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在宇宙层面上，什么才是重要的？剑桥大学哲学家西蒙·布莱克伯恩（Simon Blackburn）认为，这就相当于我们问，人生有意义吗？他的回答很简单：“对谁而言呢？”

那么，对宇宙而言，我们（人类）重要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件事物无论有没有价值，都可以是重要的。比如导致某一飓风形成的一个气团，气象学家们会将这团导致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将风暴变成飓风的气团形容成“重要的”。但是这里不需要考虑任何的价值问题。因此，处在这种这种宇宙级的无关紧要感中心的，是因果关系上的无关紧要感，而非价值。

更糟糕的是，我们清楚，一旦人类灭亡，宇宙仍然会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地继续运转。从因果规律上讲，我们从全宇宙的层面来看，人类是否存在根本无关紧要。

1917年7月，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写了一篇名为《达贡》（Dagon）的短篇小说。他写信给一位编辑说：“如果你对这个不感兴趣，那么你对我的其他作品也不会感兴趣。”

在小说中，一名木船上的水手突然发现自己被困在一片广阔的海域上，由火山活动，这片海床被推至地表。随着海底淤泥在阳光下硬化，水手开始穿越它，朝着远处的一个小土丘西行。但走了几天后，他意识到，这个小土丘实际上是一座高山。

他在山的阴影下露营，夜晚醒来时出了一身冷汗，随后试图爬上山顶。在山顶，他向下望去，“看到了一个无法估量的深渊或峡谷，月亮还没有升到足够高的位置来照亮其黑暗深处。”

随着月亮升得更高，他看到峡谷对面有一座巨大的雕刻石碑，这个物体，“从其庞大的体积就已知晓其建造的工艺，也许还曾受到有生命和思考生物的膜拜”。正当他观察时，月光映照的水面上出现了波动：

突然间，我看到了它。它从水下浮起，整个身躯在黑暗的水域中出现。巨大、如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希腊神话中吃人的独眼巨人，为海神波塞顿和海仙女托俄萨之子。译者注）般的可怕怪物，它宛如噩梦中的怪兽一样冲向巨石，用它庞大的鳞状手臂环绕着石碑，同时低下它那可怖的头颅，发出一些有规律的叫声。我想，我当时就疯了。

《达贡》包含有经典洛夫克拉夫特小说的所有要素。在这里，正如他后来的许多作品中一样，包括《克苏鲁的呼唤》（1926年）、《梦寻秘境卡达斯》（The Dream-Quest of Unknown Kadath，1927年）和《疯狂山脉》（At the Mountains of Madness，1931年）——对知识的乐观探索，甚至是想看看山丘另一边的简单行为，都会被难以理解的恐惧和可怕的任意宇宙秩序所挫败。这些启示，摧毁了洛夫克拉夫特笔下寻求真理角色们的心智，包括医生、考古学家、迷路水手、形而上学家和科学家。

洛夫克拉夫特通过他的短篇小说（以及两部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精炼了这些元素，为爱伦·坡、阿瑟·梅钦（Arthur Machen）和M·R·詹姆斯（M.R.James）等作家开创的怪奇小说发展出了独特的版本。
然而，在他的一生中，洛夫克拉夫特并没有取得主流意义上的成功。他几乎完全依靠短篇小说和自由编辑的惨淡收入勉强维持生计，直到1937年因肠癌去世，享年46岁。

1934年，洛夫克拉夫特关于克苏鲁的草图。© wikipedia

在他去世后，一些人继续欣赏他奇怪的故事，但也有人觉得它们令人厌恶且毫无意义。1945年，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评价道，“恶俗和低劣艺术”才是洛夫克拉夫特小说唯一真正的恐怖。他的同代人，甚至可能连洛夫克拉夫特自己都不太可能想象到，随着20世纪的发展，他将对文学和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

如今，洛夫克拉夫特已成为宇宙恐怖和怪奇小说的鼻祖，斯蒂芬·金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恐怖故事大师”。但他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他更持久的影响可能在于他作为一位哲学家的影响。

