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从德文原著翻译康德著作的第一人，邓晓芒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代表性著作《思辨的张力》《文学与文化三论》《新批判主义》《实践唯物论新解》等。

据我自己在高等院校中从教二十余年的亲身体验，中国的大学体制最好的时期就是刚刚恢复高考的最初那几年。

那时高校招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不拘一格，本科生的年龄限制很宽松，从十四五岁的少年到三十多岁的父亲母亲都可以入学;考试内容比较简单平实，没有像今天这样专门出一些刁难学生的选择题;评卷人都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且资深教师在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录取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对个别有天份但在政治或外语上差分的考生可以通过破格的方式予以录取;重视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吸纳同等学历和自学成才，各种插班生和作家班使课堂上充满了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课堂纪律不算很严格，讲课效果不好的老师，课堂上往往除了老师自己和三五个班干部外空无一人。

那个时候很少有什么报表要老师来填写，一个教师只要你埋头教书做学问，加上每个星期开一次例行的会（政治学习），此外就谁也不会来管你。

教师（特别是资深教师）的意见，校领导还经常能够听到，也比较重视。

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这一切都慢慢变了。

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潮使得每一年都有不同于往年的新鲜花样出笼，什么“下海”（留职停薪）、“创收”，什么“学分制”（其实并没有真正实行），什么“三学期制”（后又撤消），什么教分考评，什么打破“终身制”（但总是有特殊的保留），还有争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点、博士后流动站、重点学科，评什么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奖，在职称晋升、导师聘任、学位授予上也规定了一系列“硬指标”，什么“核心期刊”、“权威期刊”、“权威出版社”，什么“校级奖”、“省部级奖”、“国家级奖”，什么“校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国家级　项目”，还有什么“评聘分开”、“待岗分流”，又如前两年搞的什么“合校”，等等。

学校建制最开始只有校系两层，中间的科、处两级（卫生科、财务科、学生科、教务处、研究生处等等）虽然是官僚机构，但毕竟直接具有服务功能，现在却已发展成庞大臃肿的一堆烂肉。

拿我所在的学校来说，在“合校”（四校合一）之后，就有系、院、部、校四级，有的“院”其实就是原来的一个“系”，而“部”级的设立更是荒唐透顶。

当时绝大部分教师都反对设“部”一级，校方的解释却是：这一级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级别，而是为了工作方便而设的一个联络机构。

但实际上，多一级建制就多一批不干实事而专门制造麻烦的干部，教师的意见要能上达学校领导就多一层障碍。

当时我就说，这不是什么“世界一流的大学”，而是“世界一流的衙门”!

但根本没有人听。

所以时至今日，教师每周所接到的各级发下来要填的报表成倍增加，而教师所能反映上去的意见却微乎其微，即使反映上去了也石沉大海。
 
最近十来年，对教师的行政控制如无形的绳索越来越紧，每学期甚至每堂课都要“达标”，要像小学和中学那样制定每堂课的教学进度，还有巡视员和监督员随时来查看。

教师对于招博士生这样的事都没有起码的决定权，连博士生考试命题都必须按照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规定的格式，不能出本专业方向的卷子，只能出二级学科的卷子（如考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就不能考专门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只能考其他几个方向的博士生共同考的“西方哲学史”）。

校方将这些做法美其名曰“规范化”，试图将全校“规范”成一部精密运作的庞大机器，教师则变成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抹掉任何个人的或学术方向上的突出特点。

这种状况对于一个力求向上爬的官僚来说也许是赫赫“政绩”，但对于具有活的思想和创新意向的教师来说则无异于一口棺材。

目前我国大学职工中教师所占的比例大约是三分之一，而他们对大学建设的发言权则更是几乎等于零（除非你顺着领导的口径说）。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自上而下地产生出符合教学规律的真正的大学改革呢?

因此我以为，如果真正要想对大学体制进行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改换思路。

当前大学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在如何“管理”教师和学生上想出一些整人的点子，而是限制和削弱大学行政领导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人为干扰，真正突出教师作为大学教育主体的作用。

八十年代初大学的新气象正是由于当时的行政部门还没有今天这么“完善”、分工还没有今天这么细致，许多“漏洞”还给教师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留下了一些余地。

也许，当时的大学领导还有一点尊重大学教育自身规律的认识，知道大学的发展不能拔苗助长，而必须创造适宜的环境让其自行生长。

今天的大学改革则正在朝着当年京剧改革的 “样板戏”方向发展，即领导出点子、出观念，政工干部来操作，教师（演员）听摆布。

这一套程序在操作层面上其实是很适合于理工科的一套思维方式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大学的领导层多由理工科出身的人来担任，而大学的“重理轻文”已成为默认的基本法则了，因为理工科出身的人自己的思想较少，能够不走样地贯彻上级的意图。

如我们学校几届领导在办学方针上最为强调的都是一个“学科建设”，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什么是“学科建设”?
后来通过长期观察才悟到，所谓学科建设就是多搞几个硕士点和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再就是搞出一批“跨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专业来，也就是在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多增加学科数，这样填表报上去显得好看，有成绩，学校的“地位”也就会得到提高，校领导本人也就有望升迁了。

