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我开始了一段有“保质期”的生活。

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个管培生项目，在瑞士工作16个月，然后去上海工作8个月，两年项目结束后定岗。接下这份合同的时候，我抱着可以在瑞士玩上一年半，再去其他国家溜溜的心态。在瑞士的工作许可有两种，一种是B类签证，即长期的工作签证，一种是L类签证，即短期的工作签证，一般是工作时长在一年以内，一年结束可以再多续一年。由于我们的项目是在瑞士短期管培项目，公司给我们办的是L类签证。

我在签合同之前，没有来过瑞士。刚到的大半年，对瑞士也很难说喜欢或者不喜欢。这里没什么好吃的，唯一的优点是工资高——大概是法国的两倍，我出去旅游换算汇率时不太心疼，花钱也不需要考虑太多。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加入了一个活动群，群里面大多数是在日内瓦或者洛桑（距离日内瓦一个小时车程）的外籍雇员，大家会定期在群里组织一些活动，比如爬山、滑雪之类的。

每当认识新朋友时，我常常会先介绍自己的工作，但不会讲具体内容和我一年之后要离开的事情。工作之后交朋友似乎和上学的时候不太一样，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预期，学习结束了会各奔东西，而工作之后，很多人会长期待在一个地方。我担心向工作中的人说出自己要离开的事会难以交到朋友，就有意地掩盖了这部分事实，并安慰自己说：这样也不算是撒谎吧。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认识了新朋友若乐。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酒吧。她戴着眼镜，穿着蓝色的羽绒服，性格很活泼。我们一见面就聊了起来。若乐在美国读物理博士，在日内瓦的一家物理机构做研究助理。我介绍自己说在一家大宗商品公司工作，她面带惊讶地问，“你是怎么找到的呀？这么厉害。”通过和她交谈，我得知在瑞士找工作比较困难，这边大多数岗位都是给经验资深的人，再加上对非欧盟公民签证条件的限制，等于难上加难。瑞士的两种工作签证每年最多发8500张给非欧盟公民，近些年来大概发了6000张左右。而欧盟公民来瑞士工作是没有签证限制的。我从未经历在瑞士留学找工作，没想到在这边找工作竟然这么艰难。我知道自己情况特殊，不过是因为短期的管培项目才有机会来瑞士工作。但尝到了一两次被人羡慕的甜头，我更加难以讲出口自己只是短期在这里的事实。

若乐还有一年多毕业，正在为找工作的事情发愁。我和若乐的共同好友Daniel是一个意大利人，在银行工作。他和若乐说，“你看，昀乔和Sophia（我们的另一个台湾朋友）都可以在这边找到工作，只要你提前准备，也一定可以的。“我听到以后还有点尴尬，觉得刚开始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时间久了反而越开不了口！只好让大家误会下去了。我安慰若乐，“你多投一投，看一看初创企业，我听说他们签证给的比较宽松。”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若乐慢慢变得对我有点依赖。她总会来请教我如何回复HR的邮件，和我分享她找工作的焦虑和煎熬。在安慰她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违心感到愧疚，这份愧疚阻止我开口去坦白实情——如果她知道我只是因为管培生的项目才来的，会不会很生气，觉得被我欺骗了呢？我也不算是在瑞士找到工作的人，有什么资格以过来人的姿态给别人建议？……而时间越拖越久，我反而越开不了口，仿佛一个死循环，成了一个担子压在我身上。

与Ekin相遇，以及之后和他产生意料之外的感情，让我身上的这个担子更重了。去年五月，我和朋友一起去参加一场单口喜剧。这场单口喜剧还加入了约会的成分，主持人会让大家把名字放在纸盒里，随机抽取男生和女生上台，更加大家在纸条上写的“三件有关自己的事情”而即兴讲一些段子，也帮助两位嘉宾了解对方。我去的时候更多抱着陪朋友参加的心态，毕竟自己再过八个月就要离开瑞士了。

