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到讲好中国故事时，很多人都有个误解，以为关键在于使用一些修辞技巧把故事讲“好”，讲得“巧妙”，让人信服就是讲好了中国故事。而有一些人也因此自我陶醉于某人的“双赢就是中国赢了两次”的句式和“中国已经在某某方面战胜了美国”或者“遥遥领先”的句式，以为这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的句型。但是这样的典范句型恰是一种诡辩和自我欺骗，其所带来的危害如今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而这两种典型“句式”衍生出来的各种“厉害”话语之所以被很多国人的真心点赞，不仅是因为中国这几十年来因为努力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展开外循环后逐渐富强起来所产生的自豪感使然，还因为这两种句式后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心理在起作用，一是我们不喜欢也不擅长“讲理”，而以“巧舌如簧”为能，以“能言善辩”逞“口舌之快”为“乐”且为“荣”，却并不关心滑动的语言能指与所指的事实是否真的吻合；其次就是近代以来，我们本来就有着“西方重物质文明，中国重精神文明”的浅表的甚至错误的认知，如今经过改革开放的多年积累后，我们忽然发现自己不仅在“精神文明”方面，就是在“物质文明”方面也已然不亚于西方，急需要得到“承认”，所以只要有人赞美，不管是自己人还是外人，就很自然的不假思索照单全收了。

殊不知，这样做不仅没能讲好中国故事，反而把本来很好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融入世界所发生的“中国故事”变成了孤芳自赏的“中国创世故事”或者“中国拯救世界”的故事，给人一种虚假的自我膨胀和自我满足感。而尤其是当我们说讲好中国故事，除了讲给“自己”听外，还要讲给外国人，或者讲给“世界”听的时候，这样做就不仅贻笑大方，更是让人反感了。因为真的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更需要遵循的是大家都认可的“逻辑”，而非自娱自乐的“中国逻辑”，只是卡拉OK一番就好，更不能强词夺理，自以为是，而全不顾别人怎么想就逼着对方接受。

那么，又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呢？

也许，回到柏拉图对修辞术的思考可以给人以启发。柏拉图对于“智者派”的修辞术一直持批评态度。因为智者派并不相信有客观的真理存在，他们奉行的是“有奶便是娘”主义，以金钱为目标，谁给钱就为谁说话，和今天的很多“智库”的专家和以“中国”或“世界”为名头“研究院”的教授有相似之处。而他们的修辞术实质上是一种诡辩术，目的在于运用修辞技巧对事实进行似是而非的夸张的描述，努力迎合对方的情绪需求，给予其以爽歪歪的情绪价值，以让对方在语言带来的欲仙欲死的快感中轻松的赞同自己的观点。因此，柏拉图说他们追求的是可以自圆其说的表面像真理的“近理”或者“歪理”，而非客观的“真理”：

他们看出“近理”比“真理”还更重要，他们借文字的力量，把小显得很大，把大显得很小，把新说得象旧，把旧说得象新；他们并且替每种题材都发明一个缩得很短和拖得极长的办法。（《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55页）

柏拉图拿那种以为自己会看病的人来举例子，这种人就像一个“某某人”，而在中国，他可以姓“金”，也可以姓“张”，他可以叫人发热就发热，叫人发冷就发冷，要人吐就吐，要人拉就拉，但如果要把这种人当成真正的医生，那不仅病人会一命呜呼，就是正常人也会被他搞得生不如死。因为，就是再傻的人也知道，这种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因为他并不知道病人到底病在哪里又该如何对症下药。所以，柏拉图希望人们可以运用那种分析和综合的辨证术来求真理，而不是用修辞术来搬弄是非，“这种分析和综合，为的是会说话和会思想”。（《斐德诺》）而分析也好，综合也好，最重要的就是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词藻出发，进行诡辩。因此，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很多人其实都还不会“说话”和“思想”。

其实，中国古人也讲到“言”的重要性，孔子就说：“巧言令色，鲜以仁”，《易传》里有“修辞立其诚”的名句。《系辞》也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反之，“居其室，出其肓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这些年来，我们的“出言”的效果似乎不是那么理想，不是那么尽如人意，让人时常有“千里之外违之”的感觉，也许需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出言是否“善”或者表达的是否“善”才行。

如果只是“巧言令色”，而不能实事求是，那么也只能让人在感到可笑之余，还会感到这样的“修辞”就是一种不知“羞耻”。

所以说，讲好中国故事不能靠诡辩和自我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