这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毕竟洛夫克拉夫特首先是一位怪奇故事的作者，而他本人也会这么说。但在那些怪奇故事的背后，是一种独特的哲学命题，它既可以揭示出我们今天的焦虑，也揭示出生活在20世纪初普罗维登斯的一个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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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克拉夫特在《克苏鲁的呼唤》的开篇段落中就展现了他哲学的内核。这是关于一次探险的故事，讲述探险队前往一个被古老邪教崇拜的触手怪物的沉没住所，这些崇拜者祈祷他们的神从沉睡中醒来，并重新掌控人类。那么，洛夫克拉夫特会如何开始这样一个奇幻的故事呢？就像这样：

我认为，世界上最仁慈的事情就是人类思维无法将其所有内容联系起来。我们生活在无知的宁静岛屿上，被无边的黑色海洋所环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扬帆远航。迄今为止，各门科学都在各自的方向上努力发展，对我们的伤害微乎其微。但有一天，将相互分离的知识拼凑在一起，将会展现出可怕的现实景象，我们身处其中，要么因启示而发疯，要么逃离致命的光明，进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以求得和平与安全。

然而，他的大多数作品在哲学上都不太明确。洛夫克拉夫特的思想常常在他的叙事中被掩盖，必须从各种来源拼凑起来，包括他的诗歌、散文，最重要的是他的信件。

洛夫克拉夫特一生写了大约10万封信，其中约1万封得以幸存至今。在这些内容丰富的非虚构作品中，洛夫克拉夫特阐述了哲学问题——无论是形而上的、伦理的、政治的还是美学的——他声称这些哲学问题支撑着他的怪奇小说创作。这些作品基于一个根本的宇宙前提：“人类普遍的法律、利益和情感，在广阔的宇宙中都不具有有效性或重要性。

1915年时的洛夫克拉夫特。© wikipedia

在《洛夫克拉夫特：西方的衰落》（H.P.Lovecraft：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90）一书中，学者S·T·乔希（S.T.Joshi）分析了这些信件和文章，以塑造一个“哲学家洛夫克拉夫特”的形象。乔希声称，洛夫克拉夫特作为哲学家的身份直接源自他精通的风格：怪奇小说。这类小说本质上是哲学的，因为“它迫使读者直接面对诸如宇宙本质以及人类在其中的位置等诸多问题”。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洛夫克拉夫特的思想应该被如此提升。奥地利文学评论家弗朗茨·罗滕斯泰纳（Franz Rottensteiner）在评价乔希此书时，抨击了洛夫克拉夫特作为哲学家的观点：“问题是，洛夫克拉夫特作为一个思想家并不重要，无论是作为唯物主义者、美学家，还是道德哲学家。”

然而，在21世纪，洛夫克拉夫特一次又一次地以哲学家的身份被复活。这一复兴由法国作家米歇尔·韦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悲观主义哲学家尤金·萨克（Eugene Thacker），以及思辨实在论者雷·布拉西尔（Ray Brassier）、伊恩·汉密尔顿·格兰特（Iain Hamilton Grant）、昆汀·梅拉索（Quentin Meillassoux）、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等人完成。哈曼表示：“虽然四位最初的思辨实在论者没有共同的哲学英雄，但我们每个人都各自成为了洛夫克拉夫特的崇拜者。我个人认为，他的怪奇小说为整个哲学流派奠定了基础。”

但洛夫克拉夫特作为哲学家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在他的信件中，他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宇宙冷漠主义”（Cosmic Indifferentism），也称之为“宇宙主义”（Cosmicism）。洛夫克拉夫特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作品中得出了这一学说的三个主要原则——唯物主义、决定论和无神论。尼采、伯特兰·罗素、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和T·H·赫胥黎（T.H.Huxley）都在他的阅读列表上；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宇宙之谜》（The Riddle of the Universe，1899年）和休·埃利奥特（Hugh Elliot）的《现代科学与唯物主义》（Modern Science and Materialism，1919年）也在其中。