Ekin是那天表演的一位嘉宾。他梳着脏辫，有牙买加雷鬼歌手鲍勃·马利的味道，在所有人中还有点鹤立鸡群。他的笑话也很与众不同，说自己因为脏辫，曾经在街上被人当作无家可归或者卖大麻的人。演出结束，大家在餐厅里随便闲聊。我们俩不知道怎么地也聊了起来。他的卷毛和小胡子让我想起来小时候课本上骑着毛驴的阿凡提。我得知他是土耳其人，在洛桑理工读博士，上一段感情分手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去。后来他开始接触单口喜剧，觉得用这样有点自嘲的方式去面对一些过去可以更好地疗伤。他报了一个课学习怎么写段子，半年前开始在一些喜剧俱乐部演出。Ekin是个有点害羞的人，和我讲话的时候，我从他的肢体动作感觉到他有点拘谨。他坦言说自己过去很内向，上台表演让他变得外向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准备走了。我朋友加了Ekin的社交媒体账号，我站在一边，觉得如果此时自己不加有点尴尬，也递上手机，和他交换了联系方式。

两周以后，我忽然收到他的消息。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我客套地说，如果你再来日内瓦演出记得和我说，他欣然应允。之后他会发给我一些他的演出信息，由于时间对不上，每次我都婉拒了。过了一个月，我们终于约出来一起喝了一杯，我当时心里只觉得是作为朋友的邀约。

我们在洛桑火车站见面。在人群中，我一眼就认识了他标志性的脏辫。和上次演出一样，他穿着简单的T恤短裤，头发乱糟糟的，整个人有点不修边幅。我们在湖边散步，他问起我在瑞士的工作，我简单讲了讲，并没有说自己八个月以后就要回上海了。他追问我，“当时你为什么会想来瑞士工作呢？”我们在马路边站着，Ekin有一双很大的眼睛和厚厚的双眼皮，他的目光让我没来由地感到紧张。我避开他的目光，转过头看着眼前的红绿灯，我想，这只是一个陌生人，我们甚至不一定会成为朋友，毕竟他人都不住在日内瓦。不知为何，我却鬼使神差地没有对他说来瑞士只是工作项目的设定，我根本没有想来，只是因为它恰好可以满足我多搬家看看不同地方的需求，我过一阵子就要走了，而是简单含糊了一句，“恰巧找到了这里的工作就来了！”Ekin没有继续追问下去，我心底里暗暗松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天空开始下毛毛雨。我们为了避雨只好躲进湖边一家酒吧。在有点狭小的室内空间里，我们像两个试图靠近的陌生人。Ekin的生活和我太不一样了，我对于他学的东西一窍不通。在瑞士待了这么久，他是我第二个认识的博士朋友。Ekin在瑞士的朋友圈子大多数是土耳其人，我发觉他有时候听不太懂我讲英文，可能是不熟悉外国口音的缘故。

这次短暂的见面以后，我们没怎么互相发消息。过了一周，我想起Ekin曾经在喝酒时提到洛桑有一家很好吃的中餐，我问他要不要有空一起去吃。他回复说，如果我想的话他可以做土耳其菜给我吃。接到邀约，我也没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去了以后我才意识到，他的邀约不单单是作为朋友，也有一层约会的意思在。我坦诚地说我没意识到，还以为他是作为朋友邀请我吃饭。Ekin看起来没有很失落，他说他本来也没什么期待。

那天回家以后，我有点后悔，静下心来想了想，Ekin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总是会笑我说的一些话，但我这么直白地拒绝，估计他不会再联系我了。没想到隔了一天，他又给我发消息。我们接着吃了几次饭。

Ekin暑假回土耳其的时候，我们之间每天联系不多，他有时候消息回复得很慢，让我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感到有些迷茫。我时常想起他有点无厘头的笑话，我们在一起消磨时间的时候，无缘无故看着对方傻笑。在他走后的一周，我无法忍受对于他态度忽冷的焦虑，给他打了电话。我在电话里说，如果他不是想要一段严肃的关系，等他回瑞士，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他在电话那头有点惊讶，大概没想到我会如此直白地提出。他说他想要考虑一下，觉得我们可以再多见面互相了解了解。他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才从上一段分手中走出来，所以这次希望能看看彼此是否合适再推进到下一步。

与此同时，出乎我意料，我接到另一家瑞士公司的面试。去了以后发现，他们希望在新加坡办公室招一个会说中文的人，帮他们拓展中国业务。在投递工作时我完全没考虑过新加坡，听到以后觉得也许是个不错的机会。面试流程很顺利，公司说愿意帮我申请新加坡的工作许可。

