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九卿、郡太官、县令，这些是由皇帝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宰相下面的十三曹，就由宰相自己辟用。此外各衙门首长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门首长自己任用。

现在这个太学生考了乙等，譬如他是会稽郡人，他便回到会稽，指定由郡县政府试用，这所谓补吏。

补郎与补吏，是太学生毕业后应有的待遇。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代》

钱穆先生在前面说，太学修业期满者，参加毕业考试，分为甲乙两科，甲科为郎，乙科为吏。此处又说，“补郎与补吏，是太学生毕业后应有的待遇。”

一般人读也就读了，并不会觉得这两处说法有什么不同，其实，钱先生并没有说清几个事实。

其一，太学毕业时的考试，分为两科，是指经考试得到毕业资格者，分为两科（不谈后来的变化）。其实还有一种情形，即考试不合格者。

虽然汉武帝兴办太学时，仅收学生五十人， 平均八个郡国，才有一个名额。也就是说，全国三千万人，才招五十人，绝对属于精英中的精英。哪怕就是这种精英，还要经过严格考试，才有少数能毕业，这种制度，也实在是太奇葩。

如果未能毕业的话，既不能为郎，也不能为吏，岂不是成了废才？这也实在太浪费了吧。

后来太学扩招到几千人甚至几万人，能毕业者，也不过百人。可见，更多的太学生，是很难在两年学制内毕业的。

更大的可能，这些未毕业者，成了钱先生所说的吏，实际其实就是僚，进入各级政府主官选择幕僚掾属的大名单。

其二，为和补这两个字，在古代是有严格语义区别的。钱穆先生貌似并没有搞清楚这一点，至少是没有讲清这一点。

前面钱先生所说，甲科为郎，乙科为吏。按照当时的语义理解，即得到甲科毕业证书者，被分配充当郎官，乙科毕业者，被分配充当吏。

为，指的是实任，也就是成为之义。

后面，他又说到补。补是候补，如同今天足球运动员的退补，只有在主力需要休息，或者受伤等情形下，也就是有空缺的情形下，才退补上场。

古代官员任职，有一个候补制度。某位官员达到了某一级别，毕竟不太可能立即任职，因为没有职缺，所以需要候补，等同一级别出现职缺时，才能补上。

得以补官的，必然要先获得补官资格。能不能补上，在吏部的自由裁量权。

其三，任何制度，不可能一成不变。钱穆先生所说分两科，或者甲科为郎，乙科为吏，并且从始至终。事实上，早期确实是两科，后来有变化也有反复，一度分出甲乙丙三科。

故此，钱先生说分两科，仅仅只是说明，汉代太学毕业考试 ，是分科的。并没有说明其中的变化。

其四，正是这个分科，有关甲乙两科的具体，钱先生同样没有说清楚。

从后来分三科时，丙科取为文学掌故，乙科取为太子舍人，甲科取为郎，我判断，这个分科，并不是按照成绩优良而分，而是按照科目分。

所谓按成绩优良而分，即大家全部考试同样的试卷，及格的分两类，即好和一般，好的，为甲科，一般的为乙科。

所谓按科目而分，则以五经的每一经为一科。比如通过三经者为乙科，通过五经者为甲科。

以上是钱先生这段话所涉及的历史知识。

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补官制度。

之所以形成补官制度，是因为某一职位出现空缺。出现空缺的原因，无非几种，如原职官员升任、调任、改任，也可能原职官员被处罚如流放，还有两种可能，死亡或者丁忧。

古代官员掌印，也就是有签字盖章权。一旦出现职缺，没人签字盖章了，工作就停顿了。所以，一旦出缺，必须立即补上。

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毕竟正职之下，有多个副职，还有常务。这些常务或者副职，都是为一旦出缺所做的准备。

为了不影响工作，在官员大名单上，就必定要留有余地。

以汉朝为例，全国一百四五十个郡，够格担任郡守的官员（包括其他同级官员）远不止这个数。如果少了，就可能出现某一郡多年没有郡守的情形。所以，待任职或者可任职的官员，一定比实际职位更多。