洛夫克拉夫特也接受了古代的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和伊壁鸠鲁学派（伊壁鸠鲁及其罗马门徒卢克莱修）的主张。他还阅读了威廉·本杰明·史密斯（William Benjamin Smith）的《肤色界线：代表未出生者的简报》（The Color Line：A Brief in Behalf of the Unborn，1905年），这本书强化了他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尽管洛夫克拉夫特的种族观点在他有生之年就已过时，并且似乎也缺乏对当时哲学潮流的关注，但他的哲学观却出奇地全面和统一，融合了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

作为一个绝对的决定论者，洛夫克拉夫特的形而上学描述了一个处于永恒预定运动中的无限宇宙：“每一个人类行为，”他写道，“都不过是永恒宇宙中每一个先前和周围环境条件的必然结果。”这没有给目的论留下任何空间——即宇宙正在朝着某个预先设定的目标发展，或者人类和其他物种正在为某种目的而进化的观念。

© Jonny Hex

他的决定论伴随着严格的唯物主义，与他同时代许多人的观点一致，这使得非物质——灵魂和精神——变得不可思议。这些观点塑造了他故事中的噩梦般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并不是幽灵或鬼魂，也并非传统恐怖文学中的“超自然”生物，而是物质上实实在在的可怕存在，它们之所以看起来是超自然的，只是因为人类无法理解其真正的本质。

然而，虽然洛夫克拉夫特可能与他所处时代的一些哲学思潮相一致，但他却形成了一种明显悲观的世界观，很少有同时代的人会认同他的世界观。在他《不忠的自白》（A Confession of Unfaith，1922年）一文中，他声称这种观点是他13岁时首次考虑到的。在其一生中，他始终认为在这个巨大而本质上无法理解的宇宙面前，人类完全是微不足道的。“我们都是漂浮在虚空中毫无意义的原子，”他在一封给他的朋友、出版商兼作家奥古斯特·德雷斯（August Derleth）的信中写道。

尽管他对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持悲观态度，但洛夫克拉夫特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陷入宿命论的谬误；他笔下的人物行为在个人层面上仍然具有道德价值和意义。在同一封信中，他流露出对道德价值的相对主义立场。他将这种伦理体系归因于他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阅读。

因此，洛夫克拉夫特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生前所认可的古代和现代思想家。表面上看他似乎只是哲学残片的收集者，但在他的信件和散文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甚至是反哲学的东西：对认识论的普遍矛盾态度，在这种态度下，“追求真理的喜悦”被其“令人沮丧的启示”所抵消。

洛夫克拉夫特的哲学表达，对许多哲学体系，甚至对哲学本身来说都是一种诅咒，因为它从根本上认为，对更高现实或事物本质的思考永远无法完全实现。最终，对知识的追求并不构成人类的某种目的，而是导致自我的暴力解体。更高的现实是有限的人类心灵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

安德鲁·布罗斯纳奇（Andrew Brosnatch）为《埃里奇·赞恩之曲》所绘插图。© wikipedia

早期的《埃里奇·赞恩之曲》（The Music of Erich Zann，1922）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部短篇中，一位哲学系的学生在寻找奥赛尔街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而模糊的城镇。当学生偶然发现了这条街时，他陷入了认识论的困境；房屋投下的影子和工厂排出的烟雾模糊了他的视线，传达出世界的偶然性和虚幻性。在街道尽头，有一堵高墙，象征着对更高层次哲学理解的障碍。

他相信，如果他能在墙上方找到一个有利位置，他就能看到“月光下的屋顶和城市灯光广阔而令人眩晕的全景”。为了发现外面的世界，了解现实的本质，学生租了一间位于奥赛尔街高处的房子。在他上面是一个由哑巴提琴演奏者埃里奇·赞恩租用的阁楼。在这条街上最高的地方，赞恩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墙外的世界。但当学生最终进入阁楼并向外看时，他所看到的只是“无边无际的黑暗空间”。所有墙外的一切，都是难以理解的虚空。