Ekin回来的时候，我们见了几次面。有一次他做了意大利面，做饭的时候一边炒菜，一边转过头，郑重其事中夹杂着一些小心翼翼，“我很高兴你今天过来。”Ekin是一个不擅长表达自己情绪的人，他在看心理治疗师，努力让自己去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在吃面条的时候，他忽然对我说：“我还是想要一段严肃的关系。”我听到这话，猛地抬头，我从未想过Ekin会回应我的那个问题，我知道他在过去感情里受到的伤，对于新感情的犹豫和回避。我很吃惊地问他，“怎么会突然说这个？”他回来这几周，我们从未提及这件事，我以为他没有做好准备。他有点紧张，双手忐忑地交握，小声地说，“我在土耳其的时候，你不是打电话问我吗？我的答案想好了。”

得到这个答案，我又开心又难过，想到我即将离开，以及我的新工作，感觉自己像个骗子。如果什么都不说，这些事情就压在我身上，沉甸甸的。我犹疑了几秒，感觉心上仿佛缠绕着丝线，让我透不过气。我深吸了一口气，说，“其实，在你回去的时候，我又得到一个新加坡的工作机会。当然啦，我也不知道工作签证能不能办下来。”我说我还在看别的工作机会，我对现在的工作不是很满意，刻意掩盖了我短期项目的事。当我提到新加坡时，Ekin努力装得很平静，却无法掩饰他眼神里的震惊。大概对他来说，这个转折太突然了，毕竟一个月前我还在问他要不要开始一段严肃的关系，一个月以后又说我要走了。我故作轻松地说，“不如我们先试着相处看看，我也再看看新加坡的机会，怎么样？”Ekin同意了。

这一晚过后，我开始积极地投瑞士的公司。Ekin从来没去过亚洲，我知道我无法说服他去新加坡，对他而言，那里太遥远和陌生了。我们也不可能经营瑞士到新加坡这种距离的异地恋。这段感情唯一好的结果，也许是我在瑞士找到别的工作。

直到开始在这里找正式工作，我才理解了之前朋友们的焦虑。我按照相关行业公司的列表，一个一个去检索他们的空缺职位。我把选择范围最终锁定在跨国公司，认为他们更愿意给外籍雇员提供工作签证。在填写申请表时，总会有一个问题：你是否需要雇主申请工作签证？虽然我每天都会投递一两个职位，接到的HR电话却并不多，有的一听说需要给我办工签，立马拒绝了。我开始去一些相关行业的社交活动，想要碰碰运气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后来遇到了一些猎头，听到我的签证情况也都表示比较困难。我第一次意识到朋友口中所说的“二等公民”是什么意思。作为异乡人，我和本地人并不站在同一起跑线。那些欧盟的人，随随便便读个文凭，工作也没有少数族裔努力，只因为肤色和护照而轻松获得了工作机会。有一次我收到一家贸易商的面试邀约，老板让我带着居留卡去他们的办公室。老板看起来五十多岁，面色友善慈祥，看了我的L签证，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在瑞士，想把L签证转成B签证，和重新从国外雇一个人没什么区别。他开始抱怨瑞士的人才政策，惋惜地说像我们这样优秀的第三国人才卡在签证上着实可惜。他说他也不愿意雇佣欧洲本地人，因为他们又贵又懒惰。

和朋友见面，大家聊到找工作相关的话题，我总会被朋友请教。每到这个时候，我对于自己的虚伪更感到难以容忍：我真的有能力给别人提供意见吗？之前没有考虑跳槽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在瑞士找工作这么难。现在的我真正意识到，我是没有能力在瑞士拿到B类工签的，这仿佛当头一棒，让过去得到的羡慕在此刻变得刺耳。

Ekin是性格敏感也很温柔的人。他出去玩会记得给我带礼物，会把我郑重地介绍给他的朋友，我们在网飞上看了很多喜剧节目，打了很多局分手厨房。每当我抱怨自己拖了他的后腿的时候，他会很积极地对我说，“我们是一个团队，就是要互相帮助呀。”我们相处很开心，问题也逐渐显现。加沙冲突爆发时是我们第一次吵架。刚开始，我和Ekin只是一边吃饭一边平静地讨论问题，不知怎么地愈吵愈烈。每当谈到关于加沙的政治，我情绪都会很激动。Ekin家的客厅平时于我们是温馨相处的地方，此刻却变得狭小闭塞，空气仿佛凝固般让人喘不上气。他无奈地抓抓头发，“我真的不想在一段常常争执的关系里。我和前女友就是这样，我真的很不擅长处理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说想要慢慢相处看看，不想太着急。”

