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作者孟彦弘（1966年-），山西襄垣县人，曾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任研究员。本文为孟彦弘谈学术的一篇文章，特此分享。

曾看到有人贴出中华书局影印的《全宋词审稿笔记》（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的《出版前言》，其中引用了夏承焘（“必记本”注：词学家、教育家，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一系列经典著作无疑是词学史上的里程碑，20世纪优秀的文化学术成果。胡乔木曾经多次赞誉夏承焘先生为“一代词宗”、“词学宗师”）。的一条日记。我看了，顺手翻了一下夏的这条日记。于是，就将此书放在枕边，每天睡前看上三四十分钟，断断续续，看了一个多月。

我本想看看1949年以后，夏先生是如何面对被改造的；结果比较失望，因为夏先生似乎很自然地就接受了改造。不过，他的日记中有不少治文学史的学者的掌故，像任铭善、蒋礼鸿、王季思等，一再出现于日记。

其中，夏先生很佩服王季思（“必记本”注：曾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很夸赞他的学问。于是，我便在网上陆续买了他的《玉轩轮古典文学论集》《玉轩轮曲论新编》；此前，我已有他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玉轩轮曲论》和《王季思学术论文自选集》。

粗粗看了一下，王先生的许多东西都有太强烈的时代背景，可能在那个时代，他的认识能跟上那个时代的要求，所以，他的东西才会被像夏先生这样想跟却有些吃力的人看重吧？那个时代结束了，这些文章的意义也打了一些折扣？

八十年代以后，此前三十年的学界环境被终结了。虽然还有一股股的学术热——如文化热、社会史热等，但毕竟，学者可以选择不投入其中了。即使如此，我们辛辛苦苦，看书码字，写出这点东西，究竟能有多少值得留下来，被后学者记住呢？

当然，在现在强调学术规范的背景下，被人引用的机会增多了。不过，所谓引用，也不能太当真。有的作者是为了炫博，广为引用，连三四流的论著也引一下，以示自己兼收博采；有人是为了将自己打扮成很符合学术规范，才东一下、西一下，乱引一堆；有人是假引用——关键受人启发之处，不引用；而在不经意的小地方，引一下，表示自己看到了相关论著。

最牛的，是一些论著不得不引。比如，一部有关魏晋南北朝的论著，无论是什么题目，后面的参考书中，都要列出陈寅恪、唐长孺的论著；有不少著作，还要将他们的著作重复列出，既作为论文列出了论集中的论文，又作为专著列出了论文集。也许，这些被迫征引的论著，才是真正能留下来的东西？

其实，能混到被迫征引的行列，这些被迫列出的被征引的论著，也未必真的都值得“留下来”。很早以前，曾跟一位同行朋友胡聊，他说，应该在论著目录前面打星，免得让学者一篇篇找、一本本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开一看，全无参考价值。现在，他正在编《魏晋南北朝史论著目录》，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实践着自己的“打星理想”。

有朋友说，写出来的东西，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如果后人在读自己书时会自然地赞一个“这人，写得还不错”，或“这个人，还有点学问”，那就更好了；这可比在拜码头式的文献征引中被记住要强多了。

不过，细细一想，能对得起自己的话，实在是把双刃剑。有的人，会仅仅以此作为安慰自己的理由，低头拉车，不必抬头看路。有的人则不然，会觉得自己的论著，篇篇都好，本本都可以传下去，正所谓“老婆是别人的好，论著是自己的好”；久而久之，自我膨胀，看着码在地上的一摞书，不仅有著作等身的自豪感，而且觉得自己就是大师了。这更麻烦。

我想，从理论上说，治学的境界（不是单纯指学术水平和贡献）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质高量多；二，是质高量少；三，无量当然谈不上质；四，是制造垃圾。第一类，须仰视才见，但脖子抻久了，容易疲劳。第二类，可以让我们时时警醒。第三类，最值得人尊重。第四类，最令人厌恶——只考虑自己，不考虑这个世界；现在的全球变暖，他们是有责任的。

如果一位学者的论著，质很高；在保证质高的前提下，量也很大，那是可取的。可事实上，即使是一流（这确实说的是等级了）的学者，作品也往往参差不齐。

我有点纳闷，从学问上，已跻一流；从世俗的观点看，要什么有什么了，何必还要为了写而写呢？

第三类学者，在我看来是见过世面的，是属于“没吃过猪肉，至少见过猪跑”的。不管是人家因为水平低而写不出来，还是有水平而只述不作，人家都没有制造垃圾（如系前者）或不屑制造垃圾（如系后者），没有浪费纸张，同时也没有浪费读者的时间。即使属前者，这个态度难道不令人肃然起敬吗？！