在这部小说以及其他作品中，洛夫克拉夫特暗示，不应该去追求更高层次的哲学知识，因为找到它就意味着了解到我们在宇宙中的微不足道和毫无意义。赞恩似乎了解这个真相。他想拉学生离开窗户，也试图通过疯狂地演奏提琴来阻止那不断逼近的虚无，但这种虚空使他完全陷入瘫痪状态。学生设法逃脱，沿着奥赛尔街走了下去，回到了那些充满了认知的阴影的熟悉街道。这种对形而上学无知的回归，是抵御心灵彻底崩溃的一剂良药：洛夫克拉夫特将学生对知识的渴求，转变为了对摧毁灵魂的宇宙主义的认识。

这种所谓的“消极启示”，是洛夫克拉夫特哲学的一个关键方面，也是他对认识论静默主义（epistemological quietism）的渴望。也是他的哲学表达与众不同的原因。

在他耸人听闻的梦境中，这位宇宙恐怖之父学会了在一个没有灵魂、机械化的真实宇宙中寻求庇护。

© Jonny H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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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洛夫克拉夫特而言，艺术和文学是个体寻找美和意义的理想途径，尽管宇宙缺乏深层的意义。如果宇宙是无限且冷漠的，那么，人们可以通过追求艺术的自我表达来对抗虚无主义。这个想法出现在洛夫克拉夫特的许多作品中，但最好的例子是作者本人。在他一生中，写怪奇小说成为了寻找意义的一种权宜之计。尽管他的信件可能最清晰地描述了他的哲学观，但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说，是他创造性表达这些观念的主要方式。

在他的散文《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Supernatural Horror in Literature，1927）中，洛夫克拉夫特将怪奇小说描述为一种不适合人类日常事件和情感的表达，他写道，这需要热切的想象力和对人类经验之外难以言喻的未知力量的敏感。洛夫克拉夫特认为，怪奇小说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哲学性，因为要写出真正怪异的东西，需要与思想本身进行交流：

真正的怪奇故事不仅仅是秘密谋杀、血淋淋的骨头或叮当作响的铁链。必须有一种令人窒息、难以解释的外部未知力量的恐惧氛围；并且一定有一种暗示......人类大脑最可怕的概念——那些固定的自然法则被恶意地中止或打败，这些法则是我们抵御混沌攻击和未知空间恶魔的唯一保障。

怪奇故事的关键在于它的宇宙性，超越了人类的向度。洛夫克拉夫特要求怪奇小说作家中止或打破“固定自然法则”的禁令，尤其能说明这一点。正如任何严格的唯物主义者和决定论者都知道的那样，违背自然法则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但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中，却充满了尝试描述在人类表达和经验的限制下不可能的事情。

他笔下的古老宇宙神克苏鲁，被描述成“所有物质、力量和宇宙秩序的怪异矛盾体”，其住所由“非欧几里得”几何形状组成，砖石角度看似锐利，但“表现得好像它们是钝角”。

通过对不可能的信仰，洛夫克拉夫特认为我们可以“获得某种胜利解放的喜悦冲动，这种喜悦的慰藉堪比宗教鸦片”。但他相信，只有当我们有“一种虚幻的感觉，即无情的宇宙法则已经——或可能——无效或被击败”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怪奇小说中违反自然法则的虚幻描绘，为我们提供了一丝喘息的机会，即使只是美学上的，也让人们暂时摆脱了机械宇宙中精准无误的时钟机制。

这些神对人类事务完全不感兴趣，反映出宇宙的冷漠和我们的微不足道。

对于洛夫克拉夫特来说，鉴于我们对现实的了解明显不足，恐惧存在于我们认为可能存在于宇宙的事物中。他在1927年的文章中写道：“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就是对未知的恐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洛夫克拉夫特无法超越他自己的种族主义偏见（他可能认为这些偏见在宇宙尺度上微不足道）。对“未知”的恐惧影响了他的许多世界观，包括他精神遗产中的这个瑕疵。