“我们只吵了这一次架，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搬出前女友。如果你没准备好开始一段新关系，就该先解决好自己的过去。”我听到他提起前女友，火蹭地一下就上来了。他说想要自己待一会。我在卧室看电视，他在电脑前不知道做些什么。这样的空间对于他来说是放松和逃避，对我来说是难熬的冷战。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走到客厅和他说，“Ekin，如果我们不合适的话，我让你走。我喜欢你，所以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开心。也许我不是适合你的人。我感觉你总是担心在感情里付出。”我一边说，眼泪一边止不住地往下掉。Ekin的表情有点松动，他过来拉我的手。“对不起，我快要毕业了，马上就要写毕业论文，我很担心在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无法坦然地敞开心扉去接受一段新感情。”

不知道是因为我担心因为签证问题让这段感情没有结果，还是我终于学会了爱一个人该适时放手的道理，我第一次在一段关系里开口说出让对方离开。Ekin对于新感情的犹豫，来自于他之前不太好的恋爱体验。他说之前的两次分手让他觉得很痛苦，在进入新的感情时，他希望慢慢来。我一方面也希望可以慢慢来，毕竟我的未来是未知数，彼此不要投入太多对我们双方都好，另一方面有种焦虑感，觉得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想要留在瑞士逐渐变成一种执念，这份执念在Ekin对我好的时候更加坚定，在我们吵架时有所动摇。这份执念一部分来自想要和Ekin在一起，另一部分来自想要证明自己。本来对于留在瑞士这件事没有太多想法的我，现在渴望在异乡站住脚。我从未和任何人提起这份执念，它成了我藏在心底的一个秘密。有一次，我和朋友若乐、一凡吃饭，若乐在尝试找实习，大多数公司不愿意给实习生办签证，一凡在联合国实习，她在加拿大留学，想留在瑞士不想回去。她说在加拿大留下太容易了，留不留是自己的选择，在瑞士，每天都要为了签证即将到期而焦虑。我安慰她们说，“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很喜欢这里，真的没必要，可以把眼光往外看看，比如荷兰、德国之类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把留在瑞士这件事当作了对自己的一种证明，证明自己一定要是那8500人中的一个，证明自己有能力。”口头上这样对朋友讲，我心里却无法摆脱想要证明自己的这份心，我越发觉得自己对于朋友的安慰像是一种伪善。

我和Ekin第一次谈及异地恋，是在和朋友的一次徒步旅行中。在飞驰的车厢里，窗外是连绵的青山，Ekin提起大学时谈过一场四年的异地恋，他们在搬到同一座城市的半年后分手了。“我觉得异地恋没什么意义，两个人要花时间面对面相处才行。”我听到这句话，心里有点抵触，缠绕在心上的丝线慢慢收紧。窗外开始下雨，这样的天气完全不适合徒步，让我的心情更糟了。想起自己曾经在谷歌里无数次检索新加坡到日内瓦的航班，明明知道这样的距离很难延续，还是忍不住一次一次在网页里敲下这两个地名。看我一直沉默，Ekin和朋友问我怎么看待异地恋，不想让他们察觉到我的异样，我敷衍地说，“我没谈过，不太了解哎。”

我没勇气和Ekin开口讨论异地恋，新加坡到日内瓦的距离在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像是个玩笑。我知道这段感情唯一的解法是找到工作。我愈投递简历，愈意识到找工作的难度，时常觉得自己应该坦白我工作的真实情况。但时间拖得越久，我越难以开口：拖了这么久才开口，一定会让人觉得我是故意隐瞒吧！一次，我们去了Ekin的博士朋友家做客，他的朋友和一个曾经在日内瓦红十字会工作的美国人订婚了。在饭桌上，我得知他的朋友的未婚妻在红十字会签了一年的合同，到期以后没能如愿续约，两个人通过结婚的方式得以暂时留在瑞士。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也害怕Ekin误会我明知要走的情况下和他在一起是别有所图，更加努力地申请工作。

