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提问：我现在在日本读书，我觉得日本人在为人处事方面和中国人确实是有一点感觉上的不同，所以我就想请问方老师，您对文化是怎么理解的？文化到底是什么？还有您觉得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最主要的那些特征在哪里？您能举个例子吗？

回答：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我跟秦晖争论了很长时间的问题。文化到底是什么？秦晖的观点就是，文化是偏好。秦晖强调萝卜白菜，我爱吃中餐，你爱吃西餐，这个是文化。他强调偏好，强调价值观，这个是狭义文化。我们说文化有广义和狭义，狭义的文化就只局限在价值观和偏好。广义的文化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东西，包括制度，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说的文化一定是狭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秦晖用这个价值观和偏好来定义。然后就说，文化无高低，制度有好坏。我跟他争论的点就在于，你把文化定义为偏好，定义为价值观，这没有抓住狭义文化的要害。这是一个能够导致非常错误观点的一个非定义性质的问题。有人说，你也可以定义一个呀，然后你谈你的观点。我说这不是一个定义问题。这是一个你是否抓住文化的本质的问题。你如果通过价值观和偏好去谈文化，你是谈不出文化的精髓的。日本和中国，都说是儒家文化，这就是一个大的泛化，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你谈文化，一定要谈博弈。文化是一种人类自然演化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主要不是偏好和价值观,那它主要是什么？在次要的含义上，它是价值观，它是偏好，但在最核心、最精华的意义上，文化一定是行为规则。

我批评阿西莫格鲁有七篇文章，批评秦晖大概也有七篇文章。秦晖在我看来是中国社科学者里头最顶尖的一个学者。他这个人记忆力还特别好，我跟他交往的时候就很吃惊。它历史非常厉害，他经济学也非常厉害，这个是少有的。我跟他争论的地方就两个方面，一个是规范跟实证。我完全偏实证，他认为学者就一定要走规范的路，他就是要推动MinZhu。我则认为规范不是学者的首要任务，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实证，你一定要先把中国给解释透了，这个才是一个学者的主要任务，你的第二位任务才是去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个跟马克思讲的恰恰是相反。马克思讲学者们老在那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个判断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你如果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活动型的理论家，那可以，社会活动型的理论家，你可以这么去做。但你如果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认知型的理论家，那你是不能那么去做的。因为你一旦那么去做，你就会落入曼海姆在《知识分子和乌托邦》里说的，就是你改造世界的冲动，会使得你对社会的认知有干扰。你会情不自禁的就把你那个冲动加进去。就是你一切对社会的理解，都是一种冲动的理解，你的实证就不会是纯粹的。

回到秦晖这个问题上来，他把偏好当成文化之后，他就会认为，制度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为文化无高低，偏好无所谓。你爱萝卜，我爱白菜，文化是没有高低的。制度才是第一位的，他是这么强调的。他认为中国不行，就是因为制度不行。我说你搞错了，完全搞错了，完全不是制度问题。因为，制度的运行带着文化特征，带着行为规则。民国初期的共和制度可以建立，孙中山可以搞临时约法，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一种程度更大的单一权威崇拜，你说中国跟美国的文化差别在哪？这个就是差别。我们文化潜意识里，是一种单一权威的潜意识。有一个人镇不住，就完蛋了。临时约法有用吗？制度有用吗？没有用的。

听众提问：想问方老师一个问题，秦晖老师说文化是偏好，秦晖老师有些文章我也没读，但是我想问方老师，按照秦晖老师的文化定义，我感觉秦晖老师是一种历史文化论的观点。方老师给我的感觉是一种秩序文化论的观点。我感觉，秦晖老师的这种，我感觉反而更广泛一点。方老师的这个秩序文化论的解释我反而觉得更理性一点，更精准，就是更收缩一点，我不知道方老师是怎么看待？当然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方老师的这个秩序文化论的解释力可能会更强一点。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要拿来解释社会问题，主要就是怎么样去运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定义。