特别是在现在给津贴、定待遇，都主要是靠数量的管理体制下，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能写出好东西来，咱就努力一把，写一写；实在写不出好东西来，咱就不写。宁可不写，也别制造垃圾。这样的人，不值得敬重吗？

其实，真正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在我看来，第一是质，即深度；其次，是在达到这个质的基础上的广度；第三是所讨论或解决的问题对我们认识一个时代或一个专题具有怎样的意义。深度，和达到这一深度的广度， 才应该是评价一个学者学术贡献的标尺吧。

就历史学科而言，一个学者一辈子只挖一口井——这口井，无论是论题，还是材料——总不大好。

这又涉及所谓专著的问题。有人以为出一本章节序列清楚者才能算专著；论文集，不算。一位治清史的极有贡献的老学者的学生，就曾不无遗憾地发过这样的感慨，认为老爷子“没本专著”。其实，这种遗憾实在多余。试想，一个重要的问题，研究得也非常深入，如果一位学者用了三五万字完成了，这是论文；如果用十几万字完成了，印成了一册，便属专著？显然不能这么看。所以，不必斤斤于区分论文还是书，这只是表达的形式而已。

如果一定要用“专著”来表示，我以为，除上述两点之外，要再加一点，即对一个问题，以及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其它问题，都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和认识。

比如，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我们可以视之为专著，虽然其中的意见，我们也未必都同意。照这个标准，围绕一个专题所写的系列论文，即使印在一起，也有可能是专题论集，而未见得是专著。

其实，在我看来，写论文、出论文集，是治学的不二法门。不必将论文改写，加上一些承转启合式的技术处理，打扮成所谓的专著。也不宜将学术局促在一两个题目上或很小的范围内。关键是深度。对一个问题，对一个时代，有系统而深刻的认识者，毕竟是少数；在一些专题上，能有相当深入的探讨，即可。

现在各学术单位都很重视考核，通过考核才能定级，定了级，才好定种种待遇，而考核的主要标准，就是数量。这似乎也实在是有些不得已的。但也许，这是因为执事者生怕这帮学者偷懒，浪费公帑吧。其实，教授治学，跟流水线上的工人做工是不大一样的；工人做工，是为别人，教授治学，是为自己。成就大、水平高，是自己的事；成就小、水平低，也是自己的事，都跟别人没有关系。

量化的结果，不大可能让庸人变成大师，只可能让一个潜在的大师，为应付数量而沦为庸人。

倘若因取消数量的规定而让若干偷懒者蒙混过关，而最终却使可能成为大师的人能沉下心来耽思苦学，也未尝不是一个“合理的成本”吧。制度的设计，总是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能两利相权取其重。

学术，就是质；量，没有意义。

当然，一个学者的水平的高低、成就的大小，都只有在将来的学术史上才能看得出；当下，一般是不容易得到论定的。需要沉一沉，才行。我的老师曾评价他的老师的论著，说：“经过时间检验，站住了！”所以，对别人的夸赞，大可高兴；对别人的批评，则不必咬牙切齿。自己的作品已经发表，好也是它，坏也是它。好的东西，不会因别人的批评而失去光辉；差的东西，也不会因为有人吹几句就能流传下去。所以，不要把学问太不当回事，也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

一切，等学术史来审判。

如果一个学者，人还没死，他的论著就已经死了，那忙活一辈子，实在是瞎忙活，还不如不忙活的好。

至于一个学者，一退休，不再参加学术活动，便被学术界遗忘了；回想起在退休前的东奔西跑，甚至还时不常地在开会时坐坐主席台、照相时坐在偏中间的位置，是不是会感到有些滑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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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没有退休时，除学术之外，所争的，恐怕一是钱，二是缓退或乃至不退；再高尚一些的，也就是作学界领袖，俗称之为“做点事”了。如此而已。一位朋友说， 当了教授，就别无所求了，因为没个职称，总觉得不大好看，但有了职称，还斤斤于级别、待遇等等，一来难免受制于人，二来，也实在有些太累了——等将来真正退了休，回过头一看，其实是白忙活一场。

说到底，能念念书，喝喝酒，吹吹牛，写点经过认真念书、认真思考而后的所谓文章（至少自己觉得还算满意），让后学读了，觉得此公非混子，于愿已足。既不必叱咤风云，引导别人作学问，也不必掺水式地拼命著书，求虚名图实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