一次在公交车站，Ekin问我，“你的新加坡签证有消息了吗？”每当他有点紧张或者不安的时候，他说话不会看着我，而是眼睛转向别处。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他的眼睛很漂亮，总会让我想起在土耳其旅游时街上会卖的那种蓝色眼睛的首饰。在他们的文化里，眼睛可以保佑人，所以大家会佩戴眼睛形状的饰品。我知道他问出这句话背后有多少勇气，他在尝试面对一个可能不好的答案。我愈发觉得自己自私，为什么要把Ekin扯到这样一段关系里？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我还不够强，强到能够留在瑞士，和他在一起。

有时候我和Ekin聊起面试的情况，不太顺利时，他总会鼓励我，眼神里带着闪烁的光，“你能来日内瓦工作，说明你能力很强，又有很好的学历。”他的话语不但没有鼓励到我，反而让我觉得这是我对他隐瞒事实造成的一种误会。我没法好好享受我们之间的相处，明明是该让我感受到情绪价值的话，结果却恰恰相反，我的愧疚越积越多。我有勇气隐瞒事实，可依然没法打败选择这条路为我带来的精神压力。

有一次我和Ekin一起看《艾米莉在巴黎》，美国女孩艾米莉刚来到巴黎时，本以为待一年就会走。她在电视里说，没有办法开始一段知道会结束的爱情，我越发觉得自己很自私，为了身边朋友和Ekin的陪伴，去开始一段又一段有终点的关系。

找工作不太顺利，让我变得对生活中的小事更加敏感。我们去Ekin的实验室同事Yasmin家做客，Yasmin辞职要回土耳其了，因此邀请我们去吃临别晚餐。我们之前在一些活动见过几次，第一次见面，我们聊到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和伊斯坦布尔，她英文不是很好，每次却很努力的和我交流。晚餐结束，她送我们下楼，说很感谢我从日内瓦这么远过来为她送行。我和Ekin走到车站，洛桑的十一月已经有点冷清，街上空无一人，天气又很冷，我感到压抑，难过地掉眼泪，想到大家来来往往，有些人离开了真的很难再见到面。Ekin没想到我这么大反应，毕竟我和Yasmin只见过几面。他抱着我说，“以后如果我们去伊斯坦布尔，可以见到她呀。”听到这里，我更加难过。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和Ekin一起去伊斯坦布尔，如果找不到工作，我们几个月后也不会再见了吧。

Ekin开始准备毕业论文，变得很忙碌。大多数时候我去看他，他在客厅写论文，我在卧室看电视。即使写论文很忙，他也会偶尔抽出时间陪我看一集电视剧，或者打一会儿Switch。他常常问我要不要出门吃饭，我说，“如果你很忙，我们在家吃就好啦。”“出去透透气也挺好的，我一天没出门了。”Ekin对我越好，我心里越觉得愧疚。他写论文时间这么紧张，还要抽出时间来陪我，投入在一段可能随时结束的感情上。每每想到他正在写毕业论文的关键时刻，我更加无法开口讨论关于我签证的事情，害怕说出来会让他分心。

距离我签证到期还有四个月的时候，我在派对上认识了新朋友Maria。我们性格投缘，很聊得来。我依然没能讲出口我即将要走的事实：如果我很快就要走了，她大概不会继续和我出来喝咖啡了吧。我开始暗暗盘算，过两个月再找不到工作，要走的时候，我要怎么和朋友解释呢？我打算撒谎说工作上有变动，并开始精心编排这个谎言。

如何解释我的离开，我能求助的只有工作上的朋友了。只有同事知道我过段时间要离开的事。我在工作上有个关系很好的德国同事Ulrich，他也在我们公司管培生的项目。他和我说项目结束以后他想要辞职去gap year（间隔年）。一次我们在办公室厨房偶遇，他开心地和我说他最近在洛桑交了一个女朋友。我祝贺了他，随口问了一句，”那你要去gap year，你女朋友怎么办？你们要异地恋吗？你有和她讲吗？“他说他们刚开始约会时他没有说，但第四次见面时他讲了这件事。我听到这里，觉得我们情况有点类似，我很想在Ekin的关系上寻求一下他的建议，就将我隐瞒签证的事和他全盘托出了。他说我刚开始没有讲自己要走的事情可以理解，但后面确实应该讲一下。