艺术家笔下的阿撒托斯。© wikipedia

在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说中，“未知”常常通过“古神”来体现。在《梦寻秘境卡达斯》中，阿撒托斯（Azathoth）是原始混沌的体现，他生活在“维度空间的明亮星团”之外。在《穿越银钥匙之门》（Through the Gates of the Silver Key，1932-33）中，犹格·索托斯（Yog-Sothoth）是无限的事物，一个类似于“亿万光辉球体的集合”，涵盖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此外，这些神和其他神都毫无道德可言，对人类事务完全不感兴趣，从而更广泛地反映出宇宙的冷漠和人类的渺小。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一个无神论者，竟然创造了一个原始诸神的伪万神殿，不过，在他的小说中，它们都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这些隐喻性的“超自然”恐怖，只出现在人类对宇宙的无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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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这些神灵只会导致“消极的启示”，从而粉碎乐观的认识论。对于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人物来说，这样的启示常常会激发他们对静默主义的渴望，导致他们在自己构建的梦境中寻求庇护。这一主题甚至在他最早的短篇小说中也可以找到。

在《塞勒菲斯》（Celephaïs，1920）中，我们跟随兰道夫·卡特（Randolph Carter）拜访了一个自称库拉内斯（Kuranes）的人，他在梦中寻找这座名为塞勒菲斯的城市，以排解日常生活的无聊。对他来说，人类日常的担忧本质上是毫无意义的；生命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存在。因此，库拉内斯寻找塞勒菲斯，他自己内心构建的审美之源，源于幻想和错觉。为了帮助他的探索，他用药物延长并强化了他的梦，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偶然发现，“在他所谓的无限之外”，还有着无边无际的未知深渊，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焦虑。

最终，一队来自塞勒菲斯的骑士带领库拉内斯进入了深渊，在那里，他于自己的梦境中成为了摄政王。作为塞勒菲斯的统治者，通过这种虚幻的审美享受，来缓解自己的宇宙焦虑。在元文本层面上，这也反映了洛夫克拉夫特从怪奇小说本身中获得的享受，以及对宇宙焦虑的解脱。

“消极启示”在《梦寻秘境卡达斯》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兰道夫·卡特，洛夫克拉夫特笔下反复出现的主人公，希望在梦中前往卡达斯城，从伟人那里获取深奥的知识。在开始他的梦境之旅前，他被两位神父警告前方的危险。其中最危险的是可能遇到“无形的‘恶魔苏丹’阿撒托斯”，它是混沌和无限的宇宙中心，其他神灵跟随着它发出的令人癫狂的音乐起舞。卡特自然无视了神父的警告。

到达卡达斯后，他发现这座城市空无一人。一位法老走近他，解释说众神已经抛弃了这座城市。他派卡特让众神回到他们应有的位置。但法老欺骗了他，他实际上是奈亚拉托提普（Nyarlathotep）——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中人类和上古神灵之间的使者（并且喜欢干涉凡人事务）。乔装打扮的奈亚拉托提普对梦者进行了一段长长的独白。他告诉卡特，他应该寻找的城市不是埋藏着伟人秘密的卡达斯，而是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那里蕴藏着卡特年轻时美丽而愉快的回忆。应该避免阿撒托斯（宇宙主义的启示）这种令人心智崩溃的空虚，而应该从梦里重温的记忆中获得自我构建的内在美。

奈亚拉托提普的建议固然不错，但他却无意让卡特离开。卡特被送往阿撒托斯，穿过“宇宙之外的模糊黑暗和孤独”。他试图逃跑，在虚空和无限中不断坠落，并在波士顿的家中醒来。

对于洛夫克拉夫特和他笔下的主人公来说，关于无限和未知的知识，才是焦虑的深刻根源，只有在虚幻的梦境中寻求庇护才能得以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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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奇小说的美学解放源于对不可能性的描绘。但是，正如科学史所表明的那样，并非所有不可想象和无法解释的现实都能逃脱我们的认知——比如20世纪量子力学的诞生和黑洞的发现。洛夫克拉夫特理解这种与不可能性的关系：他认为，如果科学在未来某个时候能够解释怪奇小说中描绘的任何现象，那么故事将不再代表自然法则的悬置。它将不再是“怪异的”。

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洛夫克拉夫特后期的许多作品都努力将怪奇故事与现代科学相调和，只不过，不是通过提供他所谓的自然法则的“矛盾”，而是通过“补充”。传统的超自然恐怖元素——狼人、吸血鬼和其他超自然现象（洛夫克拉夫特早期故事中出现的变体）——在我们对现代科学和宇宙的理解面前，从美学上来说显然是不够的，甚至连上古之神也变得不那么重要。

