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古代技术很发达，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韦伯、伊懋可等学者也发出过类似追问，爱因斯坦、罗素、杨振宁等思想家，都曾试图回答这些追问。

总结起来，大概有四个原因。审视这四点，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西文明的异同，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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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上是不求真的

科学首先是一种求真的态度。真、善、美的三个追求，“真”始终被西方人放在第一位，且贯穿整个西方历史。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就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存在真理的，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发现真理。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的本性。
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动力，使得泰勒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人，敢于跳出迷信和巫术，创建出最早的科学；使得伽利略、牛顿，坚持探索宇宙的“终极真理”；也使马斯克执着于追寻“走出地球“的可能。

反观传统中国，始终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占据主流的观念，一直是社会稳定、家庭和谐、完善自我。相比于真，善和美才是国人的最高追求。
因此国人被教导，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比如道家认为，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儒家认为，社会的道德和谐至关重要；佛家更是认为，心灵安定逃出轮回，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冯友兰先生的结论可谓精辟：“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讲人伦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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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上是不重理性的

科学的实质，是一套讲究逻辑、实验和定量的方法论或思维模式，其核心是理性。
这套思维源自西方：古希腊的形式演绎逻辑、中世纪的实验方法论，以及17世纪科学革命的数学定量化表达。

▲中世纪实验室

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始终是直觉、体验、类比和象征占据主流，感性强而理性弱。
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中国有最早的彗星、新星、太阳黑子记录，但中国天文学本质上就是天空博物学、星象解码学、天文解释学。

▲钦天监观象台
国人从这些星相、属相、时辰、星座中得到的，是各种“占卜之术”。将其和命运、财富、吉凶无逻辑的联系起来。
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自然并不独立于个人存在。这种所谓“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是一种用混沌目光审视世界的原始思维。古代中国有无数的科技发明，但从未有人试图通过实验，把复杂混乱的经验梳理为抽象理论，再用数学表达出来。

所以爱因斯坦说：现代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实验验证为基础的，但中国没有走这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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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制度上是不自由的

科学诞生的一个客观条件，是个人自由。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文化制度，是一切发展的必要土壤，科学更是如此。“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以说，自由始终是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始于惊奇和闲暇。正是自由状态下的无功利心，科学家才有可能沉下心来，为了求知而求知。

正是为了捍卫自己独立的学术思想，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面对强权，才有可能不屈不挠，将科学火炬传递下去。反观传统中国，无论是先秦，还是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帝国，个人自由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重点，“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功利性追求，一直占据主导。
随着隋唐科举制的兴起，中国人的求知路径就被儒学经典框定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了中国人求学、求知的唯一目标。
就连严复这样的西学大师，都因为没有功名，而饱尝艰辛和羞辱。严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当代很多青年看来，考公更是“人生意义”，人格独立、思想自由都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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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上是封闭的

现代科学诞生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充分的交流。没有交流带来的思想市场，人只会走向闭目塞听、偏执呆板。
思想家休谟说，最有利于提高教养和学问的，就是若干邻近而独立的国家，通过贸易联合在一起。

在邦国林立、贸易频繁的欧洲，经济、思想的沟通往来，是生活的必须和常态。
一个地区的新发现，很快就能传遍欧洲。一个科学天才，总是能站在前辈的肩膀上，而不是自己重新发明车轮。英国牛顿伟大成就，离不开波兰的哥白尼，德国的开普勒，意大利的伽利略的贡献……
反观中国，两千多年的秦制大一统，扼杀了所有的地方活力和民间自由，不可能产生公平、自由的思想市场。在地理上，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的东亚一角，周遭都是野蛮的游牧民族，没有能够匹敌的交流和贸易对象。
里里外外都缺少刺激与竞争，使中国严重缺乏科学进步的动力。直至今日，很多地区仍在使用晚清时的农耕技术。

综上所述，科学是一种反常识、反本能，超脱了功利的精神追求，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发明。
从演化与宏观的视角来看，科学本身是个意外，没有科学才是人类的常态。全世界除了欧洲，都没有诞生现代科学。

可见，要想真正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就必须先思考“为什么只有欧洲产生了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