得到Ulrich的建议以后，我几次尝试想要坦白，话到了嘴边，看到Ekin开心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我一面期待着哪家公司可以给我发来面试邀请，一面恐惧收到关于新加坡签证的进度更新。帮我办新加坡签证的公司在瑞士也有办公室，我打电话给公司的法务询问有没有可能留在瑞士。法务说，非欧盟公民几乎时没有可能申请下来的，他们试不试意义都不大。瑞士签证到期的日子一天天靠近，我的隐瞒让我更敏感又爱哭。我讨厌自己变成一个负面的人：这是留下的代价吗？每天担心签证，无法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每当Ekin说到关于亚洲不好的话，我都会反应很大。我私心希望到最后关头我没能留在瑞士的话，他会考虑和我来新加坡。

圣诞节之后，我的新加坡签证下来了。看到签证通过的邮件，我丝毫没有开心，那缠绕的丝线仿佛收得更紧了。下班以后，我去洛桑和Ekin吃晚饭，还没开口，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我仿佛看到了这段感情的尽头。我告诉自己，我必须今晚把新加坡签证的事情讲出来，不然真的没有退路了。我低头看着盘子里的米饭，犹豫地开口：“我的新加坡签证……今天下来了。”说完我感到一丝放松，但那些丝线好像在我心上留下了伤痕，让我有种疼痛感。

Ekin听到我说签证下来了，有点无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们刚开始遇见，他的眼睛总是带着笑意。而现在，这份笑意越来越难以见到。他一直给我递纸巾。我除了哭，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仿佛鼓足了很大的勇气般问我，“你决定好了吗？”对他来说，去新加坡是我的选择。只有我知道，我没有选择。我私心里希望这段感情可以走得再久一点，一边哭一边说，“让我再想想。”他鼓励我说，如果我觉得机会很好，应该努力去尝试，不要为了别的事情而左右自己人生的选择。听到他这么说，我更加为了隐瞒签证的事情而内疚。Ekin这么替我着想，实则被我蒙在鼓里。我的瑞士签证一个月以后到期，我心知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找到新雇主愿意帮我办瑞士工签。我的人生走向如此清晰，我仍然不愿意接受这条路，侥幸地想是否有别的可能。我仍然每天习惯性地打开领英，尝试投递几个职位。想留留不得，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作为异乡人的痛苦，对于离散的生活充满了不安全感。

2024年的跨年夜，我们在Ekin的朋友家度过。在新年的倒数声中，纳沙泰尔湖的另一侧隐隐有烟花的光影，隔得太远看不真切。我和Ekin在阳台上蜷缩着取暖，零点钟声响起的那一刻，我在心里默默许下新年愿望：我希望，如果上天眷顾我的话，让我和Ekin能够一直在一起吧。我感到眼睛有点酸，努力在睁开眼睛之前让泪水回到眼眶，忽然感到Ekin捏了下我的脸，“你许了什么新年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2024年的第一周，我和许久未见的朋友Stella在马其顿开始新年旅行。距离签证到期还有三十天，我越发焦虑，旅游的时候也心神不宁。Stella和我说我应该坦白，好好讲对方会理解，感情最重要的就是坦诚。我返回日内瓦的路上，想到Ekin已经交了毕业论文，暂时没有很大的压力，我忍不住想要在电话里坦白了。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手心止不住冒汗。刚开始我支支吾吾，讲不出口。Ekin在电话另一端一头雾水，却也没有逼我，很耐心地等待我。我终于鼓足勇气，一五一十地道来：”我的签证其实一月底就到期了，我在瑞士的合同只有一年半。因为认识你，我有想法留在瑞士。可惜这几个月我尝试找工作，并没有找到。“话说出口，那边一阵静默，我心上缠绕的丝线终于一根一根断裂，被束缚过的地方隐隐作痛。静默过后，他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不靠谱的人，“你有这么多机会可以和我说，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每次提到新加坡的签证你都躲躲闪闪，也是因为这个吗？”我一边哭一边解释，“我真的很喜欢你，也很害怕失去你，越到后面我越不知道该怎么说。”Ekin的声音里充满疲惫，他说他想自己想想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要联系了。

和Ekin坦白以后，我很难过，我知道我们之间不可能了，同时心里也放下一块大石头。我有勇气和身边的朋友坦白一切。我可以选择继续掩饰，用工作调动作为借口，而我选择全盘托出，我不想承受更多不坦诚带来的压力了。我离开的消息对于朋友们来说算是突然，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没有人在意我隐瞒签证的事情。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在日内瓦待多久对于我和身边的人建立感情这件事没有直接影响。真正投缘的朋友，不会因为短暂的相处和漫长的距离而慢慢走远的。