回答：好的，后面说的一点比较模糊，前面那一点我理解就是秩序文化论和历史文化论的区别。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不否定偏好和价值观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能否定，肯定都是文化，就是萝卜白菜嘛。狭义的文化里肯定要包含这个含义的。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当我们提起中国人，比如说你到外头去旅游，当我们说中国文化跟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有什么区别的时候，对一个美国人来讲会很模糊。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判断，就是一个大陆中国人的行为，对美国人最明显的就是从行为规则的层面去判断。这个在机场排队夹塞时就可以判断出来，不用等到去餐馆吃菠萝白菜。

这里会牵涉到偏好的问题吗？有可能你在吃某个菜的时候，这个是个大陆菜。但是更主要的，刚才说在机场里加塞，这是我们最经常碰到的，就是你一下子就能够把其他亚洲人跟中国人区分开来。中国人的加塞，他是一种不自觉的，是一种完全本能的行为。这个东西不是偏好，它是一个行为规则。典型的还有我们的交通规则，遵守交通规则的状态。路上救护车来了，警车来了，你会让吗？我们的新闻报道太多了，我们是不会让路的。对吧？恐怕让路是例外，不让路才是规律。这个就是我们的行为规则。我们的行为规则是，你算老几呀？对不对？这才是我们的行为规则。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当你谈文化的时候，你对具体事物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个才是文化里最精准的含义。我用交通规则这个例子来说明，这是一个本能反应，涉及情感反应速度和反应程度。人的所有行为规则，在所有的人类里一定是共同的，这个没问题，文化的差别只在于行为规则上的反应程度和反应速度的差别。

为什么吴思的潜规则概念提出来之后大家的认同度这么高，就是因为他把文化最精准那部分抓住了。文化最精准的那部分，一定就是潜规则。你被人潜规则了，这个话已经都变成网络语言了。这个就是文化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如果你不能通过这个概念去分析历史，你的历史分析出来，一定会出偏差。我在分析中国历史的书里举了很多例子，大家可以去看，包括批评秦晖对中国未来的展望也涉及这个问题。

听众提问：方老师，您一直都是用制度文化来解释中国的转型，还有演变的问题。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从我们当前这个状况来说，你说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制度文化，特别是儒家和法家这两派的思想，传统的这种制度文化对中国的约束程度到底还有多强？从我自己的印象来说，2001年以来，我觉得中国人的这种精神观念转变还是挺大的。可能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中国人可能会因为一些国际纠纷，可能会骂外国的事情。现在我觉得国内整体而言，舆论好像没有像以前那样，整体而言，我感觉到中国人的这种思维观念，还有这种意识，这种自由化、开放，还有理性的意识好像越来越强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传统的制度文化，这种约束，对中国还有多强？或者说还能维系多长时间？

回答：这是一个一般来说比较模糊、大家不大容易分清楚的问题。我要跟大家介绍两个概念，这其实是我平时也一直强调的，就是通过推荐介绍这两个概念，你就可能会相对清晰一些。我们老在说，儒家法家到底对我们现在的影响有多大。我们现在的这个趋势的发展，到底传统在多大成分上约束着我们。两个概念，一个叫本能观念，一个叫理想观念。法家也好，儒家也好，苏八股也好，洋八股里的自由MinZhu也好。这些都是一些理念化的理想观念。法家、儒家有很多理想化的东西，儒家讲大同，也讲君臣共治，也讲与民同乐，这些都有。法家也讲非常人性化的规则。

把理想观念跟本能观念区分开来，就会看到传统文化对我们的作用。更重要的一定是本能观念，各国文化的区别，主要一定是本能观念的区别，而不是那些理想观念的区别。有人研究了儒家研究了半天之后觉得，儒家要复兴，可那些都是我们叫书面文化的东西。我们的学术研究如果被书面文化淹没了，你就会看不清现实。为什么？因为现实不是这些书面文化和理想文化。在制约现实的，一定是本能文化。本能观念、本能性质的第一反应，是涉及遵守交通规则的那样一些行为规则。是博弈规则、政治博弈、政治公共选择的那些东西，在主导这个世界往前走。