J·M·德·阿拉贡（J.M.de Aragon）为《空间之外的色彩》所绘插图。© wikimedia

《空间之外的色彩》（The Colour Out of Space，1927）是这一发展的典范。该小说中的加德纳家族，他们看到了一个诡异、发光的岩石状实体，即“色彩”，从天空坠入他们家附近的一片田地中。这个“色彩”开始在加德纳家族中蔓延，感染了农作物（使其变成了灰色且脆弱）、家畜（变得疯癫）、水源以及家族自身。加德纳的大儿子疯了，他的另一个儿子在井里取水时失踪。加德纳和他妻子身体出现畸形，并失去了所有的知觉。
当事后检查农场时，其中所有的生物都已死亡，只剩下了一片荒芜的土地。这个“色彩”已经榨取了这里的所有生命。

电影《星之彩》（Color Out of Space）剧照。2019年，理查德·斯坦利（Richard Stanley）将洛夫克拉夫特的原著搬上了银幕。© New Scientist

最终，这个“色彩”从地面发射，飞向它来的地方。经科学检测，它留下的残留物违反了所有已知的化学和物理定律。它对任何已知金属探测结果为阴性，对温度变化没有任何敏感性，并且没有化学物质能与其发生反应。这种岩石状物质只发出一种虹光，其颜色在我们的色谱中无法识别。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一种“色彩”，之所以被称为“色彩”，只是因为这是相对最准确描述它的类别。

在这个故事中，与洛夫克拉夫特的古老神灵特性相似的矛盾和冷漠，现在通过科学的视角得到了明确的聚焦，标志着怪奇与科学理性的融合。但要让怪奇故事保持真正的“怪诞”，它必须在科幻意义上具有宇宙性，涉及到只有科学尚未（或者说从未）解释过的未知现象。

没有人会知道，我们会在宇宙最深处发现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宇宙主义的消极启示在这个故事中变得更加尖锐，因为洛夫克拉夫特通过冷酷和逻辑的科学理性来揭示他的思想，没有任何梦幻般的宗教修饰，因为那样做可能会为宇宙的残酷现实提供一丝慰藉。
尽管洛夫克拉夫特一生全心全意地信奉科学理性，但他的小说仍然对那些肆无忌惮地从事科学事业的人提出了悲观的警告：随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无法知道在宇宙最深处会发现什么。洛夫克拉夫特认为，真正的认知是不可能的。人类以真正理性方式思考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种观点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洛夫克拉夫特不是一个狂热的无神论者，他承认宗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有用的，对他们来说，无神论的存在简直无法容忍：“宗教能帮助他们有序地行事，”他写道，“并且给予他们一种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的情感满足。”如果我们发现，宇宙真的像洛夫克拉夫特认为的那样毫无目的，那么克苏鲁式神的幻想似乎是合理的——甚至是可取的。

那么，这对我们今天有何影响呢？洛夫克拉夫特的遗产实在是令人惊叹，尤其是考虑到他逝世时的默默无闻。至关重要的是，他的哲学思想经受了时间的考验，通过那些困惑的主人公们，他们看到自我的消解，只能有限地理解事物的真正本质。在《达贡》的结尾，我们看到了这一哲学思想的体现。对于洛夫克拉夫特来说，“人”并非万物的尺度。人类也不是一个优越的物种。我们的习俗微不足道。我们的时间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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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深海，”洛夫克拉夫特在《达贡》结尾写道，“我就不由得颤抖起来，因为此刻，可能有不知名的东西正爬行和挣扎在其泥泞的海床上，膜拜着它们远古的石像，并在浸着海水的花岗岩石碑上雕刻着自己面目可憎的肖像。我梦想有一天，它们会在巨浪之中升起，用它们恶臭的爪子，把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的弱小人类幸存者拉入海中——在陆地沉没的那一天，黑暗的海底将在宇宙的混乱中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