实亡的保密制度有相当大的责任。如果我们想要使经费分配制度运行良好，我们必须停止告诉别人谁在审评会上讲了什么；停止给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或公关；停止询问专家的名字或其他需要保密的信息。你在评审项目时认真地自己撰写评审报告。当你的账户上已有用不完的经费时，不要再继续申请经费。

　　科学新闻：说到海归科学家也会缺乏自律，那你对国家重金支持的“千人计划”如何评价？

　　蒲慕明：在我看来，这个动机良好的吸引国外人才的计划目前正深陷危机。这个计划的指导方针有严重问题，计划执行中有许多弊端。如果这些问题不及早纠正，这个计划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恐怕会弊大于利。这些问题在任何引进“千人”的单位都是众所周知，我只是概况地总结一下：

　　第一，在回归者和国内科学家之间年薪和其他待遇的巨大差距，将严重冲击我们许多科研单位已经建立的以业绩为准的分配体系。“千人计划”入选者除了获得巨额的启动费以及享受安置和住房补贴、税收、医疗保健、配偶及子女补贴等许多额外的特权外，还能获得相当于国内同等水平科学家的五倍以上的工资（年收入）。过去我所工作过的五所美国大学，绝大多数著名的生物学教授的收入至多相当于其他教授的两倍左右（除非他参与了额外的临床工作）。在“千人计划”入选者还未在国内有任何科研产出之前，国家就提供比那些可能已经做出相等甚至更好成就的国内同行高出四五倍的工资福利，这是许多国内同行难以接受的不合理政策。

　　第二，对于回国工作，“千人计划”入选者经常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如他可以马上领导很多国内科研人员着手研究他们喜欢的科学问题，并将得到政府部门的长期稳定支持。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与国内科研人员有效地合作需要长时间的培育才能得以实现，而持续不断的经费支持有赖于在中国的科研产出。

　　第三，“千人计划”应该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这种以“数”为导向的策略已经导致招聘了许多不够格的入选者。该计划号称已招聘到800多位在美国相当于正教授的入选者回国。然而，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全职回来。

　　第四，我个人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千人计划”入选者和那些在国内发展事业的科学家之间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差距，将导致年轻有为的人才继续大批的外流；并在自己职业生涯最富创造力的时期尽可能地呆在国外，一直等到他们能得到类似“千人计划”这样的“特殊（特权）待遇”时才回国。

　　科学新闻：你认为新海归对科学文化的建设是否会有贡献？

　　蒲慕明：现代科学在中国历史很短，而科学文化或者科研传统（包括经费分配体制）的建立需要好几代科学家扎实（down-to-earth）的努力：新海归的一个长期任务就是要为此做出重要的贡献。如果没有严谨的、求实的、以及对于造假行为的严肃处理，任何经费分配制度都将无法正常运行。那些刚回来的、已经在国外取得较高学术成就的年轻科学家们，可以通过在自己实验室积极努力地工作，为提高中国的科学水平做出贡献；并且在他们的周围建立一种重视科研质量、严谨的、有创新性的科学文化。在他们参与的学术评审中树立客观公正的、严谨的、有批评态度的好榜样。当他们自己的科研蓬勃发展、并通过有效交流而影响了自己周围的同事时，这些回国者中的一部分人将最终成为中国科学的领导者和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