我们所谓的那些理想观念，对这些本能观念有影响吗？有影响。但是影响一定是通过公共选择过程中的不同政治力量引入观念之后的影响。在公共选择中，政治势力大的，我们随便举个例子，现实权力大的力量碰巧支持新权威主义，而不是西方的MinZhu，那么，它是物质利益的力量，在认同这个规范力量。我们用嵌入和脱嵌这两个概念来分析。而不是单纯说，观念很厉害。现实一定是理想观念嵌入本能观念。这两个层次的观念分清楚之后，你对历史发展的认知，就不会被书面主义的那些东西所骗。你以为理想观念在起作用，其实是本能观念在起作用。现实的政治是本能观念在博弈中起作用，理想观念的作用一定是被嵌入的，一定是被嵌入后才能起作用。一定是理想观念的冲突，通过本能观念的冲突，达到的一种力量的均衡或失衡。

听众提问：那我继续就这个本能观念提问，就是这个相对传统一点的本能观念的维系，还能有多长时间？比如说我以一个理想化的目标，现代的MinZhu限政，假如你说，像东南亚这种相对MinZhu一点的转型，传统的约束能力还有多大。

回答：这个也是我跟秦晖争论的一个问题。在秦晖左右的那些研究政治学、法学的学者，其实多支持秦晖这个观点。就是我们要起作用，我们要推动历史。我跟他们争论的地方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你推动历史的作用，一定是你第二位的任务。这是我个人坚定不移的一个立场。作为一个学者，你如果不是一个行动家，你的第一位的作用一定是把这个社会分析清楚。你要分析的是，大家有这么多思想共同作用到这个社会之后，这个社会会往哪走？你做一个猜测，做一个研究，这个才是一个学者的第一位的任务。至于你去推动这个社会，能不能去推动，这是第二位的任务。在这个第二位的任务里，我要说一句话，我认为他们对社会的推动，只有存在主义的效应，几乎没有现实主义的效应。换句话说，只有他个人出名的效用。这个社会是不是真正因为他们的推动而进步，这个效应是微乎其微的。

那么，这个判断的根据是什么？这个根据就是博弈论里最精华的演化博弈论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那本阿克塞尔罗德写的书，叫《合作的进化》。这个书大家肯定都听说过或者读过。他做了一个实验，博弈论的实验，把所有专门设计的计算机程序拿来比赛，看谁的程序得分最高。就是通过囚徒困境的博弈。这一个社会实验，计算机的模拟实验，已经被认为是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重大的一个科学实验。他得出来的结论，我认为非常精彩，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一定是一个演化博弈的过程。

这个精彩程度，以至于《自私的基因》这么一本生物学专业的书，也采用了这个博弈模型。《自私的基因》一版再版，就把这个精华的都放进去了，这个精华的地方就是，你在博弈里，在行为规则里，你会发现文化的演化，行为的演化，一定是博弈的环境、博弈的规则、博弈的结构在主导这个社会往前走。在往前走的过程中，为什么一报还一报得分最高？是有人性基础的。在一报还一报这个策略受到外来的行为规则策略干扰的情况下，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会怎么演化？这是第二个层次，这又是非常精妙的。他发现什么呢？比如说有人可以设计出一个程序，是两报还一报。他要吃你两下，再给你一下。一报还一报，就是我们在朋友之间，你会非常清晰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第一步出善招，你回了一个善招。这个是一报还一报，这个博弈过程如果演化下去，会非常有利于友谊的建立。我借你十块钱，你马上就还了。我再借你100你又还了，借1万你又还了，准时还给了利息。这个博弈之后，多次重复，就会建立一种信用。你第四次借10万，结果你跑路了，完了，那这个重复博弈就马上中断了。这个演化博弈的过程之中，就出现了一报还一报，变成两报还一报。我给你两次好，你才回我一次好，第二次好你没有还。我出善招的时候，你出了恶招。完了，这个博弈持续不了了，信用没了。