但我一直内疚于对恋人的隐瞒。好友一凡安慰我说，“你在刚开始也告诉了他新加坡的事情，并不算是完全的欺骗吧。”她也准备回加拿大毕业，不继续在瑞士找工作了。“决定要回加拿大以后，感觉轻松多了。之前每天都好焦虑啊，现在放下一定要留在瑞士的想法，发现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我替她的释怀感到开心。这一刻，我意识到新加坡签证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我不需要在遥远的异乡继续做二等公民。

过了一个周末，Ekin给我写信息，问我想不想要见面聊一聊。他坦诚地和我说刚知道我要离开的消息很震惊，觉得我是个不靠谱的人。冷静下来想了想，他可以理解我这样做。“我很开心认识你，也很开心过去五个月我们经历的这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不在瑞士，这段感情是无法延续的，如果我在一开始和Ekin坦白，告诉他我会努力在瑞士留下，结果大概是一样的吧。我的隐瞒让自己焦虑，也没能改变结局。我在他家把东西收拾好，他递给我我一直遗落在他家的一柄扇子。我们相遇是在夏天啊，时间过得这样快。从夏天到冬天，我一直处在焦虑和压力之中，到现在才隐隐有了如释重负之感。我们做公交车去火车站，我在路上忍不住又掉了眼泪，他故作轻松地说，“反正你去了新加坡，我们也很难再见了。”他这样说，我反而更难过。到了火车站，在月台上，他忽然拉住我的手，“可是我还想再见你。”Ekin对于感情很回避，平时无论发生什么都喜怒不形于色，这一次我竟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悲伤。

若乐在日内瓦火车站接我。在我因为分手而难过的这一个月，她有时来我家陪我，有时在麦当劳陪我一边哭一边吃麦乐鸡。我一边哭一边说，“为什么在瑞士生活却这么难过啊？”在这个全世界人都觉得最好的地方，赚这么多钱，我心里只觉得人生好难。得到了却不得不失去才是最痛苦的吧。若乐说，因为我要走了，她想多一点时间陪我。她说希望有人能像照顾我一样照顾她。听到这些话，我只为自己的隐瞒而后悔。她没有在意我安慰她关于找工作的种种的伪善，我预想中的狂风暴雨没有来，一切如此平静。我会忍不住去想：如果若乐遇到一个在瑞士可以待得更长久的人，是不是会更快乐呢？她就不需要经历像我一样的分别的痛苦。

在瑞士的最后一个月，不知道是不是离别前总有些不舍，我好像真正开始享受在瑞士的生活。我仿佛突然开了窍，变得很喜欢去滑雪。我从初中开始滑雪，这十年来从来没有真的喜欢这个运动，每次都是在爸爸的压力下才会去。人生真是捉弄人，去到新加坡我很少有机会滑雪了。我收到了朋友写的卡片和祝福，最后一次去吃瑞士的芝士火锅，最后一次和朋友一起攀岩，最后一次滑雪，最后一次在午休跑步……若乐给我买了一套冰箱贴，说，“等到了新加坡，你就有自己的冰箱啦。”Daniel说，我是他这几年里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原来相处时间的长短并不是感情的刻度。

这次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坦诚去面对人生。在一个地方能否留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了。一旦变成一种执念，成为自己身上的担子，只会让生活在焦虑不安中辛苦度过。我的掩饰为我自己制造了一种假象，我以为自己有能力改变现实，有能力留在任何一个我想留下的地方。当离开的钟声敲响时，一切假象都会被戳破。决定想要在国外生活的同时，也要明白身在他乡签证会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不该为了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而掩盖自己要离开的真相。把Ekin拉近一段有终点的关系再离开，难道不自私吗？我没有想过他是否能承受我的离开。我不该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掩盖自己工作的真实情况。建立在虚假之上的羡慕，慢慢变成压力。当有一天我发现我和别人一样得不到工签时，我意识到我不配得到这些羡慕。如果我在一开始坦诚地去面对自己的自私与虚荣，也许就不需要经历五个月的焦虑了。

2024年二月，我正式搬到新加坡。我和Ekin鲜少联系，偶尔看到他在社交软件发的动态，知道他的生活在按部就班向前，也为他感到开心。

在外面旅居，去与留，一半在自己，一半在天意，少一点执着，更好地享受身边的一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