这多出的官员，只能等待出缺。比如某个郡守被提拔了，或者某个郡守丁忧了，当然，也还有包括死亡、撤职等情形。有了空缺，候补者便能补上。

也可能反过来，某个官员在某一职位履职年限够长，比如转了几地担任县令，吏部考绩，认定政绩卓著，官升一级。可原任县令之职已经由别人顶替，新升职务，还没有那么快下来，这个空档期，就是补官身份。

但是，这个缺，不是说补就能马上补。同样有两个原因。

其一，任命程序问题。

当代，某个官员的任命，上一级组织部门开个会就解决了。古代却不行，比如一个县官，在某一地卸任，需要回京向吏部复命。吏部还要研究再研究，然后再向皇帝提出任职建议。这道程序走的时间有长有短，短的几个月，长的甚至几年。

这个期间，该官员就是补官身份。

自然也还有钱穆先生所说的补郎或者补吏。所谓补郎，就是等待分配为郎，补吏，则是等待分配为吏，这个候补的时间，同样根据实际出缺而定。

别看太学每年只招五十名学生，还要读两年才能参加毕业考试，哪怕后来招收上万名学生，能够得到毕业资格的，也不足百名。但整个汉代的公务员体系，也经不住每年如数增加。何况，每年进入公务员系统的，还有其他几大渠道。

按钱穆先生的说法，这样的制度执行了几十年后，整个郎官系统，全都是太学毕业生，因此彻底改变了整个郎官的知识结构。

这一点，我认为是钱先生想当然了。郎官始终不止太学一个渠道，征辟和察举而获得郎官身份者更多。到了一个朝代后期，必然出现公务员体系臃肿庞大的问题。

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解决任何问题，都会有各种人提出各种办法。这些方法很可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却又不得不如此。

比如早期太学生，修业两年就可以毕业，毕业后为郎或者为太子舍人，再过两年便可以补吏。到了后期，由两科变成了三科，增加了一科，实际就将补吏的时间延长了两年。再然后，由入太学到补吏，延长到了八年。

不仅如此，早期太学生只招五十人，后期招收万人，得到毕业资格的，仍然不到一百人。其中的九千九百人，拥塞在太学里，造成了人才的浪费。

太学里之所以挤满学生，是因为整个仕途人满为患。

每一个朝代，一旦进入迟暮之期，各种怪事就全都出现了。

大家都想挤进仕途，而朝廷恰好又遇到了财政困难。毕竟到了末期嘛，各种矛盾尖锐突现，吏治腐败到了无以挽回的程度，朝廷用度紧张，民怨沸腾，内忧外患，战事不绝。这时候，国家财富，大量积聚于私人，私权开始极度膨胀，而政府财政愈加吃紧，却又有些钱不得不用。

实在无钱可用，朝廷便想出一个办法，开官帽子店，将所有职级的官帽子，标价出售。历朝历代，到了后期，往往会拿官帽子换钱，以补财政。这些出售的官帽子，绝大多数属于补官。

清朝中后期，捐官制度泛滥，达到登峰造极，价格也各不相同。不仅有实授官员，还有补官，甚至还有虚职。最早捐官者，还需要有身份地位，一般被视为社会低等的人，诸如贱籍之类，就是有钱，也没有资格捐官。到了后来，什么人，只要有钱，都可以捐，哪怕罪犯，也可以捐钱减刑甚至免罪。

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是胡雪岩。

胡雪岩原本是一个商人，因为攀上了左宗棠的关系，大受提携，清政府于是授胡雪岩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

候补道，就是候补道台，是一个典型的补官，而没有实授，也就是给了他一副补服顶戴而已。

不仅仅是胡雪岩，整个大清朝，补官泛滥，戏文里经常出现的员外，其实都是补而不官。

我之所以特别谈到补，是因为候补上任，原本是一种非常科学的任职方式。但到了后期，吏治越来越败坏的时候，补官这种事，就成了卖官鬻爵的滥殇。

一个朝代，到了官帽子泛滥的时候，也就即将谢幕了。