我们在大的社会规模的情况下，重复博弈就更重要了。为什么我们说中日对比，中英对比，台湾的小岛文化跟大陆的文化差别那么大。就是博弈论里最精华的一条。博弈规模是影响博弈重复度的，重复度是影响博弈规则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日本人跳舞动作幅度都很小，西藏人跳舞就很奔放。这些行为都是有道理的，日本的空间就那么狭小。同样道理，它的规则在小范围内，抬头不见低头见。重复的频率那么高，你这人好意思，借了我十万就跑路吗？你跑不掉。为什么日本的自杀文化那么盛行？是没法不自杀，你活不下去，你在那个小环境内你怎么搞？你没法混下去。中国人能混，广东不行，我跑河北，好死不如赖活着，傻瓜才去自杀。地缘规模太大了，博弈的重复度太低了，行为规则完全不同了。这个博弈形成的潜规则，它有一种演化的路径依赖的效应，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们的制度信用，我们的社会信用是非常低的。

我为什么信你？这就进入了这个演化博弈论里头最妙的一层，叫做抱团。一报还一报的人，我都出这个策略。有一个人设计了一个程序，他永远出坏招。你出好招，我出坏招，你出坏招，我也出坏招。这个博弈的结果呢，是这个坏蛋的程序得分最低。为什么？因为经过多年的计算机的模拟演化，几万年，几亿年，计算机很容易就演化出这么多年的这个模拟，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以为你能剥削我，你永远出坏招你就行？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出好招的，一报还一报的，有人性根基的策略，都抱团了。你进不来。这就是我们的小圈子文化，为什么中国人的小圈子文化这么盛行？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博弈规模太大了，你不抱不行。你不建立小圈子不行。

为什么我们的党这个核心力量那么强？为什么国民党你会失败？你西化了，你就不行。你没有认识到这个小圈子钢铁的力量，先锋党的作用。你蒋介石，比毛差远了。这个是我们后来分析出来的，一个有高度政治直觉的人，他马上就能意识到。陈炯明，你搞什么地方自治？孙中山的第一个直觉就是，你错了。你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下，你搞自治，你搞什么搞？这是演化博弈论的力量，这是本能观念的力量。你有再多的那些书面的理想观念都没有用。这个也是我跟秦晖的分歧。秦晖的分析非常多，非常精妙，在他的《传统十论》里，在他的《走出帝制》里，洋洋洒洒。但他就是没有认识到演化博弈的力量。

那么，文化为什么不能大同呢？全球化这么厉害，这几千年的全球化一波接一波来，但为什么伊斯兰还依然顽固，中国人还是这么顽固不化，为什么？因为文化里有三个部分，它有一个核心不变的部分，一个可以马上就西化的部分，还有一个中间部分。我写过一篇《中国还有哪一套不是西方那一套？》的文章，你去观察我们中国的情况，一切可以西化的都西化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哪一个部分不是西化的？连我们建立政党都是西化的。对吧？我们的老祖宗是君子不党的。我们的政党都是西方引进的，我们的衣食住行其实全部都是西化的，因为那是文化中最表层可变的部分。文化中难变的部分和不变的部分，那才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学者要掌握的部分，那就是行为规则。集体稳定策略是一个社会稳定策略，演化博弈不变的那个策略。后面追下去的问题就是，你是在讲宿命论吗？这就涉及到自由意志跟宿命论的争论了，这个我们暂时不展开了。

（方绍伟先生系旅美制度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等书，另有《经济学的观念冲突》《经济增长的理论突破》即将出版。微信号：FangShaoweiFr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