所以，与“学科建设”比起来，“人才建设”或“教师队伍建设”历来都排在次要地位，“学科建设”是既不用提高教师地位（以免教师“翘尾巴”）又可以提高学校地位的一种最简便最省事的方法。

谁能挖空心思拉出一个山头来，通过行政手段调配一帮人马，谁就得到重视，而在本学科学有专攻的教师则长期默默无闻。

所以多年来我们有了一大批空壳子“学科”（说“空”不是指无人，而是指无学），优秀教师的大量外流却成为阻挡不住的大趋势。

硕士点、博士点越多，硕士、博士的水分就越多，现在研究生导师的水平大大下降，而每个导师所带的研究生人数却反而成倍增加，论文指导和答辩完全成了走过场。
 
至于学术腐败、抄袭剽窃、权学交易、行贿跑点等等人所共知、人所共愤的恶劣现象，则只不过是教师和学问本身在学校里没有发言权而导致的副产品。

不尊重学问的地方必然就会崇拜权力、崇拜金钱、钻营关系、玩弄手腕。

为什么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国外的东西也引进了不少，高校改革的规模也够惊人的（如“合并”出了一批巨无霸式的大学校），人们还是觉得现在高校改革比任何其他领域的改革都要落后呢?

主要就是该改革的不改，不该改的瞎折腾。

国家耗费大量财力、人力和精力，只摸石头不过河，所有的尝试都被付了“学费”，到头来还得老老实实地从原点开始。

但时至今日，到底什么是我国高校教育中的“原点”，恐怕没有几个人清楚。

其实这个原点就是对“十年”中发展到极端的“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极左原则的“拨乱反正”。

与西方的politics（城邦事务）不同，中国的“政治”历来就是帝王和臣僚的“为政”“治民”之术，这种统治术一开始就和思想教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政治虽然以军事斗争作为其最高体现，但在日常却是以通过教育来收拾民心这种方式维持的，所谓“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所谓依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是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政治教育（“政教”），即教人服从有权势者及如何为当权者效力。

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凡“显学”如儒、道、墨、法都具有强烈政治色彩，其余兵、农、名、阴阳等等则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政治并融入了政治之中而成为其适用的工具。

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使最重教育的儒家学说占据了官方学术的统治地位和“独尊”地位，而且正式把一种政治思想兼道德教育的学说单一化，变成了一种“术”，即统治术（人君南面之术）。

唐代开科举，宋代把理学经典固定为“八股”模式，越来越使文化教育与政治统治、学问研究与与官僚培训结成了一体。

由此可见，所谓“政治挂帅”、“四个第一”和“××为政治服务”等等说法，并不是极左思潮的首创，而是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习惯思维方式。

“五四”以来中国的激进思想家们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但就是这种思维方式（除了蔡元培先生的几声呐喊外）丝毫也未受到触动，反而变本加厉，尤其成为教育领域中理所当然的体制模式。

如果说，这种模式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革命战争年代曾起过切实的政治推进作用并参与造就了民族振兴的起点的话，那么时值今日，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并对民族文化和精神创造提出了更高要求的时代，将一切社会生活和精神生产都紧紧捆在政治这个固定的基点上，就是阻碍社会发展和束缚精神生活的不智之举了。

而一旦政治本身也由于深陷于腐败的泥沼而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和原则，那就免不了使依附于它的各种要素更加分崩离析、乱作一团，而教育部门过去由于紧靠政治而沾上的庄严神圣的光彩也就黯然失色、斯文扫地了。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极左思想受到了一定的批判，而代之以“教育为人民服务”，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有了一定的分工，甚至政治本身也成为了一门“学问”（政治学）。

然而在体制上，我国数十年（其实应该说是数千年）一贯的政教体制不仅没有丝毫松动，而且还进一步有所加强。
 
在这方面，欧洲大学教育的起源也许对我们有某种借鉴和启发作用。

如果不算古希腊柏拉图的学园的话，西方近代的大学最初起源于中世纪的“经院”，这种经院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受政治的干扰，但至少与世俗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是直接用自己的神学和哲学理论研究为教会服务的。

到了十三世纪，早期市民社会兴起，开始有了不仅面向神职人员、而且面向世俗社会的大学，其中除了教授通常的神学和哲学（“必记本”注：形而上学、逻辑、辩证法）之外，还教授法律、修辞、诗学、语言学等世俗学问（“人文”科学），并从中培养出了大批“人文主义”的学者。

这种大学一开始就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自治”性，它们不是服务于某个政权的，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但本质上则是自由探讨学问的场所，不是服务于任何人的（而这一点又是由于它们的神学背景所决定的）。

当然，当时的人文学者不一定都出自于这种大学，有许多人文学者都以自己是“自学者”而自豪;但在那个时代的总体人文气氛中，大学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使散漫的人文学术得到了一定的规范化（不是行政上的“规范化”，而是真正学术上的规范）。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大学从充当“神学的婢女”的经院学术中蜕化为中世纪神学的反叛者，成为人文思潮的中坚和实验室，而这一过程并不是什么政治行动，而是纯粹的学术探讨的结果。

反观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即使是学术评价标准的转换这样纯粹学术上的问题，也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背后当然也隐含有利益分配问题），就可见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教育理念上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